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到红色首都去的路上
一
被“白匪”追逐
“打倒吃我们的肉的地主们！”
“打倒喝我们的血的军阀们！”
“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们！”
“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开头用六句激情澎湃的标语，奠定本章基调，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这些动人的、用粗大的黑字装饰出来的标语下面，我在苏区里消磨了第一夜。
可是，这里还不是安塞，也不在任何红军士兵的保护之下。因为，正如我先前所忧虑的一样，我们在那一天并没有到达安塞，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仅走到一个躲在河湾里的小村庄，四面围耸着沉默而黯黑的山头。溪边矗立着几层石板屋顶的房子，标语就涂写在这些房子的泥墙上。五六十个农民和注目凝视的儿童们，拥出来迎接我们这支只带了一匹驴子的旅客队伍。
我的年轻向导，他是穷人会的密使，决定把我安顿在这里。他说，他的一头母牛最近养了一头小牛，附近有狼，他必须赶回去照顾一下。我们离安塞还有三十里路，在黑暗中不容易走去。他把我交托给当地穷人会分会的主席，妥为保护。我的向导和骡夫都拒绝酬报，既不要红区里的钱，也不要白区里的钱。
分会主席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诚恳的黄面孔，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衫，白裤子，露出一双坚韧的赤脚。他欢迎我，对我很和气。他把我领到村会议室的一个房间里，送来一些热水和一碗小米粥。可是，我不喜欢这一个黑暗而气味又不好的房间，请他让我用两扇拆了下来的门。我把这两扇门搁在两条板凳上，打开被褥，睡在露天。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夜。清朗的天空闪耀着许多北方的星，在我下面的小瀑布低声奏着和平与宁静的歌曲。因为长期旅行的疲乏，我马上就睡着了。
当我再睁开眼睛时，天已破晓。分会主席站在我的身边，摇摇我的肩膀。自然，我被他惊动了，立刻坐起来，已完全清醒。
“什么事？”我问。
“你最好早一点儿动身，”他劝告我，“这里附近有土匪，你应该快一点儿到安塞去。”
听到分会主席口中的“土匪”时，“我”马上想到自己此次的采访对象就是传闻中的“赤匪”，结果却另有所指——国民党民团。由这一细节可见当时有关红军的谣言深入人心。
土匪？我正想回答他，我此来正是为了要会见这些所谓的土匪，可是，我一转念间就明白他的意思了。他说的土匪，不是指红军，而是指“白匪”。我不再经他的劝告就动身。我不愿在苏维埃中国的境内，闹出给“白匪”掳去的笑话。
这里，读者需要若干解释。用国民党的名词来说，“白匪”就是民团，正如国民党口中的“赤匪”，用苏维埃的名词来说，就是游击队。国民党为镇压农民暴动纷纷组织民团队伍。民团在保甲制度中是一个基本的部分。保甲制度是统治农民的一种旧式的方法，现在国民党在中国以及日本人在伪满洲国，都广泛地实施这种制度。
按字面讲，所谓“保甲制度”规定每十户有一个甲长，对农民维持威信，而使地方官感到满意。这是一个互相担保的制度，一甲中一户犯法，其他各户须连带负责。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族人统治中国，也采取这种方法。
仅仅是“不被担保”，普通农民就可能因为各种荒唐的理由而蒙上不白之冤。农民所受的压迫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用这方法来防止农民反叛的组织，几乎是再好没有的了。因为保甲的首长，往往是富农、地主或高利贷者，他们自然不愿担保任何具有叛逆倾向的佃户或债户。要是无人担保，就成为十分严重的事情。一个不被担保的人，可以在任何借口之下，被当作一个“可疑的分子”，而投入牢狱。
