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预设：从时空关联到时空体

人类是受时间与空间双重意识限制的存在物。其中，时间意识让人类感知外界客观事物与自我存在的渐变、突变、不变、周期变、线性变，空间意识则是人类对事物占位大小及其与周围关系方位的心理反映。时间与空间两种意识设定并限定了人类的自我意识，规定了“我是谁”“我们是谁”的存在论问题。没有时间流变意识，人类就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要通向何方；没有空间存在意识，人类就会迷失方位。同样，时间与空间意识设定了“事”的存在。无论是自然存在之事物，还是人类自身制造之事件，都必须通过时间流变与空间存在两种意识来界定，并在时空关系框架中赋予“事”以某种特定意义；反过来，时—空也因人—事而有意义。因此，人—事与时—空紧密结合在一起。

人类发明了一套测量自然属性的时空标准。时空有了刻度精确的、统一的计算方法，可以准确反映事物存在与变化的方向、次序与速率，人类以此定位世间万物及其与自身关系的存在距离。自然尺度的年、月、日、时、分、秒等单位计算时间的变化，千米等单位计算长宽高的绝对空间占位，东南西北的明确方向标记相对的空间位置。人类由此才能理解自己在宇宙空间中的存在和变化，明确与自然共处的物理位置次序。换言之，人类认识世界与自我，并确定彼此之间的关系次序，创造出一种时空交织的物理坐标系，使宇宙万物在其中都可以找到各就其位的存在及其变化位置，从而锚定自然界发生的与人类制造的各种现象。

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更为复杂。人类的任何个体、家庭与社会群体都有独特而具体的时空意识，形成多层、多元、复合的时空观念结构，难以转换成自然的、统一的、线性的精确刻度，也难以整合到整齐划一的时空意识中。同时，时间意识之间、空间意识之间以及时空意识之间往往出现冲突、交织、争夺和分离。其中，时间是一种意识流体，没有始点与终点，只有主体自身设定并判断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环节，并且始终立足于“现在”（present），才能回忆过去与期待未来，并建构三者的意识关联。如果没有当下时间意识的行动主体，就无所谓过去与未来，唯有“现在”能让人类在过去与未来找到思维与意识的起点、存在的基础与连续性的意义，进而把空间的所有存在物都纳入时间流变的次序过程中。但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期待无时无刻不在争夺“现在”，以至于通常出现转向过去的与通向未来的两个“现在”。

同时，“在场”（present）表达人事的空间占位与此在，其社会属性是人类自身创造的制度、信仰、权力、交流和生活等规定性范畴，属于人造空间。但是，设定与构建社会政治空间，往往受制于传统观念的文化习俗和政治权力的制度性安排。其中，主权者对空间的界别与层级进行的权威性划分，定义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存在位置、地位与身份关系，其目的在于对空间的垄断性占有，维持社会群体交往的规范与秩序，甚至是操纵时间观念。但这必然产生相对抗的力量，以抵制、反抗、争夺与颠覆既定的时空结构次序。

总之，人类的真实样态应该是生活在时空关系框架中的，既依托特定的物理空间并存在于具体的秩序空间中，又处于变化次序严格的自然与社会时间中。因在时空关系框架中发生的问题波及长波段的时间与大范围的空间，涉及大规模的人群以及复杂的事件，影响人类历史进程与社会结构变迁，促发人类反过来思考时空关联问题。因此，唯有把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的历史社会研究才能逼近人类存在的真实状况、人事结构与生态环境。

当然，有关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关联性问题更为复杂，不同的文明体系有不同的时空观念，在文明进程的不同阶段对时间与空间之关系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近代西方在科学革命之后，牛顿奠定的经典物理学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两种不相干的独立存在物，其中时间是一种稳定的匀速运动的客观存在，是宇宙标准的“主时钟”。这种认识成为近代科学与自然哲学的基础性假设，因此，时间作为一种常量而被自然科学忽视。但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时空分离的经典假设也率先在物理学领域被颠覆了。1905年，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中指出，时间不是牛顿想象的匀速运动，宇宙不存在“主时钟”，时间的变化取决于观察者的位置与运动。这意味着时间与空间紧密相连。德国数学物理学家闵可夫斯基进一步提出，时间与空间可以结合在一个四维的时空结构中：“从现在起，孤立的空间和孤立的时间注定要消失成为影子，只有两者的统一才能保持独立地存在。” [1] 时空结构理论为广义相对论奠定了理论框架，颠覆了近代物理学奠定的绝对时空观念。

现代物理学开创的时空结构理论逐渐得到人文科学领域的回应。比如1940年俄国文学家巴赫金创造了一个新的合成词“时空体”（俄语xронотоп，英语chronotope），开创了西方历史诗学领域 [2] ；到了80年代，历史学家海登·怀特以此探讨19世纪的欧洲世界 [3] 。在他们看来，时间与空间不可分割，空间存在的一切事物并非永恒不变的，而是必然卷入时间的流变，打上时间流逝的烙印，并且在时间中才能获得独特的意义与形式。时间及其各种表现都局限于具体空间中，并表现为具体事物。有了空间的限制，时间意识取代了基督教神学确立的线性论、进化论、时期论与阶段论；而有了时间意识的限制，空间便不再是绝对、普遍、静止、永恒不变的。因此，时空体是人认识事物的载体，事物是认识时空体的形式，时间在空间中展开，而空间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并融入具体的事物整体中。

显然，时空体理论在自然哲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得到了认可与经验实践，这超越了康德在先验论层面上的时间与空间关系讨论。康德把时间（Zeit）与空间（Raum）置于先验感性范畴，认为这是认识事物的两种基本形式。其中，时间是人的内感觉形式，所有人类活动都在时间序列中运行；空间是人的外感觉形式，一切感知和经验的对象都在空间中排列组合。这种内外感觉限制了人对事物的认知与判断。但是，时间与空间有不同的属性，外感觉是心灵之外的事物，需要时间与空间的共同参与，但内感觉形式比如心灵、精神、概念与数学思维只需要时间，而不需要空间参与。 [4]

然而，相对论的时空体理论几乎没有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产生影响。在20世纪前期，西方社会科学受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主导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遵循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等不同的科学论假设和认识论逻辑，但主要还是受斯宾塞进化论的影响，专注于现时空中的具体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切断了与历史的关联。历史研究的主流范式也遵从兰克史学派的观点，专注于官方档案的史料考据，摆脱法律、哲学与神学的约束。换言之，20世纪前期，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不同于19世纪的历史社会研究，与历史学出现方法论分野，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真实样态进行了时空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