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理性的光辉
公元一六六六年对英格兰来说，是多灾多难、大事频出的一年。大瘟疫、伦敦大火、皇家海军大败于荷兰舰队，这三大灾难让王政复辟不久的斯图亚特王朝笼罩在恐怖的阴云之中。吉利数字“六六”，斯时斯地显然并不管用。英国桂冠诗人德莱顿索性在诗作中直呼这一年为“奇迹之年”。
这是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
始于伦敦的大瘟疫惨绝人寰，死亡人数超过七万，占当时伦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墓地已经容纳不下倍增的尸体，群葬取代了单独的墓葬。民众的恐惧与绝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小说就是基于这一时期的一段真实历史事件写成的，讲述了奇迹之年中一个偏远小村庄里一段悲惨却很励志的奇话。
在英国的一个村庄，一箱从伦敦运来的布匹中隐藏的跳蚤把疾病传给了这个以铅矿开采和农耕畜牧为业的村庄，不断有人病死。当时的认知尚不足以知晓这个疾病是鼠疫，发端于病鼠，媒介是跳蚤——这些对现代人来说已为常识的事实。可这一疾病具有强大的传染性，这一点却是明确无误的。为了不把疫病外传至他处，在最初的混乱之后，村民们在教区长蒙佩利昂的号召下，切断了村庄与外界的来往，自行消化所有的危险与困难。在长达一整年的灾难当中，全村的人口被病魔夺去了三分之二。他们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临近地区的安全。这种舍己为人的主动自我封锁，成为英国历史上为人称道的一桩义举，堪称奇迹。
文明是相通的，用隔离来防止瘟疫扩散，自古以来便是人类的共识。我们中华民族也有类似的经验。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上的记载，瘟疫发生时，百姓若发现身边人有染疫迹象，必须主动保持距离，并第一时间向官府报告，一旦被官方确诊，患者会被强制隔离，关进特殊的“疠迁所”，以便切断“疠”病的传染源。而《汉书·平帝纪》则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就是说，瘟疫发生，官方会专门腾出空余房舍来隔离患者，同时向灾民发放医药，提供医疗救治。明代李时珍甚至提出了蒸汽消毒法，这种方法直到清代仍在使用，清代贾山亭在《仙方合集·避瘟诸方》中总结道：“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切断传染源和高温消毒这两种防止传染病扩散的操作，至今仍是防疫工作的标准程序，只不过火与蒸汽换成了酒精和消毒液。
扯远了，回到小说。一开始村民是在宗教信仰的感召下自愿隔离的，但是随着瘟疫的肆虐，人越死越多，村民们开始动摇，迷信也随之盛行，人性中黑暗的一面逐渐显现。限于那个时代的认知水平，瘟疫被称为“黑死病”，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场天谴，是上帝对人类罪行降下的惩罚，也是对人类信仰的一种考验。开始自我隔离前，心怀恐惧的村民们便已开始“猎巫”，迫害村中一对平时用与宗教无关的自然手段给人治病的姑侄。自我隔离后，瘟疫仍绵延不绝，有些人试图用苦修与禁欲来取悦上帝，他们用带铁钩的鞭子抽自己的身体，抽得鲜血淋漓。还有些人偷偷请来了神秘的符咒。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小说描写了女主人公安娜，一名地位卑微、毫无医学常识的女佣，与出身名门、心地善良且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区长妻子埃莉诺一起，先是用草药为村民强身健体，预防疾病，减轻患者的痛苦，最后终于找到了疾病之源，通过焚烧污染物，切断了病毒传播链条。
这是一场科学与愚昧的较量。
而科学正是来源于当时的时代变革——伟大的启蒙运动。王政复辟一扫克伦威尔清教徒政权统治下人们严紧生活的阴霾，带来了热情与动荡，希望与不安。就是在这一时期，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从此开启了现代科学的新篇章；为了促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查理二世创立了皇家学会；复式显微镜的发明和对细菌的发现，开始揭示疾病传染之谜。科学的黎明，其本质就是弘扬科学与理性，破除迷信与神秘主义。
