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形成于两三千年之前的鲁诺唱调，是芬兰最重要的民间音乐形式，类似的音乐传统曾经在波罗的海地区（如爱沙尼亚、卡累利阿等）广泛存在。鲁诺唱调的唱词遵循扬抑格四音步的格律特征，其音乐形态具备浓郁的芬兰特征——独特的5/4节拍、狭窄的音域以及多利亚调式五声音阶，具备独特的伴奏乐器——康特勒琴，依靠民间游吟歌手的记忆和演唱，反映和传承着芬兰人民古老的宗教信仰及神话传说。
19世纪初，芬兰人民在历经近七百年的瑞典统治后，又成为俄国的附属。受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芬兰人民急于挖掘和寻找自己民族的定位，开展了广泛的寻根运动，芬兰医生伦洛特深入芬兰文化发源地卡累利阿地区搜集了大量的鲁诺唱调，将其编纂成一部具有统一情节的民族史诗《卡莱瓦拉》，赋予了芬兰人民一个可信、可追溯的历史起源。《卡莱瓦拉》史诗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芬兰的民族独立进程，并为芬兰近现代音乐文化奠定了基础，让芬兰音乐在西方音乐浪潮的影响下保留了自身完整的地域概念及民族特色。
《卡莱瓦拉》史诗及其渊源的传统民间音乐鲁诺唱调，深刻影响了芬兰音乐巨匠西贝柳斯的音乐创作，在其音乐道路的选择与风格的形成中发挥了指引性的关键作用。史诗中的英雄人物与故事情节，构成了西贝柳斯多部音乐作品的灵感来源与直接素材，尤其是对他早期的交响诗作品影响更为明显；鲁诺唱调的旋律形态、节奏节拍、调式调性、句式结构被他继承并加以革新，推进了芬兰近现代音乐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史诗中展现的芬兰民族意识与伦洛特的爱国精神，启发西贝柳斯以音乐力表达自身的爱国主义，因而在音乐创作中继承和展现了强烈的芬兰民族精神，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芬兰民族音乐灵魂人物，并借此赢得国际性声誉。
本书聚焦于芬兰史诗《卡莱瓦拉》及其音乐传统对西贝柳斯音乐创作的影响，主要运用民族音乐学和西方音乐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芬兰民族史诗《卡莱瓦拉》的形成与内容、鲁诺唱调的音乐本体特征和音乐文化意义、芬兰传统音乐发展历史、《卡莱瓦拉》史诗及其音乐传统对西贝柳斯的创作生涯与音乐风格的影响路径等进行跨学科领域的综合分析，希望能够丰富对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了解，深化西贝柳斯音乐的研究，为进行系统的芬兰音乐研究增加知识积累。同时，也可为唤醒中国民间文化与音乐的丰富蕴藏，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创新提供可借鉴的芬兰经验。
本书探讨了音乐家创作风格的形成与特征，涉及历史环境、生平经历、作品分析等，因而对芬兰民族独立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音乐发展潮流亦有论及，并通过具体音乐作品分析对《卡莱瓦拉》史诗及其音乐传统与西贝柳斯音乐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研究背景
芬兰是欧洲大陆位置最北的国家，从波罗的海北岸绵延一千多公里直到北冰洋。地处瑞典与俄罗斯之间，国土面积近三十四万平方公里，冰川作用造就了芬兰境内的千万个湖泊，占其全国面积的十分之一，是欧洲最大的湖区，故有“千湖之国”之称。另有超过一半的国土被森林覆盖。芬兰的夏季温暖但短暂，冬季却格外的漫长、寒冷与黑暗，尤其是北极圈以内的土地，那里的人民不得不学会在寒冷并且变化无常的季节中生存，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让芬兰人民形成了顽强的适应力、忍耐力。在芬兰，辛勤劳动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
从民族独立和发展的历史视角来说，芬兰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史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传奇，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芬兰从欧洲北部边缘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变为今日欧洲联盟内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如今，芬兰不仅以优美宜居的风景与“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闻名世界，更以堪称“全球第一”的公平教育引发持续性关注。
