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制度差异 兴衰契机
19世纪40年代初期及中期，港英政府和澳葡当局相继将香港和澳门开放成自由港，并且按照各自的管治理念，对所辖自由港的顶层设计及其内部机制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致使这两个分别位于珠江口东、西岸的自由港，虽然开港时间相近、地理位置毗邻，各自的运行制度却存在明显的差异。
免税与加税，是港澳自由港顶层设计的制度差异所在。本来，免征进出口关税是自由港的题中应有之义。香港开埠之初即以此招揽中外客商。为了弥补免征关税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港英政府决定通过拍卖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和按年征收地上建筑物的地租（差饷），分享经济发展推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收益，满足本地公共开支的需要，由此形成英式自由港政策中最具特色的土地批租制度。这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吸引中外客商前来香港进行转口贸易和投资物业，促进本地开发和经济发展。可是，澳葡当局却在宣布澳门成为自由港的法令中，埋下开征各种税费的伏笔。澳葡当局在扩张界址受阻、所辖区域的土地产权存在争议，因而难以仿效香港实行土地批租制度的情况下，只能以增加税费作为本地财政收入的唯一来源，不仅前所未有地将华人居民视为征税的对象，而且将各行各业都纳入征收范围。这增加了本地的交易成本，难以有效地吸引四方客商前来澳门进行贸易和投资活动，从而削弱了近代澳门的经济竞争力。
自由贸易与专营垄断，是港澳自由港内在运行机制的制度差异。顾名思义，自由港的运行机制本应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不仅要求不同经济体之间不设置保护各自利益的贸易壁垒，而且要求在同一经济体里政府不赋予某一交易者以专营的特权，不允许形成行业垄断，不妨碍其他交易者的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后一要求在自由港的内部运作中至为关键，是鉴别自由港是否名副其实的主要指标之一。香港开埠之初，港督德庇时为了迅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一度开征多项税费，并在鸦片销售等少数行业推行包税专营，结果遭到居港英商和华商的强烈反对，德庇时因此黯然辞职。从此，自由贸易在香港取得遏制包税专营的关键性胜利，香港历届政府都将自由贸易作为处理经济事务的根本准则。但与此同时，澳门总督亚马勒建立的包税专营制度不仅没有遭遇体制内的反制，而且由于它可以有效执行葡萄牙政府以加税来增加澳门财政收入的指示，为澳门历届政府一直沿用，并且将其适用于各行各业。全面实施招商承充，普遍允许专营承包商垄断经营，就成为葡式自由港内部运行机制的最大特色。
包税专营制度是利弊兼具的双刃剑。其利是眼前之利，澳葡当局和包税商通过权力和资本的置换，容易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坐享专营垄断压榨而来的利润。其弊则是后来之患，包税商终归要将预先支付的专营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澳葡当局赋予专营者的行业垄断，不仅压制本地的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而且还会将同行从业者排挤到诸如香港等营商成本较低的外埠。这一切都将严重损害澳门原有的贸易优势和经济竞争力。
1841年和1846年，英文期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先后报道香港、澳门宣布开放自由港的消息：“香港成为自由港”，“澳门将建成并非完全的自由港”。这两则措辞有异的简短报道，后来竟然一语成谶地道出这两个自由港日后呈现的明显区别。质诸后来的历史演进，这些区别首先表现在免税与加税、自由贸易与专营垄断的制度差异之上，此外还表现在自由港基础建设与功能设置等配套设施的优劣之中。港澳自由港的制度差异，埋下最终导致两地分别据以兴盛和衰落的伏笔。
[1]陈鏸勋：《香港杂记（外二种）》，莫世祥校注，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7页。
[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270、272、295页。
[3]译自《澳门月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1年1月号。1839年林则徐组织专人翻译西书、西报时，将该报英文名最先中译为《澳门月报》，后人直译为《中国丛报》。
[4]见《英夷在香港出示》，载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4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第241页。
[5]参见弗兰克·韦尔什（Frank Welsh）《香港史》（A History of Hong Kong），王皖强、黄亚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155页。
[6]译自《澳门月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1年6月号。
[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329、759～760页。
[8]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Hong Kong：Vetch and Lee Limited，1971），p.4.
[9]E.J.Eitel，Europ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Hong Kong：Kelly ＆ Walsh，Ltd.，1895），pp.234-235.
