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核心关注：历史社会学是什么？
西方社会科学主流范式在走向无历史与反历史的过程中，并非一路坦途，其学术分工遭到各方力量的抵制，其中最为典型并持续有力的就是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是抵制现代学科分类体制的标志，旨在把时间观念与历史意识重新带回仅关注当下空间的社会科学，承接了19世纪的西方历史社会研究传统。西方历史社会学迄今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虽然仍没能突破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分类体制，没有真正实现“时空体”的理论追求，但的确以各种方式把时间与空间两种意识关联在了一起。
历史社会学是什么？这是一个本体论层面的元问题。我们只有直面这个不言而喻的元问题，才能回答“为何需要历史社会学”的因果论问题和“历史社会学有何用”的功能论问题。为了系统回答这个元问题，本书把西方历史社会学本身视为我们认识、反思与研究的对象，系统揭示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的前提预设、认识论基础、方法论原则、分析策略及其层级关系之间的历史演进过程。这构成了本书研究的核心内容。
也只有回答了这个元问题，我们才能解释当代西方知识界两种相互矛盾又彼此关联的学术现象：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历史社会学成就了一大批名学者与好作品，几乎所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都有历史倾向；即便如此，西方历史社会学至今依然没有形成公认的核心概念和统一的研究议程，没有突破既定的学科分类体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学科领域。
第一种学术现象众所周知。西方历史社会学从20世纪60年代复兴以来，产生了许多国际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如沃勒斯坦、查尔斯·蒂利、斯考切波、迈克尔·曼等，他们广为流传的社会科学作品无不关联于历史研究。这些倾向于历史的名家名作不仅成功抵制了功能论、系统论、博弈论等西方学术界反历史的主流范式，而且强烈不满实证主义、现代化、理性选择等主导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他们共同表达出一种反现行学科分化体制的学术立场，试图打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森严壁垒，汇集为一股强劲的学术运动，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一股学术力量。
从19世纪前期开始，历史学开始发展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学术传统和研究职业，专注于一手史料的真实性及其考证，关注严格的时间安排与具体的历史过程。几乎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在方法论层面独立于自然科学，随后逐渐丧失历史感，也脱离与历史材料的关联，专注于永恒不变的普遍规律、法则、结构、秩序、逻辑等非历史或反历史的目标。从此，历史与哲学出现了方法论分离，逐渐呈现没有时间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没有结构性思维的历史研究两种研究范式。如果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或哲学在19世纪的分化更多是在观念上，那么，进入20世纪，知识生产的世界中心从欧洲转向没有历史意识的美国，加剧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分化，并高度体系化和建制化，以至于近乎成为常识的是，历史学关注过去具体情境的特殊性，而社会科学关注现在民族国家空间的普遍性。
实际上，时空分离的研究预设与知识生产方式只是20世纪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人为建构的结果，并不符合人类社会生活的真实状态。人类本应该是时间与空间关系框架的存在物，其真实状态是时空一体化即“时空体”，时间流变和空间占位两种属性缺一不可、不可分离。时空体意识带来历史与社会两个面向相结合的观念，相应形成了历史社会研究的知识生产传统，而历史社会学是历史社会研究传统在西方现代世界兴起的表现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社会学具备“破”与“立”两种力量：“破”在于抵制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彼此分割的学科建制；但更重要的在于“立”，即当代一部分社会科学家不满于时空分离的知识生产状况，以历史社会学的名义，恢复或继承自17—18世纪以来近代欧洲知识界在认识论层面奠定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如孟德斯鸠、休谟、伏尔泰等启蒙哲人一样，关注人类真实的经验世界，运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意识，把历史与哲学真正勾连起来，而19世纪的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等思想家承此历史社会研究传统，成为20世纪历史社会学兴起的思想源泉与知识合法性基础。
第二种学术现象也不难理解。西方历史社会学在学术史上曾经出现两次学科化的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次尝试是在初创时期。“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这个术语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学科内部。这个术语的出现是为了反对没有历史意识的主流社会学范式（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主要以人类学领域为基础，抵制斯宾塞的线性进化论，并视之为社会学学科的一个子学科领域。然而，这种尝试失败了，因为它所批评的诸多范式，诸如反历史的、抽象经验主义的线性进化论、结构功能论，非历史的“中层理论”以及心理—行为分析等，后来都占据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导地位。
第二次尝试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社会学再次复兴，在更大范围吸收知识资源，包括英国经济史、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社会史、德法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等等。同时，历史学领域兴起定量史学和新社会史，借用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方法与模型展开历史研究。历史学与社会学出现从未有过的亲密，历史社会学亦迅速成为跨学科运动的“旗手”。这段时期，以巴林顿·摩尔与斯考切波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抵制以帕森斯为主导的功能论与系统论，提倡采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专注于经济、军事、国家、革命等议题，与马克思、韦伯、托克维尔等19世纪经典理论家一样关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止，历史社会学通过学会、论坛、期刊、课程、奖项以及各种研究与教学平台等表现方式，已经获得主流社会学学科的认可，似乎成功实现了学科化建制。
然而，在1990年前后，历史社会学遭到了来自历史学的集体发难，也引起一部分倾向于历史的社会科学家的自我反思与转向。在90年代之后，历史社会学研究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在主题上扩展现代性空间，从物质性的经济政治到非物质性的文化社会，从中心的精英群体到边缘的底层大众；在问题意识上转向行动、观念与关系网络，多样化研究反现代性的社会条件，并与当下热点结合；在方法上重视叙事分析与过程阐释，弱化实证性与结构性解释的主导地位。因此，历史社会学的既定学科基础遭到质疑。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与充满不确定性，移民、文化、宗教、帝国/殖民、民族等成为历史社会学的新议题，且难以被束缚于既定的民族国家视域，而是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从事件的快变到长时段的慢变，从村庄的小区域到全球的大规模，从经验的社会领域到信仰、心灵与艺术等精神领域的转变。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呈碎片化的扩展。同时，分析策略同样也呈现多样化趋势，包括回归比较历史分析，发展中层理论的机制研究和网络分析等，而时间理论化则成为历史社会学不可绕过的环节。议题的碎片化与方法的多样化并存，使历史社会学大大溢出了作为社会学的子学科范畴，甚至超出社会科学的研究议题。从此，社会学作为母体学科，已经无法为历史社会学提供充足的理论与方法，相反，历史社会学的新发现也不再仅仅反哺社会学或者社会科学，而是在客观上为人类的知识生产丰富历史面向，或者提供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