当代中国女性公共参与意识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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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女性公共参与意识培育研究述评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没有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完全等同的概念,但有“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意义相近的概念范畴与实践领域。国外学者关于政治教育、公民教育等的研究散见于政治文化、政治理论的探讨中。而女性参与作为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核一直贯穿于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中,可以说,西方国家关于女性公共参与的研究与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如影随形。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争取平等、自由一部分的女权运动的兴起是西方女性主义政治理论的开端,而后不断觉醒的女性主义者先后掀起了三波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丰富并趋于成熟。始于19世纪前后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被冠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其主要运动目标是为白人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女性进入公共的和文化的领域争取教育权和选举权,他们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有理性,国家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平等地对待男女两性。尽管男女两性存在天然的生理差别,但他们在社会性上是一样的,通过教育和训练,二者都可以成为公民。在历史上,女性一直没有享受到与男性同等的权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密尔都挑战女性是非理性的这一假设,认为女性应该获得外出就业的选择权,成为有选举权的公民。但她们只要求承认公领域中两性平等,并未挑战女性在私领域的传统角色,更没有把矛头指向根本性的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斗争的成果是在法律文本中确认了女性有选举权。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进步,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平等参与权终于在法律上得以确立。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著作有孔多塞的《论妇女的公民权》(1790)、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1792)和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

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兴起,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论著。“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养成的”旗帜鲜明地反对性别本质主义,强调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形塑作用。除了要求平等的公共领域参与权之外,开始倡导“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主张将政治延伸到私人领域。女性的参与意识进一步被唤起,女性的基本权利在社会舆论层面上受到尊重,也在更多的国家获得立法保障。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第三波女性主义开始借用解构主义的理论解构二元论的理论框架,提出政治学和性别的相互重叠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政治领域中增加女性的数量这一表面层次上,而是在政治理论提出的各边界和二元解构的更深层次上。[19]女性主义学者盖顿斯评论说,尽管政治参与一直以排斥女性身体的方式来建构和界定,但女性在身体上没有多少不适合参与政治的特征。如果是这样,那争取女性进入现行体制的斗争就会适得其反,除非在斗争的同时对排除女性身体的做法进行分析,如今人们依然根据这种排斥女性身体的思维来界定国家及其运行构架,根据这种方法思考并维持其他的存在方式。[20]

在女性主义政治理论的指引下,研究者对女性公共参与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理论思考。当然,这里的公共参与主要是政治参与,间或包含一些经济参与和文化参与。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女性的低政治化是导致成年后不具备某些适合参政的特质和能力的主要原因;荷兰的杰里米·马亚和希瑟·斯克米德通过国际比较,对中国、日本、墨西哥和美国四国的初中生观察发现,女孩对政治参与的价值判断与男孩相差无几,四个国家参政的性别差异很小,但他们仍然认同政治是男人之事。第二,资源论。认为女性因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匮乏,导致在政治参与中处于弱势;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肯特·詹尼斯通过对中国四个村庄的调查分析,重点探讨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因教育、体制和性别的社会分工等导致的两性政治参与的差异。荷兰的汤杰则通过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比较分析了两性在政治参与中的差异。调查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不仅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而且对于比自己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都更多地投身政治。第三,角色冲突论。强调女性因家庭与工作双重角色引起的冲突而在参政形态上有明显的边缘性和业余性。美国学者法瑞娜·班丽在《女性政治参与的问题与挑战》一文中也归纳了影响女性政治参与的五大因素,即性别角色的观念形态,公共政治对女性的排斥,社会文化对女性生产、再生产的期待,经济资源的匮乏,社会资本和政治能力的欠缺等。[21]第四,结构论。强调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上的限制对女性政治参与所产生的障碍。美国学者杰克·维斯特等在其编著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妇女》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对女性政治生活和政治地位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对女性参政的冲击。澳大利亚学者李木兰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对女性参政保障制度的废除带给女性权利领域参与的缺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祖德·豪厄尔教授在《努力撑起中国女性参政半边天》一文中重点探讨了至21世纪初,中国的权力领域仍然由男性主宰,女性继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女性主义虽极力支持女性政治地位的提升,但在改革开放后因经济建设的负累而暂时无暇给予提升女性政治地位更多的关注。在他的另一相关研究中,分析了实行村民选举以来,女性在村级治理结构中政治参与水平持续走低的原因,认为社会实践、经济结构、制度规范和社会文化都对中国女性政治参与带来不利影响。