然而，这个具有浓烈特色与个性的民族国家，于1917年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独立主权国家，之前经历了七百年的瑞典统治，一百一十年的俄国宰割，长久以来，芬兰知识分子的语言是瑞典语，芬兰语仅流通于下层民间社会。19世纪，受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芬兰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芬兰人民急于寻求自己的民族定位，文化与语言的寻根活动十分兴盛，在德国文艺理论家赫尔德思想的影响下，搜集民间音乐成为至为迫切的一项活动。
芬兰最古老也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音乐形式被称为“鲁诺唱调”，形成于芬兰民族诞生之初，这种音乐具有独特的唱词格律、旋律节奏，反映和传承着芬兰人民古老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12世纪时，芬兰受到瑞典的统治，宗教音乐和北欧舞蹈音乐开始传入，并逐渐取代鲁诺唱调成为芬兰最流行的音乐形式。到17世纪时，传统的鲁诺唱调已经几乎在芬兰西南部地区消失，但与俄罗斯交界的东部卡累利阿地区则由于地处偏僻等原因而保留了这一宝贵的音乐传统。
19世纪30—40年代，芬兰医生、语言学家埃利亚斯·伦洛特（Elias Lönnrot,1802—1884）深入芬兰文化的摇篮——卡累利阿地区，搜集了大量宝贵的民间鲁诺唱调，并在此基础上编纂成具有完整情节和统一格律的史诗《卡莱瓦拉》，芬兰人民至此拥有了以芬兰语言记录下的民族史诗，开始重塑区别于瑞典与俄罗斯的独特民族文化，逐渐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民族史诗《卡莱瓦拉》的出现，也让那些古老的音乐传统受到新的关注，芬兰乃至世界音乐的坐标人物西贝柳斯发掘与继承了这一芬兰传统民间音乐的精髓，又在世界音乐潮流的滋养下大胆创新，善加融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民族浪漫主义风格特征。其音乐又具备现代派的前瞻性，从而在以音乐推进芬兰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在国际音乐舞台也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音乐巨匠。今天的芬兰人普遍认为，史诗《卡莱瓦拉》的创编者伦洛特与西贝柳斯是芬兰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是他们两人“让芬兰国旗出现在世界地图上”[1]。
2．研究意义
研究聚焦于芬兰民族史诗《卡莱瓦拉》及其音乐传统，以及与西贝柳斯音乐创作之间的关系，有着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是充实国内对于西方音乐研究的薄弱环节。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世界音乐的兴起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同时也暴露了当前中国在西方音乐学研究中的片面性，即很少谈到西方的文化和民间音乐[2]。此外，从研究的地域选择来看，德国、奥地利等音乐文化中心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世界音乐的系统化梳理需要将那些长久遭到忽视的边缘地域与民族纳入进来，其中北极圈民族尤其值得特殊关注[3]。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芬兰在政治、教育及艺术等领域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在音乐发展历史上，芬兰诞生过西贝柳斯这样的音乐大师，并在现代形成了引发全世界青年追捧的民谣和摇滚乐，而这些成就的获得，与一部来源于民间音乐的史诗《卡莱瓦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将目光投注于芬兰音乐，对芬兰民族史诗《卡莱瓦拉》及其渊源的芬兰传统民间音乐形式进行研究，对于国内当前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有一定的补充意义。
二是拓宽对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了解。《卡莱瓦拉》被公认为世界伟大的史诗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确认它是世界性的民族史诗。如今，这部史诗已被翻译成六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在中国也已经出版了三个译文版本，成为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民族人类学等学者以现代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的对象。从国外文献的搜集研读来看，针对《卡莱瓦拉》史诗文本的研究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传统鲁诺唱调、《卡莱瓦拉》史诗的音乐与民族认同关系、音乐演述方式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但从国内研究来看，对于《卡莱瓦拉》史诗音乐甚至整个芬兰音乐的主体则仅有零星的介绍性文章，缺乏针对性的学术研究。