科学还是迷信，这一点，作者通过女主人公安娜被石头绊了一下后产生的联想，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我思忖着，不论是布道坛上的教区长，还是农舍里傻乎乎的洛蒂，都试图把瘟疫归因于看不见的手？为什么瘟疫要么是上帝降下的对信仰的考验，要么是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制造的邪恶？我们坚信其中之一，将另一个斥为迷信。但也许两样都是假的呢？所谓半斤八两。也许瘟疫既不归属上帝，也不归属魔鬼，而仅仅是大自然中的一样东西，就像是我们脚趾头不小心绊上的石头。
……这时我忽然明白，我们所有的人都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思索这些我们最后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上。我们总思考上帝，思考他为什么折腾我们，如果我们把思考这些事情的时间，拿一部分出来，多想想瘟疫是如何传播、如何毒害我们血液的，那么，我们离拯救自己的生命，可能就更近了一步。
这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正因为主人公秉持了这样的认识，她最终才得以超越自我。灾难之中，亲人一个个离她而去，可她却一如既往地给其他人送去慰藉，以此实现着自己的生命意义。所以，也不妨将整部小说看作安娜的成长史，一个女人的成长史。
安娜是个普通的农家女孩，童年饱受心理扭曲、不务正业的父亲的家庭暴力，她早早嫁人，丈夫山姆却横死于矿难。她靠给人做帮佣和饲养一栏羊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本以为一辈子就这样平淡无奇地度过，直到一个走南闯北的伦敦裁缝成了她的房客，带给她新的生活动力。但是瘟疫的魔爪恰恰第一个选中了这个名叫维卡斯的裁缝，安娜两个心爱的幼子也在瘟疫中丧生。她万念俱灰。
帮助教区长夫人埃莉诺照顾病人，给了安娜活下去的力量，使她觉得自己仍然有用。她们不是被动地忍受瘟疫的肆虐，而是积极想办法应对，研究草药，从古代的典籍中汲取知识，给临终者带去安慰，为患病者减轻痛苦。她们甚至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下到深深的矿井里，为病死者的遗孤夺回眼看就要丢失的矿产开采权。
这种悲天悯人的仁慈甚至给了她所憎恶的主人——乡绅布拉德福德上校一家。这家人为富不仁，是这个村庄唯一一家不肯响应教区长自我隔离的号召，而远遁牛津郡安全之处的自私鬼，他们甚至绝情地抛弃府第里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仆役。瘟疫消除后，上校夫人和女儿伊丽莎白潜回家来，只是因为上校夫人怀上了一个私生子。难产大出血之际，安娜毅然决然地为她接生；伊丽莎白动手溺死婴儿的当口，又是安娜抢下了婴儿，因为在她看来，这家人即便有再大的罪孽，婴儿也是无辜的。为了安抚唯恐丑闻外传的上校家大小姐伊丽莎白，安娜带着女婴远遁海外。
在新的穆斯林世界，安娜一面抚养这个女婴，以及她出走后生下的教区长蒙佩利昂的孩子，一面为当地妇女治病、接生，她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新生。主人公从一个不识之无、懵懵懂懂做女佣的村姑，到在灾难中丧失亲人而痛不欲生、迷茫困惑的怨妇，最后通过克服困难、治病救人，凤凰涅槃，终成正果，化身为悬壶济世的“活菩萨”，但她皈依的是科学，放弃的是宗教信仰。她最后这样坦言道：
我告诉艾哈迈德大人，我不能说自己仍然有信仰。也许，有的是希望。我俩达成一致，不妨暂且如此。
说到信仰，信仰坚定的教区长蒙佩利昂先生曾是安娜最为崇拜的对象。他把虔诚献给上帝，把关爱施于村民，身上充斥着英雄与圣徒的情结，占据着道德制高点，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但是当美丽善良的教区长夫人埃莉诺死于暴力，安娜终于与万念俱灰的教区长有了肌肤之亲的时候，她却无意间发现，这位她所衷心崇敬的教区长竟然是个道貌岸然的人，一直在用一种极不人道的方式惩罚着自己妻子小姑娘时期的迷惑与失足。这是一个惊人的反转，戳破了宗教系统的虚伪面具。人无完人，即便如此“高尚”的教区长，心灵深处也有阴暗的一面。也许，这也是女主人公毅然出走的原因之一。斩断情丝，她的心灵才可以真正变得强大！
成长，一向是文学作品最有魅力的主题。作者认为，人物性格在重大事件中发生巨变，是可信且可能的。她本人在中东和非洲采访时，这种人格巨变的案例就屡见不鲜。她见到过厄立特里亚普普通通的村妇在独立战争中当起了基层指挥官，也见到过受到迫害的库尔德妇女带领全家人越过地雷重重的山卡。“这些妇女以前大都过着与外界隔绝的森严生活，直到战争或饥馑之类的危机突然把她们抛入动荡之中。这时，她们往往会一下子发现，自己不得不突破旧有的角色，承担起极具挑战性的新责任。”