实际上这就是说，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是操在绅士阶级手中的，他们随时可以用拒绝担保的方法来摧残人民。保甲制度的重要功用之一，就是征收捐款，以维持民团。民团则为地主和绅士们所挑选、组织及指挥。民团的主要任务是抵抗共产主义，帮助征收地租，包讨债务和利息，并帮助县政府勒索苛捐杂税。
所以，每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它唯一的敌人就是民团。除了出钱供养的地主外，民团没有什么基础，红军到后，这基础自然就失去了。中国真正的阶级斗争，从民团和红色游击队的斗争上，最容易看出，因为这个斗争，往往就是地主和佃农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民团的人数有几十万，是中国两百万左右反共军队的最重要的助手。
在这一线上，如今红军和国民党军队虽已停战，民团对于红色游击队的袭击还是间隔地继续着的。在西安、洛川及延安等处，我听说有许多地主逃到这些地方，出钱策划或亲自领导“白匪”活动于苏维埃的边区。他们常常利用没有红军主要部队驻守的机会，侵入红区，焚烧乡村，劫掠乡村，杀戮农民，把农民领袖提到白区去，地主和白色军官对于俘获这些“中国共产党”的人，给予重赏。
民团的冒险行动，主要是为了报复和获得金钱上的酬劳。在红白战争中，民团做了最富于破坏性的工作。无论如何，我自己不愿试验“白匪”的“外交政策”。我的东西虽然不多，但我觉得如果只需消灭一个孤单的洋鬼子就可以将我的一点儿钱、衣服和照相机据为己有的话，必定足以引诱他们。
即使身为外国人，“我”对“白匪”的凶残和贪婪也心怀畏惧。这一路的见闻，让“我”对红军的看法悄悄发生着变化。
急匆匆地吞下了一些热茶和麦饼，我跟分会主席所派的向导和骡夫一同出发。我们沿着溪边走了一个钟头，有时经过小小的洞穴式的村落，长毛的本地狗凶狠地朝我吠着，儿童巡逻员走出来要查问我们的通行证。我们走到了一个静寂的可爱的池边，四面怪石嶙峋，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色战士。
除了一匹好看的白马在水旁吃草外，只有他一个人。这一个青年战士正在洗澡，当我们走近时，他很快地跳了出来，披上天蓝色的褂子和白布的头巾，头巾上有一颗红星。一支毛瑟枪挂在腰际，木盒子柄上，闪耀地拖着一条红穗子。他手按着枪，等着我们走近，问向导我们有什么事情。向导拿出他的通行证，简单地解释怎样护送我的经过，那位战士奇异地注视着我，要我提出更详细的说明。
我向他解释：“我是来见毛泽东的。我知道他在安塞。我们到那里还有多远？”
“探视”一词可以看出青年战士的警惕性很高。
“毛主席吗？”他慢吞吞地问，“不，他不在安塞。”于是他探视我们的后方，看看是不是没有别人。他相信只有我一人之后，才打消了他的疑虑，开始笑起来，好像有某种神秘的愉快似的。他对我说：“我正要到安塞去。我和你一块儿到县政府去。”
他骑着马在我身边走，我自告奋勇，更详细地介绍我自己，也冒昧地向他提出一些问题。我知道他是在政治保卫局里工作，在这边区站岗值班。那一匹白马是张学良将军的“礼物”。他告诉我，最近在陕北的战争中，红军从张学良的军队方面俘获了一千多匹马。我更知道他姓姚，二十二岁，他当红军已经六年了。六年了！他一定有许多惊人的故事可讲啊！
反复强调“六年了”，表现了“我”对这位红军战士十六岁就加入红军的惊讶，以及对这位青年战士六年从军经历的极大好奇。
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外貌诚实的青年，很漂亮，身材匀称，红星下覆着发光的黑头发。在寂寞的山谷中遇见了他，令人安心。真的，我甚至忘记了问他关于土匪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快就谈到红军在春天东征山西之役。我告诉他那次东征在北平所发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他在那次“抗日之役”中的个人经验，据说到山西去的红军在一个月内增加了一万五千人。
