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刘泽生

如果说，“名家专论”、“港澳研究”、“总编视角”、“中西文化”、“文学研究”是《澳门理工学报》的品牌专栏的话，那么，“港澳研究”就可谓其中最富有地方特色的专栏了。

澳门理工学院拥有良好的学术资源。学院理事会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对学报的办刊方向与选题策划等方面给予高度的肯定，在办刊生态环境乃至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充分的保障，李向玉院长亲自主持了学报改版的全过程。“港澳研究”也是本院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优长学科，相关的研究机构主要有“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中西文化研究所”、“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博彩教学暨研究中心”等。在2009年颁发的第二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的全部五个奖项中，澳门理工学院一举获得了其中的四项，涵盖了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文学艺术等学科。作为澳门地区的高校，加强对港澳问题的研究，更是题中之义。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澳门理工学院主办的学术刊物。在学报改版之际，如何走出一条富有自身特色的转型之路、发展之路，力图从专业化、专题化发展的方向突出刊物的特色，如何加强策划，在刊物栏目的设置上既突出学科发展的需要，也兼具港澳学术研究的地方特色，同时使本院及澳门本地的优势学科能一定程度上在学报有所展示，这就成了当年改版策划的重点之一。颇具缘分的是，笔者的学术背景正好与港澳研究有密切的关系，由是，最终催生了“港澳研究”这一专栏。

在当年改版第一期（2011年第4期）上，笔者作为“港澳研究”专栏的主持人，在开栏的“主持人语”中就开宗明义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港澳研究”是一个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的栏目。从时间跨度上来说，即涵盖了香港、澳门地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从地理区域上来说，不仅仅是以香港、澳门作为研究的对象，也包括粤港澳关系、港澳与内地，乃至港澳与世界的关系；从研究内涵上来说，则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文学等诸多学科。港澳问题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由来已久。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学”与“澳门学”的相继提出和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促成了港澳研究的热潮。港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刊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港澳研究”的课题，并定期推荐海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共同为“香港学”、“澳门学”的建构略尽绵力。

改版7年来（至2017年第4期），“港澳研究”专栏共推出了24期（尚未包括本刊的“旅游博彩”、“区域经济”、“文学研究”专栏中与港澳有关的选题），发表了65篇文章，约110万字，其研究领域涉及港澳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学科，除了部分属于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与港澳现实民生有紧密关联的应用性研究，包括在港澳历史发展阶段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相关课题。境内外从事港澳研究的知名学者，不少都在此奉献佳作，如陈庆云《对〈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理论思考》（2011年第4期），蔡赤萌《澳门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2011年第4期），孙代尧《澳门适度人口规模和结构研究》（2012年第4期），陈恩《澳门城市土地人口承载力探析》（2012年第4期），杨立强、华晓红《上海与香港国际航运中心优势比较及其启示》（2013年第1期），冯邦彦《横琴开发与澳门企业的发展商机》（2014年第1期），封小云《大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水平评估与效应分析》（2014年第4期），殷存毅《空间扩展与结构完善：澳门发展的前景探讨》（2015年第2期），王五一《论博彩业的监管依赖》（2015年第3期），陈广汉《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模式和港澳独特作用》（2016年第1期），曾忠禄《拉斯维加斯的动态能力及澳门的借鉴》（2017年第1期），齐鹏飞《香港回归20年“一国两制”实践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2017年第2期），杨道匡《澳门城市空间开拓与经济产业多元发展》（2017年第3期），骆伟建《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与特区法治》（2017年第4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关于港澳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个阶段的专栏文章中，共有历史研究文章14篇，约占文章总数的22%，且文论厚实，佳作迭出。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莫世祥、李长森、章文钦、张晓辉、董少新、江滢河、赵利峰、张中鹏等名家新秀，汇聚一堂，实属难得。《澳门理工学报》为“港澳研究”——“香港学”、“澳门学”的建设，搭建了一个极佳的平台，这是一件值得学界欣慰的事。

