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尽信书不如无书 不信书读书为何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就因为这是一个文化现象。举一个例子：《三国演义》就是偏重“性格的真实”，《三国志》才是接近“历史的真实”；《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三国志》是严谨的历史著作，二者本来就是不同的创作方向。现在很多的研究者和阅读者过于纠结《三国演义》中“历史的真实”部分，反而把它最辉煌的“性格的真实”价值忽略了、埋没了。比如描写赤壁之战部分，相当精彩，但那不是历史，是小说，是文学中的瑰宝。想要研究“历史的真实”，看《三国志》就好了，可还嫌看《三国志》太累，总想在突显“性格的真实”的《三国演义》中，用“历史的真实”来苛求它，这就错了，最后可能既得不到“历史的真实”，又品味不到“性格的真实”。同样，要想突显“历史的真实”，有时没有办法，只能承受作品的枯燥、理性、抽象、旁征博引，如果非得要求作品像突显“性格的真实”的作品那样耐读、好看，有故事情节，同样是一种苛求，是一种不讲理。

这是因为，关于“性格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研究史学、传播史学、阅读史学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不能不做一个基本说明。在《史记》中，同样存在“性格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这个核心问题，如果没有清晰的认知，很可能对两者产生混淆和误解。加上普通读者对真与假的问题比较关心，没有时间读严肃、严谨、学术性的作品，又对“历史的真实”比较关心，怕自己受到欺骗，于是，阅读时容易首鼠两端、顾此失彼。

真与假那么重要吗？很重要，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确实如此。真与假真的那么重要吗？有时也不重要，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们现在相信的“真的”，可能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都是假的，都是用谎言编织的“真实”；我们现在相信的“假的”，还有可能恰恰是一种真实。我一再说，真与假很重要，“性格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同样重要，最关键的是看你的需求，如果你不是为了像司马迁那样，立言不朽，藏之名山，以传后世，相信“性格的真实”也无妨。可是，如果你想做一个比较严肃的史学作品的原创者、传播者，确实要关注“历史的真实”。

对于我们现在认定的“历史的真实”，如果有一天有新的考古证据出现，所有定论很可能都会被推翻。但是这也不要紧，哪怕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研究历史，体味中间推理的过程，于国于身于思想于文化，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不论是“性格的真实”，还是“历史的真实”，我们都要关注两点：细节和战略。性格的细节，感同身受；历史的细节，发人深省。有细节的历史，有时是最真实的历史；有时越是细节，越可能偏离“历史的真实”。这些都需要读者们慢慢体味。其实，除了细节，更要关注战略和大局。我一再说，读书要精读，还要像诸葛亮那样“独观其大略”，像陶渊明那样“不求甚解”。如果本身就是事功之人，是做实践工作的，那么读书最好是观其大略，注重书香世界中的大局，这是对现实最有教益的。

总结一下：我们既要关注“历史的真实”，又不能偏执地求真；既要关注“历史的真实”，还要吸取“性格的真实”；既要注意历史中的细节，又要学习历史中的战略。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这是一种“中庸阅读法”。中庸，不是明哲保身，而是客观、不偏不倚，它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智慧。

这一篇章主要是介绍三皇五帝、夏、商、周的简史。商、周的历史不用说，是信史，可是关于三皇五帝和夏朝的历史，却不能称为信史。有些历史书从商朝开始书写中国历史，因为殷墟、青铜器、甲骨文等就是历史的确证。至于夏朝，虽然也有考古证明来支持，在考古中也发现了与夏朝同时代的，或者比夏朝更早的文明，但是这种证据支持不是强有力的支持，不能证明这个文明就是夏朝文明。同样道理，关于三皇五帝的历史，也存在这种情况。其实，《史记》的记述是从黄帝开始的，并没有论及三皇，而且有些书籍把黄帝列入三皇，并没有列为“五帝之首”。关于这方面的学术考证，笔者不做深究，只以《史记》的说法为准。

在研究三皇五帝这段历史时，我们要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性格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上，不一定非得探究“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