两小时后，我们到了安塞——位于黄河支流延水的对面。从地图上来看，安塞是一个县城，实则是很小的，城墙却很美丽。街道已完全荒废，一切东西都在倾颓中。最初，我以为这些都是劫掠和残暴的明证，可是，更仔细一点儿观察，并没有焚烧的状态，所有毁坏的痕迹都很陈旧，绝不会出于红军的手。
姚说：“在十年以前，安塞就完全给大水冲毁，整个县城漫在水里。”
安塞的居民没有再把冲毁的县城建筑起来，他们如今都住在城外石头山上蜂巢似的窑房里。我们到了安塞以后，才发觉驻扎在那里的一个红军支队，已经被派去追击土匪，县苏维埃的委员已经到附近的一个村庄——百家坪去向省委报告。姚自告奋勇，护送我到百家坪，我们在黄昏时候到达目的地。
我在苏维埃区域内已经有一天半了，可是还没有看见一点儿战时苦痛的现象，只看见了一个红色战士，所看见的老百姓，似乎普遍地在十分安闲的空气中从事田间的工作。不过，我是不会给外观所欺骗的。我记得，在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战争中，中国农民在炮火线下，继续耕种田地，毫不关心战事。所以，当我们绕着一个转角正待走进百家坪时，当我听到最可怕、最残酷的呐喊声时，并非完全没有准备。
苏区丝毫没有表现出被战争影响的迹象，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在安闲的氛围中从事着田间工作，这是假象还是真相？让我们一起跟随作者的脚步继续探索。
眼光向着凶猛的呐喊声瞥去，我看见山坡上有十几个农民站在一排营房似的房子前，挥舞着刀枪剑戟和几支来复枪，神情非常坚决。他们是把我当作一个帝国主义者而执行枪决呢，还是当作一个老实的访问者而予以欢迎呢？无论如何，我这个闯入封锁线者的命运是立刻就要决定了。
我一定是对姚露出了很滑稽、很尴尬的面孔，否则他不会对我大笑。他带着笑声说：“不怕！不要怕！他们不过是一些游击队——正在操练着。这里有一个红军游击队学校。不要惊慌！”
青年战士的淡定从容与“我”的慌乱惊恐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幅画面充满了戏剧张力。
后来，我才知道游击队的课程里，有一种中国式的古代战争呐喊的演习，宛如《水浒传》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在亲自经历了脊背所感到的战栗以后，我敢证明这一种战术对于恫吓敌人，还是非常有效的。游击队在黑暗中进行突击时的呐喊声，一定是十分可怕的啊。
我刚刚坐下，准备和姚在百家坪介绍给我的一个苏维埃职员开始谈话，忽然一个束着皮带的青年司令官骑了一匹流着汗的马跑来，急忙跃下马背。他好奇地端详着我。我从他的口中才知道了我自己所遭遇的一段冒险经历的情形。
这个人姓卞，他是安塞红军保卫团的指挥。他说，他刚和一百多个民团打了仗回来。一个农民的儿童——少年先锋队队员——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安塞，跑得筋疲力尽，来报告民团已经侵入了他们的地方。据他报告，民团的领袖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就是指我自己！
卞继续讲下去：“我马上领了一个骑兵连队，抄山上的捷路赶去，一小时内，我们就看见了土匪。他们都跟随着你，离你只有两里路。可是我们把他们包围起来，在山谷中袭击他们，俘获了几个人，其中有两个领袖和几匹马。其余的人都向边界逃去。”他简单地报告完毕后，他的几个部下走进院子，牵着几匹被俘获的马。
我疑心他是否真正把我当作民团的领袖。要是“白匪”在无人之境捉住了我，一定叫我是红军，难道我逃脱了“白匪”的危险，仅仅是要给红军掳去，把我当作一个白党吗？
我正在疑虑间，突然一个清瘦的青年长官出现了，带着浓密的黑髯[1]。他走近我，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喂，你想找什么人吗？”
他是用英文讲的！
我马上就知道他是周恩来，大名鼎鼎的红色领袖，他曾经是个教会学校的高才生。招待我的事情终于是决定了。
[1]髯：两腮的胡子，也泛指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