古人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国音乐文化不仅需要内部的多元，还需要容纳更多的世界音乐来丰富我们的文化样式[4]。因此，基于笔者个人对芬兰音乐的喜爱，选择芬兰史诗《卡莱瓦拉》及其音乐传统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芬兰传统音乐特征与历史变迁、音乐演述、音乐与民族认同等角度展开研究，对芬兰民间音乐文化进行探索，拓宽、丰富对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了解，为后续系统的芬兰音乐研究积累知识。
三是深化对西贝柳斯音乐创作的研究。西贝柳斯在世界音乐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其七部交响曲面世已久，在国内外也有相当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其较为早期的交响诗作品却缺乏相同的关注。西贝柳斯在芬兰民族主义高涨的历史背景下接触到史诗《卡莱瓦拉》，从中汲取了创造芬兰音乐风格的灵感，他巧妙地将卡莱瓦拉音乐化为自己的音乐风格，现有研究多从其交响曲作品入手分析其音乐特征、音乐风格等，但对于直接取材于《卡莱瓦拉》史诗的重要作品的研究略显薄弱，对于史诗《卡莱瓦拉》及其音乐传统与西贝柳斯音乐创作之间的关系也局限于简略的说明，缺乏从音乐本体、音乐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研究出发的多角度、综合性的观点。本书选择西贝柳斯受民族史诗影响的代表作品作为重要的分析客体，了解他独特的音乐风格是如何形成的，芬兰的民族精神是如何展现在他的创作历程中的，这对于深化西贝柳斯的现有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通过分析民族史诗《卡莱瓦拉》及其音乐传统塑造和影响西贝柳斯音乐风格与创作的路径，了解西贝柳斯成为享誉世界的民族浪漫主义音乐大师的过程，这对于当今中国音乐界继承和发展传统音乐，实现中国音乐新的突破，能够带来一定的启发。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卡莱瓦拉》自问世以来，在芬兰民族、芬兰国家意识方面影响深远，成为芬兰民族觉醒的中心与象征，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回归学术。在80年代之前，芬兰本国学者及其他西方学者对《卡莱瓦拉》史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本上，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民族人类学等领域学者从不同角度，以现代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语言、诗体和民俗研究，史诗的音乐部分则被忽视，这可能是受当时芬兰民族主义运动将重点放在提高芬兰语言地位方面的影响。80年代，研究方向开始转变，史诗的音乐属性受到重视，其渊源的芬兰民间音乐也得到了关注。
1．从口头到书面——芬兰民族史诗《卡莱瓦拉》的研究与传播
作为一部对芬兰历史和当代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的民族史诗，《卡莱瓦拉》是芬兰学者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并且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学者关注。在国际史诗界，这部史诗的相关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这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遗憾的是，相当数量的宝贵文献由芬兰语完成，由于笔者语言技能的匮乏而不能得到有效利用，本书参考的资源集中在中英文文献、芬兰语转译为英文的文献以及相关中英文网络资源等。
芬兰著名民俗学家劳里·航柯（Lauri Honko,1932—2002）很早就关注史诗传统和《卡莱瓦拉》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在国际史诗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他提出“大脑文本”（Mental Text）[5]概念，解释《卡莱瓦拉》史诗的形成过程，并创造了“以传统为导向的史诗”（Tradition-Oriented Epic）概念描述来源于口头传统，后经过书面创编的史诗类型。[6]在航柯的理论中，《卡莱瓦拉》是一部典型的以传统为导向的史诗，伦洛特搜集了大量芬兰口头诗歌，他将这些口头诗歌中的若干组成部分或主题内容汇集在一起，经过编辑、加工和修改，将古老的传统歌曲整理为一个系统的整体。
