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一）创新3.0与我国创新模式选择

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竞争力的关键源自新知识的创造与吸收能力，而新知识的创造往往来自原始创新。经验研究表明，世界范围的现代技术革命成果90%源自原始创新。先进国家的科技发展史表明，一国的科技创新得益于国家系统的助推，这其中科技创新政策的作用不可忽视，而创新政策的出台与变化依靠创新范式的演进。如前言中所述，当前科技创新经历了创新1.0、创新2.0、创新3.0的演进，如今，创新3.0即创新生态系统已成为21世纪科技创新新范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培育与构建对于创新型国家（区域、城市）建设意义重大。

创新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来自生物学的类比，是强调政府、企业、高校与研究院所、中介服务机构、用户等创新主体整合创新资源协同创新并与创新环境演化共生发展的创新网络系统。是一个区间内共同“栖居”的所有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不断交换而形成的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开放、复杂系统。理论界认为，日本作为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后发国家学习的典范，和美国在20世纪末期的衰退与再度崛起背后的原因正是因为采用了一种新的创新范式——创新生态系统，并以此提出了一系列使得美国科技持续领先的政策建议。目前，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进入创新3.0时代，将创新生态系统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并采取新一轮的科技领先计划。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意识到，为了形成以创新为聚焦的国家竞争战略而培育与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例如，2012—201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崛起的挑战：美国应对全球经济的创新政策》与《国家与区域创新系统的最佳实践：在21世纪的竞争》报告，提出构筑国家竞争力应将创新政策聚焦于创新生态系统。

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虽主要表现在经济指标上，但其根源差距在于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差距，即存在所谓的“科技劣势”与“文化劣势”。经济学有所谓的“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理论之争。“后发优势”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追赶过程中有某种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引进、创新能比发达国家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势能优势可以通过利用技术溢出效应、知识扩散使得后发国家以更快的速度达到技术前沿。“后发劣势”理论则认为，后发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引进技术与工业化过程中，容易忽视建立在知识吸收能力基础上的再创新与创新制度土壤，使得后发国家在追赶到一定程度后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陷入“赶超陷阱”，20世纪的日本经济衰落和“拉美陷阱”就是典型例子。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后发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是其主要比较后发优势，而技术低下与资本匮乏则是其主要比较后发劣势。自然资源、制度等其他要素因各国国情不同存在优劣势不确定性。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分工，虽然后发国家可以通过自身的比较优势得到经济增长，但本质上是服务于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分工下的被动增长，其理论出发点也是维护世界经济现有格局。后发国家如果实施“赶超战略”，仅仅依靠比较优势来发展本国经济与建立产业体系就显得落伍了。

实际上，无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都是在一定前提条件下成立的，追赶可能相对容易，但是超越就应该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前提下，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来源则是后发国家具备持续创新能力，持续创新能力则要求科技和文化上都具有建立在知识吸收能力之上的原始创新能力与国家创新系统。如何实现从“后发劣势”到“后发优势”再到“先发优势”成为后发国家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成为科技与文化的前沿创新领导者是解决后发国家避免陷入“赶超陷阱”进而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选择。实现“先发优势”并保持这种优势也是靠科技与文化的原始创新并持续扮演创新领导者来实现的，例如美国模式。

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呈现的状态是掌握核心资源与科技的先发国家为中心，依附先发国家经济与技术的后发国家为边缘。“依附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后发国家被锁定在国家分工的低端，并在社会经济转型中陷入“追赶陷阱”（如“日本陷阱”和“拉美陷阱”）。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兴衰更替。历史的实践证明，世界经济发展轨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动态性的兴衰更迭，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先后有四次后发国家赶超先发国家的成功典范，创造性学习与科技创新则是其演化的根本原因。

