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通过红色的大门
我们在黎明之前离开了西安，那曾被称为“金门”的木头高门一遇到我们那军事通行证的魔术，便霍地开了开来，琅琅响地拖着它的链条。在黎明之前的半光明里，那一部军用大车辘辘地经过飞机场。当时那飞机场是每天都有飞机飞到红军防线上去侦察和轰炸的。
对于一个中国的旅行者，这一条从西安往北的路上，每一英里路都可以引起他关于他的民族古昔繁华的回忆。中国历史最近转变的一幕，即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来造成它的命运，似乎并非不适当。一小时之后，我们就渡过了渭河。当初在这河流的肥沃的流域里，那些做孔子祖先的暗肤色野人，曾经发展起了他们的稻米文化，并且造就了种种传说，而且在今日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仍旧有着一种力量。向午[1]，我们到达了中部[2]。大约两千两百年之前，那个最先统一中国的可怕人物秦始皇，就在这个筑有堡寨的城市附近诞生。当初中国边境上本有许多城墙，这位秦始皇第一次将它们统统巩固起来，一直传到现在，成了地球上最壮观的建筑——中国的万里长城。
沿着那新完成的汽车道，已结实的罂粟点着它们的肿胀的头，预备可以收获。那条路虽然是新筑，却已因水冲车损，深深打起了皱纹，以致我们那辆载重六吨的道奇车，有时也无法前进。陕西是著名的鸦片省。数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丧失人命至三百万之众，当时据美国红十字会调查的结果，认为那场惨剧大部分应归咎于鸦片的种植，而鸦片的种植是由贪图税收的军阀强迫农民所做的。
那天晚上，我在洛川一个污秽茅铺里的土炕上过了一夜，我的房间隔壁便是关猪和骡子的地方，我自己房间里也有老鼠，所以我们都睡得很少。第二天早晨走出洛川数英里，那黄沙土的平原便渐渐峻峭起来，也壮观起来，地势是惊心触目地变换了。
这一种黄沙土地面，包括甘肃、陕西、宁夏、山西四省（区）的大部分，当雨量充分的时候，这些地方就异常肥饶，因为这种黄沙土可以无穷尽地供给多孔的浮层土，至有数十尺之深。地质学家以为这种黄沙土是有机物质，在许多世纪以前因亚细亚中部所起的大风，由蒙古及西部吹过来的。因这结果，在景象上就成了变化无穷的怪异阵势，就是说，成了各种形状的小山，有像大堡垒的，有像一排巨象的，有像滚圆的大薄饼的，有像被一只巨手抓过一把而留下了怒爪的印子的。那些奇幻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而又有时使人惊骇的形状，便成了一个疯神捏就的世界，而有时却又是一个具有奇异的超现实美的世界。
而且你虽到处都可看见田畴和开垦的土地，却难得看见人家。那些农民是躲在那种黄土山里的。因为通过了整个西北，按照数世纪来的习惯，人们都在那种坚硬的软糖色的山岩里掘洞而居，名之为“窑洞”。可是这种窑房并非西洋人所谓的洞。这种窑房冬暖夏凉，造起来很容易，清洁起来也很容易。虽是最富有的地主们，也往往在山里辟室为家。其中，有些是包含许多房间的大厦，设备和装饰都非常美丽，石头铺的地，仰尘[3]很高，壁上开窗，用纸糊着，并且也有坚固的黑漆大门。
有一次，在离洛川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在我旁边的一辆车里的东北军官，将这么一种“窑洞村”指给我看。那地方离汽车路只有一英里左右的距离，中间只隔着一条深涧。
“他们是红军，”他泄露消息说，“几个礼拜之前，我们的一个支队被派到那里买玉米，那些村民一担也不肯卖给我们。那些愚笨的士兵就强抢了一些来。但当他们退出村来的时候，那些农民便对他们开枪。”说着，他将臂膀画了一条大弧线，把汽车道两边的一切都包括在里面，说那里有几十个国民党军队的“堡垒”防守着，所谓“堡垒”，就是山顶上的机关枪位。他说，那边过去，就都是“共匪”的地盘了。
我带着更深刻的兴味注视着他指出的地方，因为几小时之内，我就要向那不可知的山岭的地平线里行进了。
在路上，我们遇见了一〇五师的一部分，统统是东北人，从延安回到洛川来的。他们是瘦削而刚强的青年，大多数比一般的中国士兵身材高些。在路边的小旅店里，我们歇下来喝茶，他们也有在那里休息的，我坐的地方靠近他们。他们是从陕北的瓦窑堡回来的，刚刚在那里和红军有过几次小冲突。我偷听到了他们彼此间的一些谈话。他们是在那里谈红军的事。
“他们吃得比我们好得多呢。”一个说道。
“是的，他们是吃老百姓的肉呀！”另一个答道。
“那也不要紧，不过是少数的地主，那是有好处的。我们到瓦窑堡去，谁会感谢我们呢？是地主呀！这不是事实吗？我们为什么要为有钱的人卖命呢？”
“他们说现在我们东北军加入他们的已经不止三千了……”
“这又是他们占理的一件事。我们除了日本人本来是不想打谁的，为什么要打起自己人来呢？”
一个军官走近，这一番很有希望的谈话就中止了。那个军官命令他们前进，他们就拿起了他们的枪，向那条路上蹒跚而去了。不久之后，我们也将车开上前去。
