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
王阳明的思想倾向，有一个逐渐演变、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他出生于一个有着良好的儒学传统的世家，从小就有追求儒家圣贤之道的理想。《年谱》中记载，王阳明11岁随父亲在京师时，有一次，他问学堂中的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回答：“惟读书登第耳。”少年王阳明对这一答案并不满意，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由此可见，由于从小耳濡目染，他对儒家圣贤理想很早就怀着深深的向往。
但是，王阳明追求儒家圣贤之道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他去世之后，好友湛若水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话，说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湛若水所谓的“五溺”，许多学者都是从时间上进行划分，说他多少岁之前喜欢骑射和兵法、多少岁之前喜欢道家学说之类。但从《年谱》等资料的记载来看，并不能简单地说王阳明在不同时间段里有不同的志向，只能说明他年轻时的确涉猎广泛，一直到湛若水所说的“归正于圣贤之学”之前，他的爱好都是非常庞杂的。尽管如此，除了偶然的彷徨之外，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圣贤之道这一根本的志向和追求。所以，这“五溺”只是他在创立心学体系，并专心于阐发儒家思想之前的五种“杂学”，而不是专指学术倾向的五次转变。
年轻的王阳明兴趣广泛，除儒家经典之外，佛道著作、历代兵书、诸子百家等都曾经大量阅读，甚至亲自到边疆考察风土人情和军队部署，到佛寺、道观中与出家人切磋交流。此外，他在辞赋文章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经常与李东阳等当时的名士酬酢唱和。对于他早年的这一学习经历，湛若水用了一个“溺”字来描述，王阳明自己也经常反思甚至后悔早年走的弯路过多。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由于学习内容比较庞杂，必定会占用许多本可以用于深入阅读和研究儒家经典的时间。但是，从王阳明学问的整体和他一生的经历来看，他这种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的学习，必须要辩证地分析。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早年的博览旁采，就没有功业和学问卓著的王阳明。
从功业方面说，王阳明最大的功绩就是三次平定叛乱，从而稳定了人民生活，维护了明朝的统治。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业绩，与其早年留心军事，沉迷兵学是分不开的。带兵打仗不是凭着一颗“止于至善”的圣贤之心就能够胜任的，王阳明出其不意、虚虚实实的战略战术，反映了很高的兵学修养，绝不是一般的仅读儒家圣贤之书的读书人可以做到的。
从学问方面说，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正是程朱理学如日中天的时代。在科举考试这根指挥棒下，大多数儒家读书人一生皓首穷经，学习的内容可能也不会超出《朱子大全》。从个人修养和品质提升的角度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溺”。王阳明不受程朱理学的束缚，广泛阅读和涉猎，恰恰体现的是学习上的自主与自由，相对于当时那些为了科举功名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儒家读书人来说，无疑是更加接近于孔子“为己”而学的理想的。也正是由于他这种开放式的学习和阅读，才使他能够广泛吸收包括佛、道思想在内的理论资源，创立出一种不同于程朱理学的新的思想体系。
因此，王阳明早年的“五溺”，对于他的人生发展来说，积极意义远远大于消极意义。如果没有这“五溺”，世上可能会多一个符合封建秩序需要的正统的儒家读书人，但却不会有作为卓越的军事家的王阳明；可能会多一个程朱理学的弘扬者和宣传者，但中国思想史上却少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当然，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伴随的必然是他学术思考重点的转变。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介绍王阳明时，曾经有所谓的“前三变”和“后三变”之说。所谓“前三变”是指：“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所谓“后三变”则是指：“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
黄宗羲这里所说的王阳明的两个“三变”,“前三变”指的是心学思想形成之前，学术探索中三次重心的转移；“后三变”指的是心学思想形成之后，逐渐发展臻于完善的过程。在“前三变”中，除了湛若水“五溺”中提到的词章、佛学和道家思想之外，还涉及一次重要的转变，即对朱熹“格物致知”之说的态度，由曾经的满怀期待，到感觉其与自身修养的要求之间存在距离。这一变化，其实就是属于湛若水所说的儒家“圣贤之学”范畴内的事情。由此可见，王阳明早年学问上以“溺”为特征的这一阶段，并没有逃离儒家的正统，而是一个不停学习探索、比较鉴别的过程。