后发国家的创新模式一般有技术引进、模仿创新、集成创新与自主创新。后发国家解决科技劣势的途径不再局限于引进模仿，而是“引进模仿创新—自主研发创新”的演化路径。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两种后发国家追赶模式虽都对后发国家技术追赶起到了正向作用，但是前者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更为显著。从过去日韩等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引进—模仿—吸收—消化—原始创新是后发国家的一条有效的追赶路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正是沿着这条路径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增长成就的。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是国内原始创新活动在过去几十年还远远不够，其更多精力放在了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与引进上，更重视技术与外商直接投资（FDI）溢出效应。在当前知识经济背景下，世界经济与商业竞争的特征是更加不确定与复杂，国家分工的新趋势促使科技学习、交流与溢出模式发生改变，发达国家思考如何持续保持国家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国家创新系统应运而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依靠创新生态系统作为持续原始创新的国家系统保障。实际上，也正得益于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美国的技术创新有近80%是原始创新，这正是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核心动力所在。原始创新给发达经济体带来持续经济增长动力，也给后发国家的创新模式选择与经济赶超战略提供了理论启发。后发国家可以利用把握突破性新技术的机会，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实现“蛙跳”式的跨越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后发国家为摆脱传统国际分工锁定地位，与发达国家展开科技与文化创新领导权争夺。具体做法可以是集中优势创新资源在一些高新科技产业与文化领域实现技术赶超，最终实现整体的超越。实际上，现在的一些发达国家当年正是采用这一战略取得了今天的国际地位，18世纪的英国超越荷兰，19世纪、20世纪的美德超越英法，20世纪中后期日韩的崛起都是明证。后发国家实现如上“蛙跳式”增长，机理是实现了资本积累—效率提高—技术创新的升级路径，需要依靠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与成长来实现。目前的中国已经逐渐过渡到上述升级路径的第三阶段。

根据德国古典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理论，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关键在于发展国家的综合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后发国家必须善于从先进国家吸收先进技术与经验，并在国内鼓励竞争心和进取精神。我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与现在提出的“创新与创业”战略举措正符合这一思想。李斯特还认为发展后进国家的教育事业、培养出色人才以提高一国的科技文化水平是发展国家生产力的必要举措，这一思想在日本的崛起过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与印证。李斯特也强调发展综合生产力过程中的国家力量，而非听任经济自发的实现增长与转变。这一思想为后发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培育与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综合生产力理论也强调，各部门、各地区的生产力要组织起来，形成整体的力量大于单独个体力量相加总和，这也为现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带给我们新的思考，即一国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创新机制与模式，而这又取决于一国的进取精神与后天努力。以20世纪的日本奇迹为例，有学者指出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带来的国家竞争优势的背后动因是日本的创新模式（创新2.0），后来“衰退的20年”也是由于创新模式的落后导致。而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甚至经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也能迅速恢复，主要得益于美国采用了所谓创新3.0范式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模式。由此我们得到一些理论启示：一个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创新机制与模式的改变成为有竞争优势的国家。

现代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贸易优势并非传统国家贸易理论认为的，简单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利率、汇率等，而是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产业创新与升级换代能力。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竞争力更多来源于新知识的吸收与创造能力，而竞争优势的形成则是国家文化、价值观、经济产业结构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以2018年由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为例，中美过去的贸易结构是建立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国家分工贸易，一国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先天初始条件。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与资源禀赋，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与国际分工中曾处于相对较低层次与相对被动位置。但是，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中美贸易结构逐渐产生一些变化。

从历史经验看，大国崛起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制度层面的影响是其中一个主导因素，其中经济制度与社会法律制度具有适合创新产生的优势与示范效应。我国过去原始创新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制度系统上缺乏一种鼓励原始创新、保护原始创新的创新系统，而在这一点上，美国则做得很好，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国应该尽快建立起创新3.0范式的国家及产业层面的创新生态系统，保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及原始创新。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在内涵式增长中培育大国的国家竞争优势，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

新经济时代需要新的技术创新模式，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转型也需要选择以新的创新模式为动力。从中美贸易战可以看出，中国这样的后发大国要想在以美国为首的先发大国为中心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崛起，仅仅依靠以前的引进吸收和简单复制先发国家崛起之路肯定是行不通的。