根据芬兰学者瓦伊诺· 考科宁（Väinö Kaukonen,1911—1990）的研究，《卡莱瓦拉》史诗中有33%的诗行来源于伦洛特搜集和记录的原始诗歌，50%的诗行由伦洛特在原始诗歌基础上修改拼字、语言和韵律完成，14%的诗行是伦洛特根据搜集来的诗歌片段系统整理而成，剩下的3%大概是伦洛特自己写作补充进整篇史诗中的，至少这些内容没有发现与之相对应的原始诗歌 [7]。在1835年出版的老《卡莱瓦拉》的序言中，伦洛特坦诚地表明他对传统古诗歌进行了编纂，但这并不影响这部史诗被认为是古老史诗的重新发掘。在1849年出版的新《卡莱瓦拉》序言中，伦洛特显然更加自信，他表示因为自己在搜集和形成《卡莱瓦拉》史诗的过程中超越所有为其提供素材的民间游吟歌手，掌握了最多的与史诗相关的诗歌，因此他有权利按照更具艺术价值的诗文形式将其整理编辑为最佳形式。
“口头诗学”转化成史诗文本的过程，涉及真假之辨，这一向是学术界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1950年，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道森（Richard Dorson,1916—1981）提出“伪民俗”（Fakelore）的概念， 并发动了一场关于民间文学真假的辩论 [8]。在他看来，《卡莱瓦拉》史诗是伦洛特根据采集到的民谣，加工编辑完成的作品，属于整理过当，改写再创造，是未能保存口传史诗真实面目的“伪民俗”代表。这一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劳里·航柯关于史诗与认同关系的论述在史诗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他定义史诗为“关于范例的伟大叙事”，叙述的内容作为故事最初由民间歌手们演唱和表演，它的篇幅长度、表现力与内容都比其他叙事形式更具意义，“在传统社会或接受史诗的群体中具有认同表达源泉的功能”。这一观点启发史诗学者们不再过多地纠缠于史诗传统媒介变化而带来的本真性问题，而是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伦洛特所使用的史诗创编方法的初始动机以及为民族认同带来的重大意义。
《卡莱瓦拉》史诗用一种现代的方式表达着芬兰民族古老而珍贵的文化，不能因此否认这部作品属于伦洛特，也不能就此认为在此之前，《卡莱瓦拉》史诗就已经存在。但正如劳里·航柯一再强调的，《卡莱瓦拉》这部作品并不是哪一位作者的创作，而是根据民间传统中大量的口头文本编纂而成。伦洛特的名字与史诗相连，但并不是作为一名“作者”，而是作为传统的集大成者，他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格式用以整理搜集到的庞杂丰富的民间诗歌，将主要来自芬兰东部和卡累利阿地区的民间诗歌与西欧社会文化思潮结合起来[9]。
除了民俗学研究外，《卡莱瓦拉》史诗的研究也出现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领域，以及像系统理论、符号论和认知主义这样的一些理论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传统与文化认同成为学者日益关注的研究方向。一些学者研究了《卡莱瓦拉》史诗对芬兰各种艺术类型，包括美术、音乐、电影、文学等产生的重要影响（Vento, 2003），或者史诗在芬兰语言地位提高和芬兰民族独立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Wilson,1975），另有学者将关注点投向了传统史诗与流行文化的冲击与融合、传承与创新方面，认为传统史诗价值的重新挖掘帮助芬兰抵御了西方流行文化的侵蚀，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凭借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实现了芬兰流行文化的构建（Mäkelä, 2007;Kallioniemi & Kärki,2009）。
《卡莱瓦拉》的翻译与传播也在持续进行。1835年，《卡莱瓦拉》史诗第一版出版，包含三十二篇诗，共一万二千零七十八行。1841年，著名芬兰语言学家卡斯特伦（Mathias A. Castrén）将这版《卡莱瓦拉》翻译为瑞典语出版。1845年，又被翻译为法语本出版，借此，《卡莱瓦拉》史诗进入了欧洲文学史。1849年出版的新《卡莱瓦拉》被翻译成欧洲大多数重要语言。例如， 1852年出版德文译本， 1871年出现匈牙利译本，1888年，克劳福德（John Crawford）根据德文版《卡莱瓦拉》转译为英文，1889年，又出现俄语版本，1909年，意大利语版本出现。截至2000年，《卡莱瓦拉》已经被翻译成五十一国文字，版本超过一百五十个，英文译本已达三十多种。
《卡莱瓦拉》至今已出版三种中文译本。1962年，侍桁参照威廉·柯尔比（W. F. Kirby,1844—1912）的英译本完成了第一版《卡莱瓦拉》史诗的中文翻译工作（译本题为《卡勒瓦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1年，孙用根据1951年“万人丛书”版的威廉·柯尔比英文译本进行了第二次中文翻译，题名《卡勒瓦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张华文从芬兰文直接翻译了这部史诗作品，题名《卡莱瓦拉》，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三个版本的中译本各有特色，侍桁的译本流畅，孙用的译本朴素，张华文的译本则质重，且因为是从芬兰语直接翻译，语意失真度小，竭力重现原作的简练、朴实，句子整齐[10]。