(二)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对女性公共参与的理论关注始于近代社会的急剧变革和西方女权思潮的强大冲击,且主要以女性的政治参与和平等教育权利的获得为对象,研究内容散见于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著中,专题性论著鲜见。早期的代表性论述主要有金天翮在其论著《女界钟》(1903)第七节论述了“女子参与政治”问题,把“男女平权”作为女性参政的基础。五四运动后,中国的一些男性知识分子开始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性别观研究中国女性与政治问题。如李大钊的《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和《现代的女权运动》,李达的《女子解放论》,陈独秀的《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等文章,集中探讨了妇女参政的法律资格,参政的意义,参政与教育、职业、经济的关系等,但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理论性与系统性。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妇女运动的实践相结合,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和妇女解放之间关系的角度,发表过关于妇女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论述性文章。大部分内容散见于《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27—1949)、《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和《毛泽东主席论妇女》等史料中。

对当代女性公共参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被称为启蒙和争鸣的时代,改革开放带来的体制转型和女性参政保护制度的后撤,导致权力领域女性的人数滑坡,从而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女性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对女性政治参与的内容、实质、比例、途径及其优劣势的现实问题研究蜂拥,但更多地停留在现象的描述,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受世妇会的推动和国际女权运动的影响,理论界的研究蓬勃发展,关于女性参与尤其是女性政治参与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且从多层次、多角度综合运用了女性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研究内容也得到了广泛的拓展和深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理论室编著的《妇女参政导论》(1993),王行娟的《中国妇女参政的行动》(1995),李银河的《女性权力的崛起》(1997)。21世纪以来的研究理论上更为深入,视野也更为开阔。从这一时期开始,女性参与的研究视角真正从政治参与转向了公共参与,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研究者已认识到仅从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性别观念影响以及妇女个体的素质与能力角度,不足以解释各种性别不平等现象,而从制度与结构层面更能反思性别制度与各种性别不平等现象之间的关系”[22]。主要的研究专著有欧阳洁的《女性与社会权利系统》(2000),李慧英的《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2002),梁旭光的《民主政治进程与妇女参政》(2003),李英桃的《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2003),邱仁宗主编的《女性主义哲学与公共政策》,周颜玲等主编、王金玲等译的《全球视角:妇女、家庭与公共政策》(2004)等。这些专著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视角来探讨女性在公共参与中的现状、问题,把女性的参与提高到社会全面发展和民主政治完善之必然要求的高度。

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以后,有关女性公共参与的学术论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女性的政治参与成为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大致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探究了妇女的政治素质、文化知识、政治心态、经济条件、社会环境、法律制度等,几乎所有的研究无一例外地提到女性参与意识的重要性和关键作用,对如何培育和提高女性的参与意识大多点到为止,没有深入解析。十七大以来,随着国家对公民参与的倡导,学界对公共参与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探讨。

从中国知网的载文情况来看,以“公共参与意识”“参与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为主题对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文献进行模糊检索,共检索到1995—2018年期刊论文676篇,发文趋势如图0-1所示。

图0-1 1995—2018年发文趋势

梳理这些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对公共参与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参与不足的影响因素分析、培养公共参与意识的途径、网络公共参与的现状和规范等方面,从具体参与领域来讲,政治参与仍然是最受关注的焦点领域,关注的研究对象群体主要有大学生(青年群体)、农民(包括农民工)、女性、知识分子等。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检索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绘制出这一时段公共参与意识研究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与文本整理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图0-2 1998—2015年公共参与意识研究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从模糊搜索文献中最终过滤出关于女性公共参与意识培育的文献19篇(见表0-1)。

表0-1 关于女性公共参与意识培育的文献

续表

如图0-3所示,对以上19篇文本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看到以往对女性公共意识的研究中,“政治参与意识”“女性参政”“村委会选举”“政治生活”“性别文化”“参与状况”“影响因素”“性别意识”“参政意识”“妇女干部”“社会性别”“政治冷漠”“政治素质”等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这说明目前对女性公共参与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领域,更多关注妇女干部,也就是关注直接的政治参与。