“依附发展”应该为“创新发展”所取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依靠以市场换技术，通过“干中学”走模仿创新之路，带来了经济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但是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种创新模式逻辑上无法从本质上激发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自主原始创新，从而导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进而形成了在世界分工中的中低端锁定效应。

我们应该认识到，中美贸易的基础是经济产业结构与核心技术。我们应该以此为鉴，尽快实现战略转型，从严重依赖西方先进国家核心技术的依附关系升级为拥有原始创新能力强、独立自主的创新型经济体，也应该从中美贸易战中反思我国未来的创新模式选择问题。要想走大国崛起之路，应坚持走以培育与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原始创新战略之路，而且也不同于过去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政府主导为主的“强制性创新”与产业发展，改之以创新生态系统自主演化的“主动创新”为主。政府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一环，起引导与调节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大国，坚持走大国崛起之路必须通过选择先进的创新模式，加强自己的科技文化基础，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开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网络，利用突破性创新技术带来的世界经济与结构调整的契机，坚持提升内涵式自身国家竞争优势，实现后发逆袭，并走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目前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正努力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未来10年，我国需要从国家到区域乃至产业层面全面培育与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并积极部署第三代创新政策，为我国的创新发展战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先进的制度系统保障与政策支持。当然，我们在强调科技创新的同时不能忽视文化、思想创新的作用。如何打造一个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的创新文化氛围也是建设创新生态系统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区域创新绩效

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创新学派重构经济理论，创新研究不断丰富和完善。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尼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在生物进化理论的启示和借鉴下，创立了创新的演化经济理论，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理论发展。

最近关于创新的研究指出，外部创新来源的相关性日益增强，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开放式创新”，而不是依靠内部研发［切斯伯勒（Chesbrough），2006］。这意味着创新可以被看作分布式组织间网络的结果，而不是来自单个公司［库姆斯（Coombs）等，2003；鲍威尔（Powell）等，1996］。同样，人们提出了各种“互动”创新的概念，以理解创新过程的非线性、迭代性和多主体特征［克莱恩（Kline），1985；隆德瓦尔（Lundvall），1988；冯·希佩尔（Von Hippel），1987］。相关研究表明，组织之间与创新相关的联系表现为网络关系，而不是“保持距离”的交易市场联系［德布雷逊和艾姆塞（DeBresson and Amesse），1991；弗里曼（Freeman），1991；利贝斯金德（Liebeskind）等，1996；鲍威尔，1990］。其中许多关系是作为正式建立的组织间安排开始和维持的，例如，研究和开发联盟［哈格多伦（Hagedoorn）等，2000］或供应链上以创新为中心的协作［哈拉比（Harabi），1998］。其他原因是不同组织成员之间的非正式社会关系［古拉蒂（Gulati），1998；奥利弗（Oliver）和利贝斯金德，1998］。组织间和社会网络的相关性与创新相关的过程植根于知识创造作为一种社会嵌入过程的本质［布朗和杜吉德（Brown & Duguid），1991；2002］。如果这些考虑适用于一般与创新相关的组织间联系，那么公共研究组织（PROs）和工业组织之间的联系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大学的一般经济和社会效益，如培养大批毕业生、产生科学知识和创造仪器基础设施，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工业创新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一些行业［科恩（Cohen）等，2002；曼斯菲尔德（Mansfield），1991；帕维特（Pavitt），1991；索尔特和马丁（Salter & Martin），2001］。然而，开放、网络化和互动创新的概念表明，大学与行业之间的实际关系不是一般的联系，而是在产生创新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学、研究院所与产业的联系及其对创新过程的影响一直是管理研究、创新经济学、产业组织、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研究以及科学与技术政策等各个学术领域的长期分析对象［阿格拉瓦尔（Agrawal），2001；哈尔（Hall），2004；麦克米兰和汉密尔顿（McMillan & Hamilton），2003；莫厄里和尼尔森（Mowery & Nelson），2004；OECD，2002；波亚哥-色欧特克（Poyago-Theotoky）等，2002］。诸如立法环境的变化等因素（莫厄里和尼尔森，2004），政府推动“转化研究”［泽霍尼（Zerhouni），2003］和公私合作研究伙伴关系［斯蒂格利茨和沃尔斯滕（Stiglitz & Wallsten），1999］的举措越来越多，以及要求大学帮助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政策压力越来越大［格林纳威和海恩斯（Greenaway & Haynes），2000］，这些都促使大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工业中来。越来越多专利由大学创造的倾向［尼尔森，2001］，越来越多的大学许可收入［瑟斯比（Thursby）等，2001］，越来越多的大学的研究人员从事学术创业［谢恩（Shane），2005］，越来越多的行业资助大学的收入份额［哈尔，2004］，和技术转让办公室的扩散、产业协作支持办公室和科技园区［西格尔（Siegel）等，2003］。