20世纪80年代后，《卡莱瓦拉》史诗通过学术以及纪念性的艺术活动 [11]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关注，国际性的比较研究也开展起来，许多国家的学者将本国民族史诗同《卡莱瓦拉》联系起来，例如爱沙尼亚史诗《卡莱维波埃格》（Kalevipoeg）与芬兰史诗《卡莱瓦拉》的比较研究[12]。20世纪90年代，航柯组织了一系列比较史诗学术研讨会，组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多位史诗研究者参与的学术网络[13]。
2．从文本到音乐——史诗渊源的民间音乐传统研究
口头史诗不仅具有文本上的诗学研究价值，也具有重要的音乐属性，几乎所有的世界史诗都是在民间游吟歌手的歌声中演述并流传至今的。但是在史诗研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忽略了口头史诗中的音乐价值，将关注的重心放到了诗歌的文本上，对具有口述传统的史诗，如荷马史诗、欧洲英雄史诗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等，仅仅进行了诗学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史诗的旋律材料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丢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音乐学界对于古老的史诗音乐旋律价值的忽视，史诗旋律通常比较简单，且经常整部史诗的音乐部分都由相同或类似的旋律构成，毕竟史诗音乐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助歌手进行记忆，而非音乐创作。但这种对于音乐研究的缺失，导致口头传统史诗属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排除在外。此外，史诗音乐尽管简单，却蕴藏着丰富的音乐素材，体现着一个民族独特的音乐风格，是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近年来，音乐在史诗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
《卡莱瓦拉》史诗渊源于二三千年之前的芬兰古代民间音乐——鲁诺唱调，关于鲁诺唱调最早的文字记载见诸16世纪图尔库主教米卡艾尔·阿格里科拉 （Mikael Agricola，约1510—1557）的著作，1551年，阿格里科拉将《圣经·诗篇》（David's Psalter）翻译为芬兰文，在这本译书的序言中他列出了“异教徒的神灵”们，这些神灵来源于古老的鲁诺唱调，其中就包括后来《卡莱瓦拉》史诗的几位主角——万奈摩宁和伊尔玛利宁。但一直到17世纪，关于芬兰传统民间音乐的记载仍然非常缺乏，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芬兰改信路德宗，视民间诗歌为异端邪说，竭力禁绝，包含大量萨满教和芬兰神话传说内容的鲁诺唱调在芬兰西部地区几乎消失，而在芬兰东部，尤其是卡累利阿地区则因为信仰东正教而保留了丰富的民间音乐传统。
19世纪以前，芬兰一直处于瑞典的统治之下，芬兰传统民间音乐的早期史料无论在规模还是范围上都严重匮乏，但这些有限的资料还是为人们提供了零星的音乐文本、音乐元素和演述方式的信息，并且说明在五百年前，以鲁诺唱调为代表的芬兰民间音乐文化已经非常发达，足以威胁到教会统治。同时，这些史料也告诉我们，鲁诺唱调反映了芬兰劳动人民的神话以及信仰体系。
19世纪，受席卷西方的民族主义浪潮影响，芬兰爱国知识分子也掀起了提高芬兰语言地位、形成本民族文化的民族寻根运动，由于缺乏文献资料，芬兰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一直致力于通过寻找世代相传的民间游吟诗人，从他们的记忆中搜集和发掘民间音乐的传统，进而重建过去的历史图景。于是17世纪以前的传统文化遗产，尤其是大量鲁诺唱调等民间音乐传统被芬兰音乐家搜集整理，使得鲁诺唱调等芬兰民间音乐传统的搜集与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1888年，芬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专业民俗学研究的国家[14]，到1889年，芬兰文学学会已经搜集到二万二千首歌曲，一万三千个故事，四万条谚语，一万条谜语，二千首民歌旋律以及二万条咒语和民间游戏。除伦洛特外，尚有阿克塞尔·博里尼厄斯（Aksel Borenius,1846—1931）、尤利乌斯· 克伦（Julius Krohn,1835—1888）及其儿子查尔斯· 克伦（Kaarle Krohn,1863—1933）、阿尔奎斯特（A.E. Ahlqvist,1826—1889）及尼米（A. R. Niemi, 1869—1931）等人深入芬兰东部边界地区搜集了大量民间音乐，这些学者的田野笔记与录音目前都存放在芬兰文学协会的民俗影音资料库里，芬兰文学协会将这些口传留下来的诗，整理出版成三十四册庞大的参考资料，题名为《芬兰人的古诗》（芬兰语：Suomen Kansan Vanhat Runot ，简称SKVR），根据搜集的区域来为这一百二十七万行诗做分类，总共包含二万六千五百页，这套书的素材目前为芬兰音乐学界和众多民谣作曲家广泛采用[15]。