近年来，关于加强“港澳研究”——“香港学”、“澳门学”的呼声又一次进入学界的视野。以“澳门学”为例，由澳门基金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在我国，目前作为一个以地域名称命名的区域性综合学科，成果比较丰硕、具有较大影响的有“敦煌学”（Tunhuangology）、“藏学”（Tibetology）、“徽学”（Huizhou Studies）等学科，并已成为国际性的显学。近年时有学者将“香港学”（Hongkong Studies）、“澳门学”（Macao Studies）与之相比较，并出版了相关的学术著作。笔者以为，目前所称之“香港学”、“澳门学”，似乎与“敦煌学”、“藏学”、“徽学”还缺乏很确切的可比性，从学术成果的广度、深度与影响力而言，也还是有一定差别。实际上，目前学界对于“香港学”、“澳门学”概念的理解也不尽一致。百度百科是如此解读的：“澳门学是一门以文献档案、文化遗产为基础，以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探寻澳门模式与澳门精神的国际性、综合性学科。”这一定义也许还可以继续讨论。但近年来“澳门学”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目前比较关注“香港学”、“澳门学”这一概念的群体，大致上相对集中于从事港澳历史研究的学者，如能有更多的从事港澳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法学、文学等学科研究的学界同行予以关注，从学理上、实践上给予梳理，从交叉学科的研究上予以突破，或许对于“香港学”、“澳门学”在整体上的学科构建，会有更佳的效果。假以时日，“香港学”、“澳门学”的研究前景当是可期的。“香港学”、“澳门学”也许更具广阔的研究内涵与现实特征，其产生的时代共鸣，也将远远超出纯粹地理学上“香港”、“澳门”的时空概念。一个新兴学科的构建总有其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的烙印。“港澳研究”——“香港学”、“澳门学”需要一个更高、更广的研究视角，一个跨越多学科、可以足够包容的学术范式。

若干年前笔者曾经发表过一篇有关“澳门研究”的小文，对回归十多年来“澳门研究”的状况作了一番梳理与思考，对“澳门研究”的特点提出了若干看法，现在看来似乎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一，“澳门研究”有别于中国内地其他省区的地方研究而更具跨区域研究的意义。澳门是一个在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特殊地区，是“一国两制”的构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先行试验区之一。“澳门研究”既要研究古代的澳门和1999年回归前葡萄牙管治下澳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演变，更要探索回归后在“一国两制”新的历史条件下澳门的发展变化及其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示范作用。其二，“澳门研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内涵，是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行政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要提倡跨学科的研究协作，要重视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要加强葡文、英文等外文档案资料和中国古籍资料的搜集、翻译、整理、出版工作。要在多学科、多层次、多视角、多语种的研究上争取有新的突破。其三，“澳门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理论联系实际的时代特征。学术研究要关注社会变革的最新动态，要为现实变革与政策制定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只有扣紧时代的脉搏，才能使研究获得新的张力。对于“澳门研究”的这种认识，对“香港研究”也具有相应的意义，也许值得我们共同的关注。

现在学界对于“港澳研究”的关注，笔者以为其意义主要并不是在于探讨建立“香港学”、“澳门学”这一学科是否具备条件，而是在于该如何充实、完善、丰富“香港学”与“澳门学”，让“港澳研究”在研究港澳、认识港澳、建设港澳的实践中发挥更大的效应，这才是我们所需要共同面对的。港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具有凝重和深厚的历史内涵，值得学界高度重视。在构建“香港学”、“澳门学”的进程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期待着更多有深度、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专题研究成果的面世，这还需要学界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香港、澳门回归以来，两地社会、经济诸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进步，关于港澳的研究，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令人欣喜的事。当前，“港澳研究”正处于一个重要的阶段。新的历史时期赋予学术研究新的使命与新的内涵。如何适应目前新形势的发展，提出新的研究选题，构建新的研究体系，尤其是探讨当前港澳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研究的热点、重点与难点，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思考未来的研究，值得高度重视。从学术理论研究的创新角度而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爱因斯坦）。在“港澳研究”中，哪些问题值得学界更多地关注，哪些领域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哪些选题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哪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需要丰富和创新，始能更准确地反映和把握客观实际（包括应用新资料、新工具、新视角、新框架、新理论）等等，这都是当前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所关注的，也是敝刊开辟“港澳研究”专栏的初衷。

现在奉献给读者诸君的这个文集（共分为两卷出版），主体部分正是敝刊“港澳研究”专栏的文章。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敝刊关于港澳问题的研究还涉及另外的多个专栏，即“旅游博彩”、“区域经济”与“文学研究”。在这些专栏中，曾经刊发过多篇有关澳门旅游博彩业、粤港澳经济关系以及港澳文学研究等方面的文章，2015年后，相关版面已经做了调整（包括取消“旅游博彩”专栏）。限于篇幅，本文集仅在2011～2014年卷中增录了原有“旅游博彩”专栏中的部分文章。需要了解其他专题研究成果的读者，请直接进入敝刊网页或超星、CSSCI等网站检索。二是为方便读者对各期专题研究内容及相关背景资料有一个全面了解，结集出版时保留了原有学报专栏中由本人撰写的“主持人语”，而本卷文章的编排则按学报原发表时间先后为序。为保持作品原貌，本文集出版时，除个别错讹文字、数据外，原则上对原作均不做修改。

目前“港澳研究”正进入一个难得的好时期。“港澳研究”是应该有所作为的，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期待学界与社会各界一如既往的关爱，期待“港澳研究”再上新台阶。

2018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