关于王阳明对朱熹学说的态度，有两件事情值得关注。一件是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朱熹认为，万事万物中都包含着理，我们通过对现实事物的探究，就能够获得关于“天理”的认识，这就是他对《大学》中“格物致知”的理解。王阳明试图从此处出发，去理解朱熹的理学体系。《年谱》中记载：弘治五年（1492年），王阳明21岁，随父亲王华在京师。在此期间，他将能够找到的朱熹的著作都进行了认真阅读。有一天他想：理学家说，“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既然这样，找一个对象，仔细地对其进行观察探究，不就能够发现里面包含的天理了吗？恰好官署中有好多竹子，于是他就对着竹子，完全投入地进行探究和沉思。但结果却是，他不仅没有发现其中包含的天理，自己反而病倒了。《传习录》中也记载了王阳明关于此事的一段谈话，在那段谈话中，王阳明说当时一起格竹子的人有两个，还有一个是他的一位姓钱的朋友，结果他的朋友三天就累倒了，而他自己到第七天的时候，也是“劳思致疾”。通过这件事情，王阳明对朱熹“格物致知”之说产生了怀疑。后来“龙场悟道”，王阳明“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从而创立了心学的体系。而这一体系创立的关键，也正是源于对“格物致知”理解的转变，由向外在的事物中探求天理，转变为天理在我们的本性中就具有，我们只需向内寻求就可以的思想。
王阳明虽然否定了朱熹将天理视为事事物物中的“定理”，需要向外探究去获得的思想，但是，对于朱熹的思想和朱熹本人，王阳明始终还是敬重的。因此，创立了“心即理”的理论之后，他做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沟通自己的心学思想与朱熹的理学思想之间的联系。他最终的解决之道，就是将朱熹的思想分为中年思想和晚年思想，认为被大家奉为经典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等著作，都是朱熹中年时的“未定之说”，并不能代表他的成熟思想。因此，他把自己认为能够反映朱熹晚年成熟思想的书信、文章选择出来，编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时年王阳明47岁。）印行。在《朱子晚年定论》的序言中，他谈了选编的初衷和自己的观点。他说：当初被贬谪到贵州龙场的时候，自己对儒家的格物致知之说有了新的理解，把自己的新理解与四书五经相对照，发现完全吻合。唯一的问题是，这一新理解与朱熹的思想貌似有些冲突，因此久久不能释怀。后来，在南京任职的时候，自己又把朱熹的著作详细地阅读了一遍，发现朱熹晚年已经意识到自己以往学说中存在的问题，非常后悔。但现实的学者都局限于朱熹的著作，没有认识到朱熹思想的演变，不知道朱熹晚年已经提升和完善了的理论才代表他最终的思想。而这一思想，与自己的心学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既自幸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王阳明所选编的这些文章，不但与他的心学思想不相抵牾，反而有些方面可以相互印证。这样，就解决了很多人认为他的思想与当时被奉为权威的朱熹的思想格格不入甚至相互冲突的问题。
“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心学思想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后三变”。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在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明白了“吾性自足”，天理应向内寻求的道理，也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这是创立心学的第一“变”。
王阳明创立心学之后，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解决，即，既然天理就在人心之中，它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因此，就像《年谱》中所说，王阳明从贵州返回，尤其到南京任职之后，在讲学的时候，他的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尽量在心中保存天理，去除人欲，并说学习者以此为根本。遇有学生进一步追问，他就要求学生自己去体会，从来没有说人心里的这个天理是什么样子。有时候，王阳明自己也说：“我也想把我的想法阐述得更清楚些，但总觉得有一个东西没有办法说出来。有时觉得要说的东西就在嘴里，可始终不知道如何用语言去描述。”后来，他又说：“我觉得我的学问就是这个东西，只有这个东西，可惜不知道怎么把它呈现出来。”
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阳明终于找到了能够准确表达自己思想的这个东西，即“致良知”。他在给邹守益的信中说：“近来幸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也就是说，王阳明已经认识到，天理在人心中的体现，就是每个人生来就具有的“良知”；一个人的人生实践中，按照“良知”的指引，就是顺应天理，就能够处事无不当其可。“良知”就在每个人的内心之中，这样，对天理的探求，就不需要像当初格竹子一样在事事物物中苦苦地求索，只要反归自己的内心即可。人生实践的过程，就是“致良知”，即将“良知”之内在原则运用到事事物物的处理和应对之中的过程。王阳明深感“致良知”这三个字发现得不易，自己特别珍惜，也希望学习者能够细心体悟。他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致良知”是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之后，在江西期间领悟出来的。从此之后，“良知”和“致良知”便成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因此，黄宗羲说：“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 ’三字。”这是心学创立之后的第二“变”。