已有大量研究讨论了基于知识创新的重要性，而知识创新总是在大学、行业和政府研究与发展（R&D）机构互动以找到解决共同问题的方案时发生。随着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确定，产学研协同创新日益成为中国关注的热点。作为整个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创新要素的组织和协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创新要素流，包括研发人员流和资金流，反映了创新活动的空间相关性，我们称之为空间相关性。二是区域创新体系内资源的利用，包括政府、产业、高校（包括大学等研究型）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我们称之为产学研协同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行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三个基本主体分别投入各自优势资源与能力，在地方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服务机构等政府与市场其他主体协同支撑下，共同进行以技术创新活动为主的全面协同创新行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产学研协同创新对构建国家创新系统与建设创新型国家起关键作用，它促进了科技发展与创新成果产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关键，目前已成为创新研究领域的重要细分领域。自2015年以来，国务院突出强调构建产学研的技术转移机制，改革体制机制加快创新驱动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简称“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必须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所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是深入实施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十四五”时期，我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总体方向是要建设一种高水平开放式区域协同创新体系，要突破跨部门、跨区域的体制机制障碍，更有效降低知识流动以及技术能力积累、获取和转化的成本，形成跨部门跨区域不同创新主体的协同行动能力，打破产业发展路径依赖的瓶颈，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更好地支持区域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协同升级。所以，发展基于协同创新的区域创新系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本书从区域创新绩效角度切入，深入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对我国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及实证分析，并就如何提升我国区域创新水平给出若干较为具体的对策建议，助力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的实现。

区域创新是国家创新的基础，是建设创新国家的增长点和动力源；产学研合作则是推进区域和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随着协同创新范式的兴起，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成为近年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研究的热点与前沿，国内外学术界开始探索将产学研协同创新作为促进区域创新绩效提升的手段。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在现代开放式的创新体系中，三重螺旋结构中的三个主体：大学、企业与政府三方在发挥各自独特作用时能够产生多重的互动效应，这被认为是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创新绩效的重要条件。国内外产学研协同创新相关研究一般在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框架下展开，其中区域创新绩效研究是学者集中研究的主线之一，可以为区域创新政策的判断、制定和修正提供科学的实证依据。目前最新的研究趋势是从创新网络的视角开展相关研究，但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区域创新绩效的研究文献仍然严重不足。在创新范式3.0背景下，亟须从产学研协同创新和创新网络的视角深入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创新绩效的相关研究。

二、研究意义

本书研究对于我国区域创新战略的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其主要意义与价值如下：

（1）基于区域创新网络的结构视角，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国内外对于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与区域整体创新绩效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系统与充分，因此，本课题运用产学研协同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复杂网络结构理论和效率测评的参数与非参数方法，系统地分析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结构的异质性对于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有助于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2）为我国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结构的优化设计和区域创新绩效提升提供依据和建议。建构“结构-绩效”分析框架，实证分析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结构视角下的区域创新绩效及影响因素，为各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结构优化分析提供依据，也为各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3）有助于应对我国全面创新改革驱动转型发展战略要求下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不足带来的挑战，保障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提升区域动态竞争优势。深入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对于应对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不足下创新成果转化率低、创新资源分布不均、创新网络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对于提升区域持续的创新能力与动态竞争优势、维持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