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记忆视角下的姚氏祖先谱系
今存《十六国春秋·后秦录》和《晋书·姚弋仲载记》关于姚氏祖先的记述依然存在一些差异。《晋书》中填虞的事迹不见于今存《十六国春秋》，且前者对迁那（郍）和柯迴（迥）的职官记述更为详细。[11]《十六国春秋》原书已佚，部分内容保存在唐宋类书中，而唐宋类书在引书时多有节略，这可能是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
关于自烧当以下，经填虞、迁那、柯迴至姚弋仲的祖先谱系，学者们多将其名字及事迹与其他文献中的人物进行勘同，从而确定这一谱系的真实性。董刚和俄琼卓玛都将填虞和永平元年（58）被窦固和马武击破的滇吾相勘同，后者更是将迁那与永和元年（136）寇金城塞的那离相勘同。[12]然而，这种研究思路更关注两者名字、事迹等相一致的部分，对相互歧异的部分则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忽略了。例如，据《后汉书》中的记载，滇吾是烧当的五世孙，窦固和马武击破滇吾是在永平元年七月，永平二年滇吾降于护羌校尉窦林，窦林为此专门上奏，并与滇吾一起“诣阙献见”；[13]而《十六国春秋》和《晋书》中均记述填虞是烧当的七世孙；窦固和马武击破滇吾是在中元（56～57）年间，滇吾战败后“徙出塞”。更为明显的是，永平元年与永和元年之间仅相差约80年，而迁那为填虞九世孙，将迁那与那离相勘同，其间显然存在扞格之处。
笔者认为，暂时搁置对这一祖先谱系真伪的考证，而将其视为姚氏集团的关于祖先的集体记忆进行研究，或能推进对这一材料的认知和理解。王明珂先生曾将集体记忆研究者的主要论点总结为：（1）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2）每一种社会群体皆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借此该群体得以凝聚及延续。（3）对过去发生的事，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因为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是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回忆是基于此心理倾向上，使当前的经验印象合理化的一种对过去的建构。（4）集体记忆有赖于某种媒介，如实质文物及图像、文献，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14]按照这种思路，我们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是：其一，为什么选择烧当、填虞、迁那和柯迴进入姚氏的祖先记忆，而其他的祖先则在记忆中消失？其二，姚氏希望通过这一祖先记忆号召和凝聚哪些人群？其三，姚氏建构这一祖先记忆面对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是什么？
首先，选择烧当、填虞、迁那和柯迴进入姚氏的祖先记忆与十六国时人对两汉时期羌人的历史记忆密切相关。关于烧当，《后汉书·西羌传》中有云：“从爰剑种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后以研为种号。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15]烧当是羌人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首先，他与河湟羌人的始祖无弋爰剑之间有明确的世系传承关系，这意味着从血统的角度而言他是地位最显赫的羌人。其次，因其为人豪健，他的子孙以他的名字为本部落的名号，即他是羌人烧当部的始祖。关于烧当部，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隃麋相曹凤在其上言中指出：
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为非，难以攻伐。南得钟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蓄，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16]
据此可知，东汉前期，烧当种是羌人部落中势力最强的部落。而在羌汉关系中，烧当种经常是冲突的发起者，处于主动地位。简言之，烧当在河湟羌人中血统最纯正，且以其名字命名的子孙部落在东汉前期最为强盛，这些或是姚氏选择烧当为其羌人始祖的缘由。
填虞或即是滇吾，但是姚氏对其人生事迹进行了重新建构。易言之，填虞可能是经过形象改造后符合姚氏需求的滇吾。东汉前期，烧当部势力强盛且不时寇扰东汉边地，填虞是这一时期烧当部的部酋。如前所述，和滇吾不同，他在战败后并没有归降，而是迁徙出塞。总而言之，在姚氏的祖先记忆中，填虞是其家族及部落独立于华夏政权之外且势力强盛时期的代表和象征。
据黄烈先生研究，东汉时期，羌人内徙主要有三种情况：其一，西羌豪酋主动请求内属；其二，西羌豪酋率众犯塞，经过战斗，或俘或降；其三，汉军出塞击羌，羌人或俘或降。[17]这些不同来源的羌人，内徙后所得到的待遇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本身的组织结构也有不同的变化。对于主动内附的羌人豪帅，东汉政府经常授以职官爵位，承认他们对所部羌民的统帅地位。易言之，相比于战败被俘或迫降的羌酋，主动内附的羌酋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这或是姚氏祖先记忆中填虞战败后出塞而非归降的原因。基于同样的原因，迁那是姚氏家族及部落内附经历的代表和象征。东汉政府嘉赏迁那率众内附的行为，对其拜官赐爵，并将他及所属部民安置在南安赤亭。
迁那的玄孙柯迴是姚氏家族内附之后积极融入华夏社会的代表和象征。在姚氏家族的记忆中，其家族在汉魏易代中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依然官宦不坠，并在魏蜀对峙中，参与了曹魏把姜维牵制在沓中的军事行动。
综上所述，烧当、填虞、迁那和柯迴是姚氏记忆中其家族在不同时期的代表和象征，是精心挑选和细致改造的产物。其记忆中的家族历史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世袭羌人部酋，且血统最为高贵纯正；其二，所属部落势力强盛；其三，主动内附并获封官爵；其四，世代簪缨，且立有军功。
虽然具体细节和过程或有不同，但内迁至陇西、关中地区的氐羌部众都拥有大致与姚氏家族类似的家族记忆。即起初以部落的形式独立于华夏政权之外；之后开始与华夏政权接触，或战或和；随着接触日益频密，逐渐内迁并开始融入华夏。姚氏家族记忆中的祖先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内迁至陇西、关中地区的氐羌部众显然是他们希望通过这一祖先记忆号召和凝聚的主要对象。此外，官宦不坠是魏晋时期华夏士族的主要特征，姚氏凸显其家族内附之后世代簪缨的形象当是为了拉近其与关陇地区的华夏士族之间的关系，淡化相互之间的夷夏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