黄宗羲所谓的心学创立之后的第三“变”，与前两“变”不同，并非有新的思路或者新的概念产生，而是在学说上更加完善，将其更加娴熟和自由地运用于指导实践，达到了近似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黄宗羲认为，这一“变”，是从王阳明从江西回到浙江老家时开始的。从平定宁王之后到再次被弃用到去广西平叛之前，王阳明由于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和朝中奸佞阻碍等原因，在老家度过了几年相对清闲的时光。这几年，他将时间和精力大部分用在了思考学问和讲学上，对心学体系的完善的确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
王阳明去世之后，他的好友兼弟子黄绾在为其请功和辩护的奏疏中，对其学术进行了大致的概括。黄绾说：“其学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实本先民之言，盖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性善之论。二曰‘亲民’，亦本先民之言，盖《大学》旧本所谓‘亲民’者，即‘百姓不亲’之‘亲’，凡亲贤乐利，与民同其好恶，而为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据以从旧本之意，非创为之说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只一事也。守仁发此，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是守仁之学，弗诡于圣，弗畔于道，乃孔门之正传也，可以终废其学乎？”大致意思是说，王阳明的学说，有三个基本的观点，“致良知”“亲民”和“知行合一”。这三个观点，从来源和内容上说，都是继承和弘扬了儒家五经四书中的思想；从提倡这些观点的目的上说，则是为了使人言行一致，纠正空谈学问的时弊。
黄绾将王阳明的主要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是为了一般人理解起来方便，但实际上，如果对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核心进行总结，只一个“致良知”即可。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看起来抽象、玄奥，但只要是抓住和理解了“致良知”这个关键，对其思想的其他方面即可触类旁通。黄绾所说的这三个方面中，“亲民”可以理解为是“致良知”在待人处事上的体现，而“知行合一”则是“致良知”在生活实践中的基本要求。就像黄宗羲的老师、王门后学刘宗周所说的：“先生教人，吃紧在去人欲而存天理，进之以知行合一之说，其要归于‘致良知’，虽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为转注，凡以使学者截去之绕，寻向上去而已。”
王阳明的“致良知”理论，上承孟子的“良知”学说和《大学》中的“致知”思想。
“良知”是孟子先天性善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人天生就具有道德上的本能，这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人只有通过努力使这种本能得到发挥和完善，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这就是《孟子·尽心上》中说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意思是说，人不需要学习就能做到的，这是人类天赋的“良能”。不需要思考就能知道的，这是人类先天具有的“良知”。非常幼小的儿童，没有不知道爱他的父母的，等到他长大了，没有不知道尊敬他的兄长的。亲爱父母，就是仁。尊敬兄长，就是义。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两者可以通行天下。“良知”“良能”是他的性善论和道德修养论的重要理论前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这一思想，他说：“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人孰无是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书朱守乾卷》）意思是说，“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之”的“是非之心”，它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不需要通过学习、思考就先天具备。人人都有“良知”，差别只是在于能不能将“良知”运用于对事事物物的处理之中。“良知”不但人人皆具，而且人人皆同，不分圣愚，不分古今。所以他又说：“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书魏师孟卷》）根据这种理论，人在天生的资质上是平等的，之所以在现实中会表现出境界高低的区别，根本原因在于每个人后天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即能不能维护好先天就具有的“良知”，并将其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和依据。
“致知”的概念来自《大学》，是《大学》中的“八条目”之首。《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关于什么是“致知”，儒家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汉代郑玄认为，“致知”是使人“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就是人认识善恶、吉凶的产生和发展。朱熹认为：“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也就是说，要获得和积累自己的知识，使之达到极致。