[10]近代香港长期杂用中外各种银元。19世纪60年代，港英政府一度设造币厂铸造港元，但因亏损而作罢，于是继续长期通用各种银元。1895年2月，香港总督府宣布墨西哥银元（鹰洋）、英镑银币及香港银币为香港法定货币，并禁止其他货币流通；但对民间仍习惯使用的西班牙银元（佛洋）、中国银元或日本银元（龙洋）等其他货币，政府也未明令打击。其实不仅香港长期混用各种银元，澳门及中国内地也是如此。至今，对于近代文献中笼统所称的“元”，研究者已经难以分辨是哪一种货币了。所以，本书循例不说明货币种类。
[11]E.J.Eitel，Europ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Hong Kong：Kelly ＆ Walsh，Ltd.，1895），pp.234-235.
[12]《英国下院特别委员会关于英国对华贸易现状的调查报告》（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Enquire int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转引自弗兰克·韦尔什《香港史》，王皖强、黄亚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216～217页。
[13]E.J.Eitel，Europ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Hong Kong：Kelly ＆ Walsh，Ltd.，1895），p.251.
[14]1858年起，港英政府重新恢复鸦片招商包税专营。1883～1884年，港英政府取消鸦片专营，改征牌照费。1885年起，又恢复鸦片专营。1914年起，港英政府再度取消鸦片招商承包专营制度，改由政府实行鸦片官营专卖。相关概况可参见潘兴明《香港禁烟史论》，《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15]《香港纪略》，《遐迩贯珍》1853年8月第1号。
[16]G.B.Endacott，A history of Hong Kong（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195.
[17]E.J.Eitel，Europ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Hong Kong：Kelly ＆ Walsh，Ltd.，1895），p.459.
[18]张富强等编译《粤海关十年报告》，广州：广州出版社，1993，第9页。
[1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440页。当时进出香港的船舶，以来往中国港口为多。
[20]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362页。有关19世纪40年代初澳葡当局与清朝政府谈判的详情，可参见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澳门：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1997。
[2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379页。1844年1月，港英政府为了拯救被澳门监禁的英国人坎贝尔（C.A.Camphell），颁布一号法令，宣布澳门属于中国管辖范围，要求澳门遵照英国在华拥有领事裁判权的条约规定，将坎贝尔交由英方处置。此举受到葡萄牙政府的抗议，葡英关系一度紧张。
[22]该法令的葡文全文载香港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6年2月号，中文译文转引自邓开颂、黄启臣编《澳门港史资料汇编（1553～1986）》，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236～238页。
[23]译自《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6年2月号。
[24]转引自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澳门：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1997，第241～242页。
[25]黄庆华：《中葡关系史》中册，合肥：黄山书社，2006，第582页。
[26]王昭明：《鸦片战争前后澳门地位的变化》，转引自黄启臣、邓开颂编《中外学者论澳门历史》，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第209页。
[27]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澳门：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1997，第236页。
[28]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澳门：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1997，第119页；邓开颂、黄启臣编《澳门港史资料汇编（1553～1986）》，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240页。
[29]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澳门：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第122页。
[30]《澳葡政府宪报》1851年1月4日第7号，转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663～1664页。
[31]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姚京明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112页。
[32]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澳门：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1997，第210页。
[33]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7，第224页。
[34]威廉斯（S.W.Williams）：《中国商业指南》（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第230～231页，转引自邓开颂、黄启臣编《澳门港史资料汇编（1553～1986）》，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240～241页。
[35]转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690、1724页。
[36]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澳门：澳葡政府印刷署，1998，第100～101页。
[37]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第8页。
[38]吴志良：《澳门法制》，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第42页。
[39]转引自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7，第223页。
[40]黄启臣：《澳门历史（远古～1840年）》，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3页。
[41]杨仁飞：《澳门近代化历程》，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第117～118页。
[42]《广东巡抚郭嵩焘查明澳门前后大概情形清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755～756页。
[43]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姚京明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111页。
[44]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姚京明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268页。
[45]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28页。直到1902年8月，澳门第一家银行大西洋银行（又称大西洋海外汇理银行）澳门代办处才开始运营。
[46]转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623～1624页。“白鸽票”，即“白鸽标”，是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起初源自清朝的民间赌鸽，取《千字文》前80个字为鸽子编号，猜中为赢，后改以票猜投之。
[47]张廷茂：《晚清澳门番摊赌博专营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第3、4页；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624、1666、1675页。
[48]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姚京明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302页。关于近代澳门对收取粪便实施专营管理的合同，见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第228页。
[49]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108页。
[50]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第424、388、411、385页。
[51]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52]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40～41页。
[53]杰弗里·C.冈恩（Geoffrey C.Gunn）：《澳门史（1557～1999）》（Encountering Macau，1557-1999），秦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第80页。
[54]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103、104、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