第二天刚吃过中饭，我们到了延安[4]，那地方在长城之南约四百里，陕北唯一可以通车的道路至此便是终点。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城市，因在若干世纪以前，由北而来的游牧部落侵略者曾经过这里，那成吉思汗的蒙古骑队南下攻西安时也曾经过这里。
在防御上，延安是一个绝对适当的地点。周围都是高山，它仿佛藏在一口碗里，四周的墙壁可以爬上最高顶，离这里不远，便有许多新建筑的要塞，机关枪对红军那边森竖着。公路和它的邻近地点都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隔断的。蒋介石曾经要把在那里的红军封锁起来，却反而被红军所封锁，以致有上百人活活地饿死。
就是飞机，对于周围的红军也已失效。红军把机关枪架在山顶——因为他们没有高射炮——对于南京的飞行员颇能收效，以致他们来给城里军队输送粮食时，不得不飞得极高。事实上，大多数的输送物资都落在红军手里，他们就在延安城外开起了一个市场，将食物卖回给城里被困的居民。连张学良自己的驾驶员，因怕机关枪的高射，也有些胆怯起来，有一个美国人竟因此而辞职。后来我在西安，看见那少帅的美丽的波音式自备飞机满身都是弹孔，我就对那飞行员深表同情了。
红军对延安的长久围攻，在我到那里之前的几个礼拜，是已解除了，但是被围攻的形迹还是显然可以看出，在那面有菜色的居民身上，在那些架上空着或是大门闩着的店铺里。食物是极度的少，而物价像山一般高。那一点儿可以买到的东西，都是因与红军方面暂时停战的结果而得到的。当时订有协定，不向这方的苏区发动攻势，所以现在苏区的农民已肯卖一点儿米粮和蔬菜给那饥饿的“剿共”军队。
我是拿着到前线参观的护照的。我的计划是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先到“白色”的前线去看一下，当时在那里的军队只不过守着防线，并没有要前进的企图。然后我打算就从一条山径上岔道而过，因为我听说，商人们将货物运送出入苏区，都是从那些山径混过去的。
当时我照着我原定的计划，混过了最后一个步哨，进入了那无人之境，此中情形，我要是照直陈述出来，对于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党员”，也许要使他们遇到严重的困难。现在我只消说，我的经验替我再次证明了在中国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只要是照中国的方式去做。因为到了第二天七点钟的时候，我就已实实在在地把最后一架国民党的机关枪撇在后边，而通过那划分红军与白军的狭狭一条地带了。
跟着我的就只有一个骡夫，是我从延安雇来的。他答应替我把我的简单行李挑到红军的第一个前哨去，那里面有我的一个小铺盖、一点儿食物、两台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软片[5]。我不知道他本人是一个“赤匪”或是一个“白匪”，不过看他的样子，一定是个“匪”。几年以来，那一带地盘是由那两种颜色的军队更替管领的，所以很可能他做过“赤匪”或做过“白匪”，或也许同时做着两种“匪”。不过我决定了这种不讨人喜欢的问题最好是不问，因而我只是乖乖跟着他，希望不出什么乱子。
我们随着一条弯曲的小溪一连走了四个钟头，不曾见着一个人影子。我们所走的其实并不是路，只不过是夹于两面高山之间的一条小溪的溪床。若要结果一个好问多话的洋鬼子，这种地方是再好也没有的。当时那个骡夫对于我脚上的牛皮鞋子屡次表示不胜欣羡的意思，因而使我心里不免惴惴然。
末了，我们两侧的山壁突然消失，而展开了一个狭窄的山谷来，里面铺着青青的嫩麦，于是我那骡夫突然掉转头来叫道：“到啦！”
我放下了心，向他前面看过去，只见一座小山的旁边有一个黄土的村落，几个高高的泥烟囱像长手指似的映着那岩壁之面并竖了起来，上面有蓝色的炊烟袅袅而上。数分钟之后，我们就到那里了。
一个青年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上插着一支手枪，从村里走出来，很骇异地对我看了看，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做什么。
“我是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我说，“我要见见本地穷人会的领袖。”
他对我茫然地看着，回答我说：“hai pa！”
这“hai pa”两个字，我从无论哪个中国人口里听见时，就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害怕！”我因而想到，如果他是害怕，那么我这洋鬼子该有怎样的感觉呢？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样子跟他说的话是不相符的：他的神色很是坦然自若。他回转头去对着那骡夫，问他我是什么人。