当然，安娜实际上是作者依据启蒙运动理念，并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虚构出来的一个文学人物。历史上埃姆村的教区长确实有过一名女佣，并活过了大瘟疫。作者之所以把这个女佣选作小说女主角，赋予她种种人格魅力，是因为这样做，小说用第一人称叙述时，便既可保持一个普通村民的平凡视角，也较容易与做决策的上流阶层发生联系。这是一个精巧的设计。
小说中，作者用女性的细腻讲述来向读者展示这个世界，书中形象鲜活的人物也大都是女性。成长中的安娜，善良的埃莉诺，特立独行、敢爱敢恨而被当作女巫遭到杀害的美丽的阿尼丝，以及女主人公的继母、邪恶而迷信的阿芙拉，每一个都活灵活现，似乎能从书中跳出、呼吸、行走。她们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十七世纪英格兰乡村浮世绘，令人爱不释“卷”，欲罢不能。
小说中一个令人掩卷唏嘘的场景是愚昧的村民对被指控为女巫的戈迪姑侄动用私刑。善良遭遇暴力，美丽瞬间消失，化尘化土。让人不禁想起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作者显然是反对暴力的，哪怕是以暴制暴。她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二〇〇一年的‘9·11’事件，一些本来一辈子都会平庸的普通人，展现出了自己的英雄品质。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尔后在全球各处也出现了一种盲目复仇的渴望，出现了对穆斯林、对锡克教徒、对不同信仰族群的杀害。我想，这就是我在小说中描写的对戈迪姑侄动私刑所反映出来的人们那种总是责怪‘其他人’的本能吧。爱、恨、恐惧。想要活下去，并看着自己的孩子们活下去。莫非，这一切，在二十一世纪一个美丽的秋天城市里，与在十七世纪那个偏远的村庄里，有何不同吗？我不这样认为。有一点我始终坚信不疑：人心依旧是同样的人心，不论随着时代的变迁，物质环境发生了多大变化。”
回归人性，呼吁理性。这也正是作者在书中竭力传达的。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一九五五年生于澳大利亚悉尼，一九七九年从悉尼大学毕业后，在《悉尼先驱晨报》担任记者。一九八三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开始为《华尔街日报》撰写文章。在长达十一年的驻外记者生涯中，她密切关注联合国、波黑、中东地区的国际动向，并对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厄立特里亚独立战争、阿以和平进程等国际热点问题进行采访和报道，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甚至在非洲被关入过军政府的监狱。她凭着自己的勇敢与敬业多次获奖。在此期间，她创作了两部深受好评的非虚构文学：《欲望的九个部分：伊斯兰妇女的隐蔽世界》（Nine Parts of Desire: The Hidden World of Islamic Women），该书是她根据自己在中东穆斯林妇女中的见闻写成，被译成了十七种文字；童年回忆《国外通信：从澳洲到世界的笔友旅程》（Foreign Correspondence: A Penpal’s Journey from Down Under to All Over）。
布鲁克斯对文学的兴趣始于童年。她父亲是悉尼一家报社的校对员，母亲是电台播音员，家里并不富裕，却有大量书籍。从五岁起，每天晚上睡觉前父亲都给她念书，直到她九岁。妈妈则常和她打赌，看她能花多少时间背下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一首诗或一段台词。她小小年纪就开始与国外笔友通信，初步展露了自己的写作天赋。经历一段富有成就的战地记者生涯后，她开始写书。但是从记者向作家转型，并非一帆风顺。整整六个月，她楼上楼下走动，从地下室的厨房，走到阁楼间的书房，无从下笔。这时她的一个邻居，也是位作家，给了她一则至关重要的忠告：“把屁股放在书房的椅子上，让它待在那儿别动。静静地坐着，你就写吧，这就是写作的必要条件，即便不是充分条件。”静下心来后，她文思泉涌，常有神来之笔。她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习惯，据她自己透露，她的小说一般是还没写到一半就设计结尾，推迟写作故事中最难写的部分，一旦最终着手这部分，便将情节推向高潮，故事结束。在北京与媒体的一次互动中，当记者问她是在幽静的环境中写作还是边听音乐边写作时，她幽默地回答：“听着我头脑中的主人公说话。”而写作遇到困难时，她就对自己说：“风没了，划桨吧。”
