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卢伯克（John Lubbock, 1834—1913）是英国银行家、政治家、人类学家、博物学家及文学家。作为银行家和政治家，他促成了银行法定假日（Bank Holiday）的设立，并为保护英国国家古迹做出了贡献。作为人类学家，他撰写了《史前时期》（Pre-historic Times, 1865）和《文明起源与人类原始状态》（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1870），并在此二书中创造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这两个名词。作为博物学家，他出版了《昆虫的起源和变形》（The Origin and Metamorphoses of Insects, 1873）、《英国的野花》（British Wide-flowers, 1875）、《蚂蚁、蜜蜂和黄蜂》（Ants, Bees, and Wasps, 1882）和《论动物的意识、本能和智能》（On the Senses, Instincts, and Intelligence of Animals, 1888）。作为文学家，他为世人留下了两本休闲之作：《生命之乐》（The Pleasures of Life, 1887）和《生命之用》（The Use of Life, 1894）。这两本书一经问世就广受欢迎，很快就一版再版，并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了世人百读不厌、发人深省的智慧之书。

《生命之用》开篇就直指人生最重要的问题：“生活中最需要学会的是怎样生活。人最渴望拥有的莫过于生命，而人最疏于观照的也是生命。”卢伯克认为：人生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充分利用生命这笔财富，而且应该是为他人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生命。如何利用生命，或者说怎样观照生命，这应该是个哲学命题，就像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中所问：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何在？然而，俗事缠身的普通人不可能都像贤哲高士，终日登山观海，坐看浮云，临涧听松，冥想幽思；于是卢伯克直接拿人生当哲学课本，与普通读者谈健康，谈教育，谈钱财，谈读书，谈家庭，谈社交，谈机智，谈勤奋，谈信仰，谈品性，谈休闲养心，谈自我教育，谈爱国精神，谈安宁与幸福以及公民的责任。

作者恍若信马由缰，侃侃而谈，漫不经心地与读者聊天，实则叙事论理，娓娓道来，慷慨地与人分享自己的人生体验：“人生幸福与否，成功与否，并非依赖于所处的环境，而是依靠我们自身”（《重要问题》）；“许多人毁于灾祸，就是因为不会说‘不’字”（《论机智》）；“决定人是否富有，是看他怎样花钱，而不是看他怎样赚钱”（《论钱财》）；“休息绝非无所事事，有时在某个夏日，躺在树下的草地上听流水潺潺，或看白云飘过蓝天，那绝不是浪费时间”（《谈休闲养心》）；“观照我们的健康是一项神圣的职责……人的一生都该讲适度和节制”（《论健康》）；“教育乃我们所有天资之和谐发展。它始于幼稚园，续之于学校，但并不止于学校”（《谈自我教育》）；“书之于人类，不啻记忆之于个人……书可以给我们一座令人陶醉的思想殿堂”（《论读书》）；“对祖国的热爱可提升我们的公民义务意识，从而使我们超越个人圈子，甚至超越小家利益，拥有真正坦荡而恢宏的家国情怀”（《谈爱国精神》）；“没有爱的住宅可以是一座城堡，甚至是一座宫殿，但那并不是‘家’；对真正的家，爱才是其生命。一个无爱之家不过是一副没有灵魂的躯体”（《谈家庭生活与社交》）；“世间最悲哀的思绪莫过于‘为时晚矣’或‘我本来应该能行’……无论你此生从事什么工作或事业，都要竭尽全力将其做好”（《论勤奋》）；“别把什么事都压在心上。没人会被真正打败，除非他自己灰心丧气……所以千万不要绝望。只要不绝望，凡事都有转机……活到明天，最黑暗的一天就会过去”（《论希望》）；“人生价值通常据其精神价值来衡量……人之品性乃经自己选择而铸成……问心无愧是一场可永远享受的盛宴”（《论品行》）；“快乐和幸福都需要人自己去创造……就像拉小提琴需要练习一样，幸福也需要时时经营”（《谈安宁与幸福》）。翻阅此书，读者也许会不知不觉地领悟到：会体验生命才能品味生命，会品味生命才能享受生命，会享受生命才能利用生命，会利用生命才能尊重生命，而只有尊重生命的人才会为他人的利益而充分利用（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是，就像卢伯克所说，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是一曲牧歌，一段传奇。

