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进“十四五”:浙江的跃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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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从全面小康迈向基本现代化——“十四五”时期浙江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和战略应对

潘毅刚 郑晓峰 郎金焕 俞宁/文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承前启后的关键五年,更是一个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碰头、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交杂、传统模式与未来模式转换的高质量转型的关键五年。从国际环境看,全球化变化之大前所未有;从国家要求看,现代化目标之高前所未有;从省内任务看,高质量转型之急前所未有。浙江要在“十三五”取得重大成就基础上,妥善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住中国重大转型新机遇,于变局中开新局,开启高水平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努力打造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一、新阶段:率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浙江机遇

虽然目前外部环境变化明显,但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向好的态势没有变,对全球经济系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趋势没有变,重大风险总体可控的局面没有变,仍处在大有可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进入深度调整关键期和适应外部变化调适期,在发展阶段、市场重心、人力资本、开放形式、增长方式等方面出现重大变革,这为浙江“十四五”时期创新转型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

1.……从中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度推进,中国经济呈现出更多高质量特征:(1)GDP保持中速稳定增长。“十四五”时期GDP增长较“十三五”时期会进一步放缓,但或仍将在5%~6%的中速平台上稳步增长,在大国中保持优异增速。(2)经济结构更加优化。2019年,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达53.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近60%,三产结构趋向稳定;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对GDP增长贡献率超过50%,优势地位仍将巩固;高技术制造业保持两位数增长,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14.4%,制造业质量将持续优化。(3)创新驱动态势明显。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2.19%,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第二大研发投入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5.1%升至2018年的59.5%。在国际环境倒逼和国内转型拉动双重作用下,中国创新投入必将再上台阶。(4)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绿色集约的发展方式逐步形成,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单位GDP能耗不断降低。(5)效益表现更趋优异。经济增长更加以人为中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居全球66位。“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并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加快形成新竞争优势。这为浙江借助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智能汽车、生物医药等领域优势,重新定义智能时代比较优势,实现从“跟跑”向“领跑”的转变提供了全新的机会窗口。

2.……从出口导向转向强大国内市场支撑。有效提振内需是防范外部风险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供给,为满足内部需求开创了更好局面。未来几年,我国将更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国内经济大循环。主要趋势有:(1)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持续增强。2019年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7.8%,但占GDP比重仅有55%左右,与发达国家的80%还有很大差距,日益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仍会作为经济发展主动力。(2)消费结构迈向高级化。人民群众对商品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将日益加大。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已占44.2%,未来几年居民消费升级的重点将集中在医疗、教育、文娱等服务业领域。(3)消费支撑力不断增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增长到4亿人,对消费增长和升级形成主要支撑,但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60%的水平,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还有很大空间。从量和质来看,中国已经迈入大国消费时代。国内市场的提质壮大,为浙江强化国内经济循环、增强经济运行韧性创造了重要机遇,有利于巩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孕育更多大企业;有利于从中提取创新发展的动力,增强有效供给能力。

3.……从人口规模红利向人口素质红利转变。我国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适龄劳动人口绝对值减少,但“十四五”时期人口红利仍然存在。(1)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我国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劳动力参与率较高,仍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2)受教育人口大量增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从2015年的40%上升到2019年的50%以上,近年来,我国每年有约800万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留学回国人数约50万。(3)技能型人才迅速成长。在工业化进程中,一大批懂技术的产业工人和技能型人才迅速成长,这一群体将成为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浙江是人才大省,2019年浙江人口流入量达84.1万,居全国首位,已经形成了较强的人力资本集中趋势。全国人口素质红利加快显现,也为浙江用好人才红利,推动人力资本要素集聚,支撑“十四五”时期发展建设提供了条件。