《奇迹之年》是布鲁克斯的第一部小说类文学作品，二〇〇一年刚刚问世便好评如潮。英国《卫报》称作者“把记者对细节的积累与自己天生的叙述才能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小说一举成功，初版仅在英国就售出了二十五万册。在澳大利亚，则成为澳大利亚政府推荐给全民阅读的年度佳作。素以苛刻著称的美国《人物》周刊称誉说：“《奇迹之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总之，布鲁克斯出手不凡，一炮打响，从此确立了她在文坛的地位。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则说，除了生动的情节外，布鲁克斯“给了读者想从历史小说中得到的东西：瞥见那段陌生历史的同时，使我们得以看到自己的映象”。
不错，历史是当下的镜子。《奇迹之年》的价值在于，我们在书中不仅看到了人性，也照见了我们自己。二〇二〇年新冠大流行肆虐下的地球村，与三百五十多年前英格兰的埃姆小村何其相似，一样的恐慌，一样的善良互助，一样的勇敢者挺身而出，也有一样的怀疑与指责。但是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文再版之际于中文版序中所说的，“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信念永远强过彼此间的分歧”。
除本小说外，布鲁克斯的另一部成功之作是历史小说《马奇》（March），取材自十九世纪美国女作家路易莎·奥尔科特的文学经典《小妇人》，拎出其中在结尾时才露面的父亲马奇，描写他与二十年前深刻影响过他的女友的邂逅，展现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林林总总，揭示了那一时期的种族歧视，以及百姓特别是黑奴所遭受的巨大痛苦。该书荣获二〇〇六年度普利策文学奖。
作者的其他历史小说还有：以色列大卫王的故事《秘密的和弦》（The Secret Chord）、讲述犹太古籍神奇命运的《书之人》（People of the Book）、讲述十七世纪马萨诸塞州迷信盛行时期两个孩子努力探寻真理的真实故事《加勒布的路口》（Caleb’s Crossing）以及讲述十九世纪一匹著名赛马的故事的《马》（Horse）。
布鲁克斯拥有澳大利亚和美国双重国籍，有时会与两个儿子居住在美国。布鲁克斯的丈夫托尼·霍维茨与她有着相似的经历，也是一位作家，也曾在《华尔街日报》担任战地记者，也曾荣获过普利策奖（一九九四年）。《奇迹之年》这本书就是题献给丈夫托尼的，“余之所成，皆尔之功”，浓浓情意尽在其中。正所谓琴瑟相合，伉俪情深。但是天妒英才，她这位志趣相投、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在新冠大流行之前突发急病去世，痛失挚爱，令人扼腕！
布鲁克斯曾应澳大利亚政府在中国举办的澳大利亚文学周之邀于二〇〇六年和二〇一七年两度来到中国。作为她成名作小说的中文译者，我两度都参与了接待：安排她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长篇小说选刊编辑部与毕淑敏、叶广芩、徐坤、马丽华等知名中国女作家座谈，接受媒体采访；陪同她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名售书；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参加酒会；在北京大学与中澳学者、教授开研讨会；在韬奋书店与读者互动，并与乡土文学女作家梁鸿交流创作经验。不论在何种场合，布鲁克斯总是那么谦虚优雅。她看上去是个沉静的小女人，内心深处却孕育着火山般的情感与能量，否则，她怎么能写出如此动人心魄的小说来呢？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她签名的书，扉页上用遒劲的英文写着：“感谢你，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人。”
每当看到这本书，我便想起这位外柔内刚的天才女作家那略显羞涩的微笑。
赵苏苏
2022年10月于北京
献给托尼
余之所成，皆尔之功
啊，停止你的肆虐吧，
当长满斑点的死神手持无法躲闪的毒标，
全副武装地穿过每一条街巷，
人们或迅即逃跑，或勇敢面对。
生者寥寥，葬丧频仍，
在这遭弃的地方炫示你的愤怒：
对那些仅有的几个重返故居者，
你搜寻出他们所居之处，施以判决。
——约翰·德莱顿(1)：《一六六六，奇迹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