同时，为了将“致知”和“格物”的思想阐释得更加清楚，在《大学集注》中，朱熹还专门补充了一章，并且说这是《大学》中本来就该具有但是已经缺失了的文字。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意思是说，之所以说获得明确的认识在于推究外在的事物，是因为，想要使自己获得正确的认识，就要接近事物，通过观察思考其中所包含的理。人心是灵巧的，都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而天下所有的事物都包含着理，只是由于我们对于理还没有完全探求清楚，所以认识才有不完全之处。所以开始大学教育的时候，一定要使学习的人接触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凭借自己已有的认识进一步穷究事物中的理，以求获得最完整的认识。这样，经过长久的努力，终有一天会豁然贯通，到那时候，一切事物的内容和形式、完美和粗鄙，就没有什么体察不到的，而事物的总体和运用，在我们心里全都洞察清楚。这就是所谓的推究外在的事物，这就是所谓的认识达到了顶点。
根据朱熹的这种理解，“格物致知”就是通过对客观事物进行探求，来获得对于“天理”的认识，这也就是王阳明为什么想通过“格”竹子来认识“天理”的理论依据之所在。但是，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体系对这种观念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他认为：“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在王阳明看来，“致知”并不是朱熹所说的扩充知识，作为“良知”的知识是不需要扩充的，人人生而具有。我们所要做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使实践的依据回归到自己的“良知”，以“良知”为指导。“致良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内体察自己的“良知”，二是将“良知”运用到现实生活实践之中。前者是“知”，后者是“行”,“致良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的过程。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承认程朱理学的核心概念“理”或“天理”，并且和二程、朱熹一样，认为“天理”是行为正当性的最终依据。但是，他并不赞同“理”或者“天理”只能从外在事物中去寻求，而是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理”。他的这种理解，与南宋另外一位著名的思想家陆九渊（象山）是一致的。陆九渊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与李宰·二》）“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与曾宅之书》）王阳明直接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义外’之说也。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书诸阳伯卷》）王阳明甚至多次直接使用陆九渊创造的“心即理”的说法，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传习录上》）
王阳明对陆九渊也是同情的，对其思想受到的压制感到不满。在谈到对陆九渊的看法时，他曾经说：“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以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而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使若由、赐之殊科焉则可矣，而遂摈放废斥，若碔砆之与美玉，则岂不过甚矣乎？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晦庵之学既已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犹蒙无实之诬，于今且四百年，莫有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将亦不能一日安享于庙庑之间矣。”（《年谱》）意思是说，在我看来，朱熹与陆九渊，他们的思想观点虽然有不同，但总体上都不失为圣人之徒。如今，对于朱熹的思想，天下的读书人都是从小就学习，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好像已经不能再有任何异议了。但唯独陆九渊的思想，由于他曾经与朱熹进行过辩论，于是就被排斥了。他们二人就像孔子的弟子子路和子贡一样，可以说他们的学术重点不同，但如果抬高一个，打击一个，说他们就如同石头和美玉一样，那就过分了。所以我经常不顾天下人的嘲笑，为陆九渊说些公道话，就算因此而受到惩罚也没有遗憾。朱熹的思想现在已经天下皆知了，而陆九渊仍然在蒙受不实之诬，到现在已经四百年了，没有一个人为他辩护。假如朱熹九泉下有知，面对这种情况，即使坐在庙里受人祭祀崇拜，内心也一定不安。由此可见，从感情上讲，王阳明对于陆九渊是十分同情的；而这种同情的主要原因，正是源于思想观念上的相通性。
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阳明在陆九渊的家乡江西任职。他再次深深感受到，陆九渊与朱熹同时讲学，但自从程朱理学被视为正统之后，陆学被长久压制。他不但没有像朱熹一样配享文庙，子孙世代享受恩泽，就连他的学说也很少有人问津。为了提高陆九渊的影响和地位，他刊刻了《象山文集》，并且命令抚州府金溪县的官吏，将陆氏嫡派子孙，仿照各处对待圣贤子孙的做法，免除他们的差役；家族中如果有俊秀的子弟，则具名提学道，送到官学中学习。
正是由于思想上的相似性，所以后世经常将王阳明与陆九渊并提，称他们的学说为“陆王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