那骡夫把我说过的话重述一遍，还添枝加叶。于是我看见那青年农民的脸和软下来，也放下了心。并且看出他实在是个很美貌的青年，美丽的红铜色的皮肤，很好的白牙齿。他似乎并不属于中国别处那种胆怯农民的种族。他那一双闪耀的、快乐的眼中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和一种勇气。他慢慢地将手从他的枪柄上移开，对我微笑起来。
“我就是你所问的那个人，”他说，“我就是穷人会会长。请进来喝口热茶吧。”
那些陕西的山民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方言，但是他们也懂得“白话”（官话），而他们的话外地人也大多数很容易懂。我跟那会长谈了几句之后，他就现出有点儿懂得的样子，因而我们就很好地谈起来了。不过在我们的谈话当中，偶尔又爬进了那一句“hai pa”。我一时之间，觉得有些不便问他到底是“害怕”什么。及至我终于探究了进去，这才明白陕西山民方言中的“hai pa”就等于官话中的“pu chih-tao”（不知道）。我得到了这个大发现，就觉得满足到非凡。
我坐在那垫着棉花胎的炕上，对我的主人更加详细地谈着我自己和我的计划。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是明白了。我说我要到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去，因为我相信在那里可以见到苏维埃的主席毛泽东。我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个向导和一个骡夫。
他说那是一定可以的，不过我绝不能在那大热天赶路。我一看天气，太阳正升在中天，确实是热得不得了，而且我也现出很疲倦的样子。他问我吃过东西没有。确实，我是饿慌了，因而再也不跟他客气，接受了他的邀请，跟一个“共匪”第一次吃起饭来。我那骡夫急于要回到延安去，我就付了他钱，跟他告了别。这就是我跟白色世界最后一环的诀别，从此要有许多星期不跟它发生接触。我已进入红色的境界，决意要在那里冒险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落在那位刘龙火先生（就是那青年农民）的掌握中，也同样落在他的那些粗鲁样子的伙伴的掌握中。因为不久之后，他的伙伴们就从各处窑房里陆续而来。他们和他同样的装束，同样的武装，大家都好奇地看着我，听见我那说话的怪腔调，都哈哈大笑起来。
刘拿烟、酒、茶给我吃，问了我许多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拿我的摄影机、我的鞋子、我的毛袜，乃至我的棉布短裤的质料，一件件仔细检查过，看一件赞美一件，而对于我那茶色衬衫的抽锁扣，则尤其赞不绝口。我这全副行头给予他们的一般印象，似乎使他们觉得看起来虽是可笑，但是很实用。我不晓得“共产主义”在这班人的实践中有怎么一种意义，我是预备眼看着这些东西很快就让他们去“共”了的——可是这样的事情当然并没有发生。据我所能猜测的，我之所以要受这么严密的检查（不过比起我在别处边境上所受的海关检查要舒服得多），目的不过是要证实他们从前认为一个洋鬼子是不可理解的那种信念而已。
一小时之后，就端来了一大盘的鸡蛋，佐之以热气腾腾的麦卷、滚烫的小米粥、一些青菜，还有少许的烤肉。我的主人对我道歉，说饭菜太简单了；我也向他道歉，说我的食量不同于常人。其实我那一个道歉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我拿了一双筷子，是得竭力追赶才追得上那些穷人会里的好朋友呢。
龙火告诉我，说安塞离那里不过“几步路”，又叫我心里不要急，总得等一会儿再走的。及至一个青年向导和一个骡夫终于到来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钟。临走时，我冒险要拿饭钱付给那位刘先生，可是他愤然地拒绝了。
“你是一位外国的客人，”他解释说，“而且你是有事来找我们的毛主席。而且你的钱也没有用处。”他对我手里拿着的纸币瞟了一眼，问道：“你有苏区的钱吗？”我回答他说没有，他这才数出了值一块钱的苏区纸币说道：“这个你拿去，也许你路上要用的。”
我拿一块国民党的钱和他交换，他接受了。我又谢了谢他，便跟在我的向导和骡夫后边爬上山道。
“好吧，”我一面喘着爬山，一面心里忖道，“直到现在为止，总算是顺利的。”我已经冲进了红色的大门。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个手续呀！
但是在我的前头，我却遇到了一场九死一生的意外，以致后来谣言大起，说我是被土匪绑去杀掉了。而事实是，土匪早已在那些静默的黄土山壁后边暗暗跟踪而来——但那是“白匪”而不是“赤匪”。
[1]向午：临近中午。
[2]中部：应为宗蒲县。
[3]仰尘：即承尘。旧时张设在座位上方承接尘土的小帐。后指天花板。
[4]延安：延安后来被红军所占领，现在（一九三七年）已经是临时的红色首都。——作者注
[5]软片：胶片，涂有感光药膜的塑料片，用于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