图0-3 19篇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对公共参与研究的硕博论文持续增多,以“女性”与“公共参与意识”“参与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为主题进行组合对中国知网硕博论文进行模糊检索,共检索到硕博论文346篇,发文分布如图0-4所示。

图0-4 公共参与研究领域相关的硕博论文数量

这些学位论文从新闻学、行政管理学、政治学理论、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都对公共参与有所涉及,只是每个学科依学科特点和话语体系不同关注的角度各异。新闻学主要是从民意表达角度切入,研究微博意见领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政治学理论对公共参与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公民意识的发育和政治参与引导。社会学则主要探究促进公共参与的社会支持系统。思想政治教育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公共参与意识培育,一般是放在公民意识培育的框架下来谈。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硕博论文进行关键词分析,绘制出这一时段公共参与意识研究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如图0-5所示。

图0-5 公共参与意识研究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结合文献发表时间进行关键词演进分析,图谱如图0-6所示。

总体来看,关于女性的公共参与意识培育尚没有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散见于各类论著中的零星观点仍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思维借鉴和研究基础。

(三)综合评析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文献的检视可知,西方学界关于女性参与的研究已经历经几百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后的一段时期内,国内的学者一直在引进、消化这些理论成果,其较为成熟的理论基础、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性别的独特研究视角都为国内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和思想启迪。但是由于西方学者研究的理论来源和所关注的问题根植于西方的社会土壤和文化背景,如果将其直接移植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上,结论往往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是不科学的。近些年,妇女研究中出现的对西方理论的水土不服、隔靴搔痒等问题已经逐渐浮现。必须看到,国外的理论更多在制度层面上探讨女性的参与问题,而其实关于参与,尤其是参与意识、参与心理与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等非制度性因素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图0-6 结合文献发表时间的关键词演进分析

国内对女性参与的关注长期以来都集中在政治参与上,近20年来才出现了对整个公共参与的转向,分析视角也从单纯的女性视角开始转向两性对比的视角,开始采用社会性别方法观照女性的参与问题,对女性参与意识的根源也开始追溯到社会文化上。但是现有研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第一,简单重复性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大量存在,多为实证研究,研究中充斥着貌似科学的量化指标和数据,而为数不多的定性研究又缺乏深度的理论探索。虽然能够将女性公共参与缺失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传统性别文化和文本制度以及实施机制的缺失,但没有对传统性别文化的惯性作用和制度之所以缺失做深层次的根源性分析,仅得出一些解决女性公共参与的所谓“良策”。而且在理论上习惯于简单地把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成果套用于中国女性参政的个案分析得出一般结论。为此,研究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女性公共参与意识的培育有必要真正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广大妇女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总结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充分认识我们的本土经验和管理优势,把女性参与意识培育的理论研究引向更高层次。第二,研究方法虽然呈现多学科的交叉,但多偏重于社会学和史学。除了运用社会学中的社会调查、心理学中的心理访谈外,从史学角度对女性政治参与的历史与现状描述过多。而且描述的视角主要是填补女性在历史上的空白,把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即便是对处于权力决策高层的女性参与的解读也过多地定位于“民女”,这样的定位使得对女性参与意识研究中一些关键问题的探讨陷入片面或者被遮蔽。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在研究中的整合度不高,逻辑性不强,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内的许多研究还处于一个较肤浅的层面,研究视角和方法都有待于拓宽。特别是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到位,两性参与状况对比研究的社会性别方法不充分,比较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尚未形成。第三,对参与意识的培育研究不足。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如何理解女性的参与、参与不足的原因和表现以及如何提高参与水平。因此,更多描述的是参与缺失和向女性“赋权”的静态图景。而对于提高参与最具革命性的意识因素缺乏深入的解析,“为什么参与,为什么不参与”,背后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因素,必须将参与意识研究放入中国制度、文化相结合的整体性架构与宏观理论分析体系中才有可能看到全貌。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专门探讨人的思想工作、调动人的参与热情的研究领域对参与意识的研究应该更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但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尚无对此进行探讨的专门研究。正是基于上述种种研究现状中的问题,笔者拟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公共参与意识的培育,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理论界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