4.……从对外开放迈向高水平对内放开、对外开放并举。未来几年,我国将深化以“一带一路”为蓝图、以自贸区(港)为支点、稳定出口兼顾扩大进口的对外开放格局,并对内加快放开,打破行政边界建设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国开放新平台,实现高水平的要素产品集聚与扩散,对外开放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将不断扩大。(1)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一带一路”已成为当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将向高质量转变,为新一轮全球化提供中国方案。(2)自贸区改革持续深化。以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一窗受理等改革为重点,21个自贸区在制度层面正全力构筑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十四五”时期,我国自贸区改革将深化推进,为商品和要素的大进大出、打通自由贸易和自主创新“双自联动”通道提供重大平台支撑。(3)扩大进口成为对外开放重要战略方向。建设和发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南自贸港等平台,扩大进口将成为“十四五”时期对外开放重要主题。预计中国未来进口需求将持续增长,2018—2035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2%,为中国打破国际三角经济格局、提升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地位创造新机遇。(4)城市群将成为高水平参与全球化的主平台。以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为重点的城市群将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高地,通过一体化市场构建,打造先进的产业链、资本链、贸易链,代表中国全面参与国际合作。浙江作为开放大省以及长三角地区组成省份,有条件用好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带来的集聚开放红利、分工红利、创新红利、共享红利,更深层次地参与更高水平开放体系的构建,成为开放强省。

5.……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的未来发展,已不可能按发达国家的人均能耗来支撑工业化和现代化,也不容许生态环境污染进一步加重。“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发展深刻革命将成为重要主题,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1)环保高压态势不会改变。目前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尚未出现根本性好转,稍有放松就会前功尽弃。“十四五”期间,环保严监管保持常态化,水、大气、土壤等环境治理仍将加强,倒逼企业平衡环保和发展关系,推动绿色生产成为企业标配。(2)生活方式绿色化加快推进。以城乡垃圾分类为先导、反对餐饮浪费为契机,全社会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进一步通畅。生态环境优势更多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优势,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置换的机制和模式将更丰富。(4)能源结构和效率持续优化。中国目前能源消费增长率已大幅降低,但能源结构尚待优化。英国石油公司(BP)指出,2017年至204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将从60%下降至35%,天然气比重将翻一番至14%,可再生能源占比将从3%增至18%。同时,当前每单位GDP能耗较高,提升效率将是重要方向。“十四五”时期,中国或将迎来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拐点,环境质量进一步好转,加快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浙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生态基础良好,有机会在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走出具有浙江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综合来看,“十四五”时期,在全球技术革命交接、力量格局变换、发展模式转型交织叠加呈现的不确定环境下,中国经济社会形态正在发生深刻转型,发展韧性和回旋余地仍然较为充分,这为浙江向现代化迈进提供了较好的初始条件。浙江作为中国先进省份和“重要窗口”建设省份,有条件用好中国历史性转型机遇,加快形成经济质量更高、内部循环更畅、人力资本更强、对外开放更深、生态环境更好的发展局面,蹄疾步稳迈向高水平现代化。

从技术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的科技革命加快演进,将内生性改变国家和区域竞争格局。浙江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方面具有竞争优势。要加快补足科创教育短板,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载体支撑,为培育新动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内生动力。

从产业看,目前全球处于第三次技术革命后的低速增长期,传统产业增长乏力,新产业尚未产生强大动能。然而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主要方向的数字经济已经积累了很大势能,有望成为未来引领新动能发展的重要部门,并深刻改变产业比较优势。浙江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较好基础,以阿里、海康等为主的头部企业拥有较强的数字资源配置能力,数字经济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初步形成,有利于加快解除产业低端锁定,在数字时代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

从空间看,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面向全球城市、推进新一轮城市化的重大机遇。浙江作为长三角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营商环境好、市场机制活、人民生活富、城乡协调发展等特点。要立足自身、利用优势、主动对接,密切把握长三角创新要素流动趋势,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要紧紧抓住上海产业外溢趋势,提升嘉兴、湖州、余姚、慈溪等临界地区能级;要积极学习沪苏皖对外开放好经验,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要努力推进高水平融合,共享长三角发展红利,与两省一市共同开创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从市场看,全球“保护主义”与“区域双(多)边合作”共存,而国内呈现出消费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趋势。从外部看,浙江的外贸依存度较高,受贸易投资环境影响更大,大量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直接冲击,带来产业空心化和结构性失业风险。但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枢纽,浙江深化对外开放仍然蕴藏巨大空间。从内部看,浙江是制造大省和流通大省,在国内市场崛起的过程中培育了一大批优秀制造和商贸企业,并在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方面建立了区域竞争优势。国内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壮大升级为浙江培育大企业、大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二、新思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新征程