19世纪学者田野调查重点是发现和搜集蕴藏于民间的芬兰古代诗歌，这一时期的研究领域集中于文学和诗歌，对音乐的关注则明显缺失[16]。20世纪时，民间传统音乐进入了芬兰音乐学家们的视野，民间音乐佚失与保护的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一些民族音乐家针对民间音乐着手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音乐研究成果包括：奥托·安德森（Otto Andersson,1879—1969）比较了芬兰、爱沙尼亚及瑞典等地的悠亦可琴（Jouhikko）音乐演奏风格和特征；著名的人种志及民族音乐学者韦依塞宁（A. O. Väisänen,1890—1969）利用留声机及相机搜集和记录了古芬兰—乌拉尔语传统民谣、卡累利阿地区的吟唱音乐、爱沙尼亚音乐，此外，他还搜集了相当数量的康特勒琴和悠亦可提琴音乐 （Juniper 2005:114—118）；阿玛斯·劳尼斯（Armas Launis,1884—1959）利用留声机和听写两种方式，搜集了波罗的海地区芬兰人的古诗歌、萨米人吟唱，以及爱沙尼亚、因格里亚、卡累利阿等地区的民间音乐旋律。
20世纪60年代，一些民俗学研究者，如芬兰文学学会民俗学档案馆（Folklore Archive of the 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为学校教学录制了一批卡莱瓦拉民谣，试图推进芬兰民俗学从单纯的诗歌文本分析转向音乐传统研究，但这些录音材料最初主要是在芬兰语言和文学教学中运用。直到1981年，芬兰文学学会出版了第一部讨论民间音乐的著作《民间音乐》（芬兰语：Kansanmusiikki），自此，民间音乐研究和教育开始获得迅速发展。至今，芬兰民间传统档案已收录近三万首音乐作品和近一万五千小时的录音。
近年来，随着芬兰音乐获得国际性的成功，《卡莱瓦拉》史诗及其音乐传统与流行文化的碰撞成为“流行音乐学”视角下民俗学研究者的兴趣所在，对流行文化和民族认同的研究大量出现。这些研究普遍认为民族性是体现在生活实践与流行文化的产物中的[17]。
在中国，对《卡莱瓦拉》史诗及其音乐传统的关注与研究已经起步。2008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世界音乐周——中国—芬兰音乐国际研讨会”，邀请众位芬兰音乐学者针对芬兰传统音乐进行了讲解与答疑。2009年，为纪念《卡莱瓦拉》出版一百六十周年，复旦大学北欧中心与芬兰土尔库大学《卡莱瓦拉》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现代社会中的民间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芬兰学者对《卡莱瓦拉》史诗的起源地卡累利阿地区的发展变迁与史诗的现代创新进行了介绍。
但是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芬兰音乐的研究成果仍属稀少，现有的文献介绍也都比较简单。在张华文译本的《卡莱瓦拉》序言中，作者对芬兰传统音乐鲁诺唱调进行了一些介绍：“芬兰古代民歌习惯上称为卡莱瓦拉体，采用八音节扬抑格，四音步诗行。诗节长短不论，诗节之间没有间隔，不讲究脚韵而注重头韵，文体上多采用以平行的两行诗表达同一个意思，后一诗行的用词与前一诗行的用词保持同义或接近，从而使民歌便于传诵及当众即席演唱。”这段介绍概括了卡莱瓦拉体音乐唱词的韵律特征，但对于其旋律等音乐本体的内容则没有提及。
曾经留学芬兰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伯瑜先生是国内芬兰音乐研究的先行者与权威，发表多篇论文介绍和研究芬兰音乐。例如在《芬兰音乐与音乐生活》（2005）中，他对芬兰的民间音乐、大众音乐、音乐教育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在《芬兰音乐文化之魂——堪特雷》（2008）一文中对芬兰传统乐器堪特雷（又称康特勒）的历史与现状也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其他一些学者也关注到了芬兰的传统与民间音乐，如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杜亚雄（2007）以《唱调和哭调——芬兰的民间音乐及其发展》为题，介绍了两种最古老的芬兰民间音乐形式——鲁诺唱调和哭调的音乐特点，包括音程、节奏、节拍等。王歆的《传统与现代的流变，民间与专业的交融——对芬兰当代作曲家诺根河其〈第二康特勒协奏曲〉的研究与分析》，对康特勒琴的历史以及在当今芬兰的复兴、保护、传承与发展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3．从民族到世界——史诗及其音乐传统对西贝柳斯音乐创作影响的研究