《生命之用》这本书的英文原著（1895年版影印本）在我手边已有些年头。此书观点鲜明，立意深刻，语言简洁，文笔优美，广征博引，说理透彻，警句迭出，基本上堪称英语美文，读之能使人从多方面获益。鉴于此，我曾从其中选了不少段落作为教学材料，也曾节选其第七章《谈自我教育》为《中国翻译》做过一讲“自学之友”文稿（后编入拙著《英汉翻译二十讲》增订版）。多年来，我一直都想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但因教学任务繁重，加之疲于应付当下高校盛行的量化管理，结果始终未能将此事提上日程。如今终于告老退休，能从心所欲地利用自己的生命，在完成人民文学出版社邀约翻译的《沙乡年鉴》之后，我随之就把翻译此书的工作摆上了案头。历时九月，终成书稿，不亦快哉！

《生命之用》与其姊妹篇《生命之乐》一样，是为受过一定教育、对拉丁文学和英语文学都具有一定鉴赏力的读者写的。考虑到读者的认知语境，作者据事类义，援古证今，涉及了大量史实、人物和文学经典，而且援引经典还每每直接引用原文（法语和拉丁语等）。这种广征博引对翻译来说无疑是种挑战，需要译者解决许多除语言转换之外的问题。为了使原文意义更显明透达，中译本添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但为了让读者更顺畅地欣赏阅读，我又采用自己总结的“隐性深度翻译”1策略，尽可能地减少了加注。其具体做法是：一、把原著中的非英语引文直接翻译成汉语，不另外用注释说明原文是何种语言；二、对一些中国读者不甚熟悉的历史人物也不加注说明，只是在正文中冠以其身份或头衔，例如把“Clive”翻译成“军事家克莱武”，把“Dr. Arnold”翻译成“教育家阿诺德博士”等；三、不保留原著中提示引文出自何人的脚注，而是将其变成译文正文中的提示语，例如把原文脚注“1 Jean Paul Richter”变成译文正文中的“德国作家里希特就曾说”，把原文脚注“1 Young”变成译文正文中的“杨格在其传世长诗《夜思录》中写道”；等等。

《生命之用》无疑是本读之有益的好书，但由于历史局限，作者偶尔也有失偏颇，例如：为了夸耀以莎士比亚、弥尔顿、狄更斯等文豪为代表的英国文学，作者对人类历史上比英国文学更源远流长、更光辉灿烂的文学和文化有失尊重（《论读书》）；为了颂扬英格兰人的爱国精神，作者过于偏袒自己的国家，甚至歌颂当年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谈爱国精神》）。不过，只要读者能用历史眼光稍加审视，这些偏颇之处并不会降低本书的价值。

另外，较之《培根随笔》和《蒙田随笔》等同类书籍，《生命之用》的“广征博引”似乎显得太多，而引用甚多正是卢伯克的一个写作特点，正如他在1889年为《生命之乐》下卷写的序言中说：“有人抱怨我书中引征过多，自创太少。我把这种抱怨视为称赞……若果真像许多读者使我确信的那样，这本书被证明能让读者烦恼时感到快乐，在忧伤时感到安慰，那就是对我最丰厚的奖赏，也是我写此书的最大希望。”

能让今天的读者在烦恼时感到快乐，在忧伤时感到安慰，这也是本书译者的心愿。

曹明伦

辛丑暮秋于成都华西坝

1　参见拙著《英汉翻译二十讲》（增订版）第15讲和第16讲（商务印书馆，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