“十四五”时期,浙江必须在“十三五”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妥善应对“百年变局”,抓住中国转型重大机遇,在推进“强起来”的新任务上,布局未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从浙江当前发展态势看,“十四五”时期人均GDP可能达到2.5万美元左右。发达国家成长历史表明,这一阶段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工业化中后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迈进的转折时期,原有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等平衡关系被打破,是经济社会向“高级化”迈进的启动阶段。着眼于现代化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借鉴先进国家建设现代化强国基本规律,“十四五”时期浙江省开启现代化转型的总体思路是:面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愿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以城市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为双轮动力,以产业现代化为主攻方向,以治理现代化为关键支撑,加快改革创新、开放发展,率先打造新的发展格局,高质量建设“重要窗口”,为2035年率先高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奋力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前列。

具体战略举措建议如下:

(一)突出人的现代化之首要地位,做好“强本”之事。

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因素。浙江要把人的现代化任务摆在所有战略的首要位置,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优育、学有优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人民有更实在的获得感。

一是高质量推动教育现代化。浙江要建设更加公平、更加均衡的义务教育,打造人民满意的现代教育体系,推行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加快引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教育资源,完善素质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不断提高国民素质,力争教育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

二是高质量完善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浙江要坚持房住不炒原则,完善房地产制度,探索以未来社区等载体提升住房保障和服务,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住有优居。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率先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三是高质量推动就业创业。浙江要坚持藏富于民的导向,以创业促进就业,鼓励支持创业创新,平衡技术领先和充分就业目标,进一步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好高低收入的失衡,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同步,继续保持居民收入全国领先水平。

四是高质量建设健康浙江。浙江要坚持“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战略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从治病为主向预防为主的转变,坚持政府主导与调动社会、个人的积极性相结合,推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推行健康生活方式,实现全民健康,力争主要健康指标率先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二)紧扣经济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做好“强省”之事。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十四五”时期浙江布局未来、强省富民的核心所在。浙江应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建设经济强省,努力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中不断提升全球竞争力。

一是体系构建上,要以实体经济为核心做好融合文章。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双轮驱动。要坚持“脱虚向实”的导向,进一步加大金融要素支撑实体经济的力度。依托浙江数字经济先发优势,加大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引导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利用好浙江民营经济市场化优势,依托强大国内市场需求,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成长为跨国企业。

二是发展动力上,要以质量效率为中心做好创新文章。顺应产业创新化、创新产业化趋势,加快从投资规模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存量上要点石成金,依托优势传统支柱产业,加大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品牌创新和技术创新力度,提升产品附加值。增量上要无中生有,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发展,推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创新产业孕育壮大。

三是要素集聚上,要以双自联动为支撑做好开放文章。顺应双向开放发展和开放创新发展的趋势,以自贸区建设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叠加优势为重点,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努力形成商品、贸易、资金和人员高度集聚、自由流动的创新高地、开放高地和发展高地,努力构建国际规则通行、区域优势突出、创新活动活跃、开放协同合作的发展格局。

(三)优化城市现代化的空间形态,做好“强城”之事。

“十四五”时期,浙江高水平促进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把握新一轮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做好“强城”之事。重点要打造三个层面的城市极核,以其高水平发展辐射带动乡村振兴和区域协同发展。

第一个层面,面向全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杭甬城市极核。通过产业协同化、要素和市场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战略举措把杭州、宁波打造成为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型城市,不断增强杭州、宁波两大都市区辐射带动作用,聚力打造全球创新型城市,带动全省创新发展、开放发展、联动发展。要以钱塘新区、前湾新区、G60科创大走廊等为重点,打造人口、人才集聚的新高地。