西贝柳斯最为著名的作品是他的七部交响曲，此外还有交响诗等其他多种体裁的音乐作品存世。他的交响曲强调的是音乐之间的逻辑结构，而交响诗强调的是意识中的民族精神，有更深刻内涵。从国内外现有的文献来看，对他的七部交响曲的关注较为集中，分析也比较全面。不仅有对西贝柳斯交响曲的全集版本、风格特征、芬兰情结、衍生思维、旋律特征等方面整体、宏观的分析，也有针对某些具体交响曲的乐章结构、创作特征、主题材料、演奏处理等的深入探讨。可以说，西贝柳斯七部交响曲的成就备受瞩目，研究成果也分外丰富，相对而言，除《芬兰颂》外，他的交响诗作品研究，尤其是国内现有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西贝柳斯的音乐创作受到芬兰史诗《卡莱瓦拉》及其音乐传统的影响，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研究者对其音乐的民族风格或者民族性的研究，也主要从这一方向展开。对于两者关系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西贝柳斯音乐早期创作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卡莱瓦拉》史诗内容的影响，如《库勒沃》《勒明盖宁组曲》等，不仅标题直接运用史诗主题，乐曲结构也遵循史诗故事的发展脉络，且运用声乐重述了史诗文本；二是鲁诺唱调音乐元素在西贝柳斯的音乐创作中有所体现，例如在交响曲这类纯音乐体裁中，西贝柳斯运用芬兰传统音乐的调式、音程结构走向等基本乐汇，同时又根据民间音乐动机展开的特点，融入个人理念发展出独特的“旋律动机”乐思展开手法，从而实现了不单纯引用古老民间曲调就可以让自己的音乐充满民族性的突破（金毅妮，2009）。除此之外，西贝柳斯还通过音乐把芬兰壮丽的自然风光、芬兰人坚毅的性格特征以及乐观的人生态度传遍了世界（高知音，2014）。
整体而言，目前对史诗《卡莱瓦拉》及其音乐传统与西贝柳斯音乐创作之间的关系研究仍然局限于简略的说明，缺乏从音乐本体、音乐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研究出发的多角度、综合性的观点。
三、研究方法与行文结构
1．研究思路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于润洋先生倡导的“音乐学分析”的研究思路，其研究视角“不仅针对音乐自身，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人的行为”（2001年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音乐学”条目）。具体而言，就是“既考察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语言、审美特征，又要揭示音乐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并作出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判断”（于润洋，1993）。近年来，“音乐学分析”由于对音乐本体和文化的兼顾，既没有过于偏离现有的音乐形态学，也没有过于关注音乐本体之外的内容，因而受到许多音乐研究者的青睐[18]。
芬兰民间鲁诺唱调，作为民族史诗《卡莱瓦拉》的渊源，不仅具有音乐上的独特特征，更具有特殊的演述方式等文化意蕴。这部史诗及音乐传统对西贝柳斯音乐创作的影响，不仅限于独特的民族元素与音乐风格，也在于它在芬兰民族文化发展与意识认同中的重要价值，因而研究一种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对作曲家音乐的影响，也就不能仅局限于音乐本体的分析，而应将其置于影响发生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环境中进行综合性的探讨，因而本书采用了“音乐学分析”这样一种兼顾音乐本体与音乐文化的研究思路。
2．研究方法
本研究属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运用文学、西方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形态分析等相关学科的思想与方法，探讨芬兰民族史诗《卡莱瓦拉》的形成与内容、芬兰传统音乐发展历史、鲁诺唱调的音乐本体特征和音乐文化意义、《卡莱瓦拉》史诗及其音乐传统对西贝柳斯的创作生涯与音乐风格的影响等多个论题。
研究中对音乐本体和文化内容的分析不仅仅是将两者进行简单并置介绍或分析，而是对其进行一体化的研究，文化历史影响着音乐本体，音乐本体又反映着文化历史，从而对芬兰传统历史文化以及芬兰音乐形成全面立体的认知。
3．行文结构
本研究主要按照两条主线开展研究：一条立足于“寻根”，对《卡莱瓦拉》史诗的形成背景、编著过程、故事主题、角色属性等进行介绍和分析，进而从音乐角度对《卡莱瓦拉》史诗渊源的鲁诺唱调的起源发展、唱词韵律、旋律特征、演述方式、配器，以及鲁诺唱调影响下的芬兰近现代音乐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总结，古老的芬兰传统音乐是芬兰民族“寻根”的重要文化溯源，史诗《卡莱瓦拉》则是这一寻根运动最重要的结晶；另一条则立足于“传承”，从西贝柳斯的生平经历、创作生涯入手，通过对其代表作交响诗作品的曲式分析，探究《卡莱瓦拉》史诗及其音乐传统与西贝柳斯音乐创作之间的关系，厘清古老传统是如何在西贝柳斯的音乐中发挥作用并获得新的生命力。
