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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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流传与得名

我们所讲的《周易》,是指今天所见到的传本,而在周代,易书至少有三种。《周礼·春官·太卜》说:“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说明先秦时期,还有《连山易》和《归藏易》与《周易》并存。即使是《周易》,自秦汉以来也有不同的传本和结构形式。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有人盗发了战国时魏襄王的墓,墓中有《易经》,但没有《易传》(亦称十翼),爻辞也和今本《周易》不同。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其卦名、卦的排列次序都与今本不同;十翼中没有《彖传》《象传》《文言传》,却另有《要》《昭力》等三篇;其中虽有《系辞传》,内容也与今本有差别。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不但只是先秦易学著作中的一种,而且仅是众多《周易》传本中的一种,别的《周易》传本和易学著作,与今本的结构、卦名、卦序、传注等都是不同的。然而,对中国文化的传延与发展、对中国民族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无疑是今天所见的这个《周易》传本。所以,本书所论,当然也就只能是以这个传统的《周易》传本为据。

《周易》一书最终著成于战国末期。秦始皇焚书,未及卜筮之书,所以它未遭秦火。自西汉起,有了传《易》的专门之学。开始诸家皆祖田何,以后又有了今、古文《易》的区别。今文《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等诸家,他们所传的是《易经》十二篇,受到官方维护和承认,得立于学官。其特点是经、传分开,不相混杂。当时还有费直传古文《易》,官方虽不承认,在民间却流传较广。其特点是专以《易传》解经,把《彖传》《象传》《文言》杂入卦中,使经与传合为一体。西汉末年,刘向用皇家秘藏的古文《易》校对施、孟等人的今文《易》,发现后者有不少脱字,而费直《易》却与秘本相同。至东汉,原受冷落的费氏《易》开始兴盛起来,著名经师郑玄、马融等皆治费氏《易》,结构上大体仍其旧。魏人王弼注《易经》,晋人韩康伯续注《易经》,用的都是郑玄的本子。唐代初年,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其中《周易》用王弼和韩康伯的本子。宋代易学大发展,程颐作《伊川易传》,用的也是王弼的本子。宋人吕大防、晁说之、吕祖谦等人,恢复汉时人今文《易》之旧,又将经与传分立。清代初年官修的《周易折中》,采用经、传分立的老办法,读起来甚为不便,所以阮元编《十三经注疏》的时候,采取的是王弼、孔颖达的注疏本,这个本子也被录入《四库全书》,即今天的《周易》通行本。溯其根源,实起于汉代费直的古文《易经》,而当时立于学官的施、孟、梁丘三家传授的今文《易经》,在晋末“永嘉之乱”时就亡佚了。

《周易》因何而得名?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目前却还没有确切的解释。有人认为“周”是“周匝”“周遍”的“周”,有人认为是“周族”的“周”,还有人认为是“周代”的“周”。“易”字的解释更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易”象蜥蜴之形,蜥蜴善于变色,取其善变以为义;有人说“生生之谓易”,认为万物的繁衍生殖是“易”的本义;有人说“易者占卜之名,因以名其官”,认为“易”是筮官的官名;还有人认为易占的方法比龟卜容易,因而释易为“简易”之义;更有人统而观之,认为易有“简易”“变易”“不易”“交易”“反易”“对易”“移易”等多种含义。

以上诸说,见仁见智,都有一些根据和道理。虽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但也足见《周易》之学博大精深之一斑。现代学者多认为,《周易》是周代的一部占筮书,《周易》一名必和周代的占筮分不开。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昭公五年:“庄叔以《周易》筮之。”哀公九年:“阳虎以《周易》筮之。”凡提《周易》都与“筮之”相连,说明《周易》在春秋以前,并无其他方面的功用。因此,《周易》名称的含义,似以“周代的占筮”为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