第二个层面,面向区域打造引导人口高质量集聚的区域中心城市。以温台、金义等区域中心城市为重点,差异化发展高端制造、商贸物流、特色金融等产业,打造浙南、浙中创新经济和开放经济高地。以衢州、丽水等大花园核心地区为重点,依托区域人口需求,适度规划扩大城市规模,建设生态宜居型城市。推进区域中心城市与大湾区都市区极核的合作与分工,通过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为大花园地区核心资源赋能,以特色乡村带的形式整合规划村落集聚,有序推动乡村振兴。探索以浙闽赣皖四省九方生态旅游协作区建设为突破口,面向未来打造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形成沿海内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典范区。

第三个层面,面向产业引导可能收缩的中小城市向精明增长、集聚增长转型。基于高铁和轨道交通网络一体化背景下竞合态势,优化城市布局,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发展。要增强县域特色产业支撑,积极承接大都市区产业和劳动力转移,摆脱盲目扩大城市框架的趋向,合理配置有限资源要素,引导产业特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以精明增长策略及早做好县域城市将面临的人口空心化挑战。

(四)夯实科技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做好“强基”之事。

当前的全球竞争,根本是科技之争。“十四五”时期,浙江推进科技现代化的重点是提高科学技术的投入强度、应用浓度和创新密度。

一是进一步提高科技的投入强度。持续加大科技投入特别是基础科学领域投入,加大对基础性研究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引导企业以主体地位加大在战略性领域、核心技术和远期储备技术等方面的创新投入。通过税收抵扣减免、科技创新券、完善科技大市场等政策举措,引导市场将更多的资金和要素投入到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创新和研发上去,让科技为经济转型注入强大动能。

二是进一步提高科技的应用浓度。以数字化技术和应用为重点,围绕传统产业改造、产品质量提升、科技产业化、生态环境治理提升、农业现代化、社会发展等重点领域,推动科技产业化发展,进一步发挥科技在产业创新、乡村振兴、智慧城市、数字政府、社会治理上的作用。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造知识产权保护最严省,不断提高科技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的效果,不断孵化培育出新技术、新产业、新动能,增强实体经济发展动力。

三是进一步提高科技的创新密度。进一步加快科技体制改革,解放科技领域人员束缚,充分释放科技人员创新活力,不断提高创新主体数量和质量,持续增强创新资源的扩散能力。要以国家实验室创建、打造G60科创大走廊等为契机,丰富创新载体,进一步加大基础性研究人员和创新人才的集聚和创新成果的应用。重点加大对人工智能、5G、芯片、物联网、车联网、生命健康、智慧能源等新兴产业的支持,促进企业加快形成关键领域的浙江标准和浙江模式,使浙江成为全球科技创新若干重点领域的策源地,推动浙江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处于领先水平。

(五)完善治理现代化的体系建设,做好“强法”之事。

浙江要发挥政府治理改革的先发优势,在行政体制改革上下功夫,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在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实现治理现代化上走在前列。

一是以营造一流发展环境为目标,依法明确权力运行边界。以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高效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明确政府管理边界,约束政府权力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不当扩张,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实质性减少行政审批,改变社会缺位、政府越位的“大政府、小社会”现象,持续增强市场和社会活力。

二是以不断提高行政效能为导向,依法改革政府治理方式。坚持开门搞改革,探索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强化基层治理现代化。推动向基层放权、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数字放权,减事、减人、减费、减税,提高行政权力运转的执行力和效力,提高政府决策效率和科学性。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撬动,不断提高政府数字化治理的能力,推动掌上办事、移动办事,加快建设数字浙江、数字政府。建立与公职人员绩效水平联系的薪酬体系,完善以功绩为导向的干部人事制度,平衡对地方和公职人员的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

三是以竞争中性原则改革市场管理体制,依法保障要素配置公平。加快推动公共资源配置方式从以人治为主、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法治为主、法律经济手段为主,在有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秩序的基础上,促进市场有效竞争、地方有序竞争、社会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