本书由绪论、主体论述与结论三大部分构成，其中，主体论述部分分为五章：
第一章“《卡莱瓦拉》史诗的形成与主要内容”。对《卡莱瓦拉》史诗形成的历史背景、芬兰民间音乐的发展历程，编者的编著历程、史诗的文本内容等进行介绍，借此形成对本研究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卡莱瓦拉》史诗的全面了解，为后续研究起到铺垫作用。
第二章“《卡莱瓦拉》史诗的音乐传统”。主要运用历史学与音乐学的分析方法，对鲁诺唱调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对芬兰民间传统音乐形式——鲁诺唱调的唱词韵律、旋律特征、配器等进行分析，对音乐本体之外的演述方式及其文化意义进行解构。
第三章“西贝柳斯的生平与音乐创作”。从西贝柳斯的生平介绍入手，对其音乐创作背景、创作分期、主要作品、音乐特征等进行概述，形成对音乐家的整体认知，为之后章节中的研究内容打好基础。
第四章“《卡莱瓦拉》对西贝柳斯音乐创作的影响”。从题材、音乐元素、民族内涵等层面探讨和分析民族史诗《卡莱瓦拉》及传统民间音乐对西贝柳斯音乐创作的塑造和影响。
第五章“《卡莱瓦拉》影响下西贝柳斯相关作品分析”。运用音乐学分析方法对西贝柳斯受《卡莱瓦拉》史诗及其音乐传统影响而创作的《库勒沃》《勒明盖宁组曲》《卡累利阿序曲与组曲》《芬兰颂》与《塔皮奥拉》等五部作品，从创作背景、历程与史诗文本以及与传统音乐的关联等方面展开分析，验证第四章中总结的《卡莱瓦拉》史诗及其音乐传统对西贝柳斯音乐创作的影响路径与影响层面。
[1]. 明江：《史诗与口头传统的当代困境与机遇——访朝戈金》,http://cel.cssn.cn/kycg/xsft/201203/t20120314_2755684.shtml.
[2]. 陈自明：《研究世界民族音乐 共享世界音乐资源——在第二届世界民族音乐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音乐》,2006第2期。
[3]. 赵宋光：《世界民族音乐研究中的五个问题——在“第二届世界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4]. 王先艳：《对多元音乐文化的深度探求——记中央音乐学院“世界音乐周2008——中国·芬兰音乐国际研讨会”》,《人民音乐》,2009年第1期。
[5]. 航柯提出的“大脑文本”主要由故事情节，构成篇章的程式、典型场景或主题等结构单元，歌手将大脑文本转换成具体的史诗演述事件时遵循的诗学法则，以及语境框架（例如在演述史诗之前对以往演述经历的记忆）等四个要素组成，四个要素相互关联、按照一定法则组合在一起，以适应歌手每一次演述的需求而被反复调用。
[6]. 佩卡·哈卡梅耶斯、安涅丽·航柯撰，唐超译：《芬兰民俗学50年——以芬兰民俗学代表人物劳里·航柯的理论贡献为主》,《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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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朝戈金《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10]. 萧兵：《史诗阅读小记（一）》,《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本书引用的史诗诗句均来自张华文的中文译本。
[11]. 例如1985年与1999年举办的《卡莱瓦拉》庆祝大会都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响应与报道。
[12]. DuBois T. A,“The Narrator's Voice in Kalevala and Kalevipoeg”,Oral Tradition,2000,15（1）:126-144.
[13]. 佩卡·哈卡梅耶斯、安涅丽·航柯撰，唐超译：《芬兰民俗学50年——以芬兰民俗学代表人物劳里·航柯的理论贡献为主》,《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
[14]. Barbro Klein, “Fork traditions and the modern world”, In: Pekka Hakamies （Ed.）. Folk Traditions in Modern Society.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4. 19
[15]. 陈滢仙：《民谣与认同：芬兰音乐专题报导》,《关渡音乐学刊》,2013年。
[16]. 同上注。
[17]. Kallioniemi K, Kärki K,“The Kalevala, Popular Music, and National Culture”, Journal of Finnish Studies,2009,13（2）.
[18]. 陈鸿铎：《从“音乐分析”与“音乐学分析”到“音乐分析学”——“音乐分析学”学科建设刍议》,《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