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易》与古代哲学

中国的哲学源远流长，其中易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此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言：“中国哲学的发展与易学的发展一直相伴而行，如影随形。包含华夏先哲深湛智慧的《易经》，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由阐扬《易经》而成的《易传》，是先秦哲学的最高成果。在汉代确立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不仅是魏晋三玄之冠，宋明道学主原，而且成为近代新学的基干，现代新儒家的宗主。《周易》之所以被称为中华第一经，关键即在于易学是贯穿中国哲学历程的中心线索，《周易》是中国哲学的首要资源。”[36] 可以说，《周易》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与基石，是中国哲学的思想源泉，离开了《周易》则中国哲学无从谈起。

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的形成时期，在先秦哲学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经典，其中《易经》《易传》便是典范。可以说，《周易》尤其是《易传》是对上古以来哲学思想的集大成，它深刻洞察了天人之际、人之为人、境界工夫等多层理念，并做了深入的阐发。

首先，在《易传》中蕴含有非常深厚的哲学思想，比如“生生之谓易”，体现了《周易》对生命的重视与关照，这也可以说是天地万物最根本的原理，也是《系辞》中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周易》中多次提到了生命的起源问题，如《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是说，乾元乃是天道的呈现，它化生万物，同样，万物又在大地的滋养下，开始生生不息，“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在《周易》看来，天地产生了万物、孕育了万物、涵养着万物，所谓“天地，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

《周易》所说的生，是天人互动的整体。也就是说，天地化生万物，而人则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但是，在《周易》看来，人并非与天地、万物相隔，而是彼此是浑然一体的共生关系。所以，生生之谓易，强调的乃是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

其次，《易传》跳出了迷信天命的传统观念，而强调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宣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周易》所强调的修德，乃是对天人本为一体的深刻感悟，所以修德最高境界或曰人格理想——大人，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的状态，如《乾·文言》中所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这是说，大人的德性要与天地的功德相契合，要与日月的光明相契合，要与春、夏、秋、冬四时的时序相契合，要与鬼神的吉凶相契合。在先天而言，它构成天道的运行变化，那是不能违背的自然功能。在后天而言，天道的变化运行，也必须奉行它的法则。无论先天或后天的天道，尚且不能违背它，何况是人呢？更何况是鬼神呢？整体上来看，这种人格理想，实际上就是天与人之间的合而为一，可谓是体用合一、显微无间。《周易》之所以强调这样的德行境界，乃是基于它对人性的深刻感悟，更是基于商周之际人文精神的凸显。

最后，《周易》奠定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在《周易》中多次提到了辩证的思维，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同样，在具体的卦爻辞中也有这样的体现，比如《泰》《否》两卦便是如此，《泰》卦的卦辞是“小往大来，吉亨”。因为《泰》卦的卦形是上坤下乾，象征着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阴阳交会，化生万物，故吉利、亨通。《否》卦的卦辞是“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否》卦的卦形是上乾下坤，象征着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以至于天地不交，自然是万物难以亨通。当然，这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如《泰》卦的九三爻辞中所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也就是说平地与斜坡是辩证统一的，来回往复之间也是如此。

在汉代，《周易》实现了经传合一，同时也以其丰富的哲学形上学思想，被列为群经之首，如《汉书·艺文志》所言：“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各家各派如陆贾《新语》、《淮南子》、《春秋繁露》、王充《论衡》等在建构全新的哲学体系的时候，都以易理为主要的思想资源。另外，汉代诸家诸派的易学，如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玄等人的易学，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汉代的哲学。扬雄还曾仿照《周易》编纂了《太玄》一书，深入探讨了宇宙生成的理论。

相对于两汉时期易学的发展侧重宇宙生成论，魏晋时期的易学则注重本体论的探究。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言：

相对于两汉的宇宙本原论和宇宙生成论，魏晋哲学主要呈现为存在本体论和生存根据论，它主要追寻的是现实人生和其超越根据的关系问题，是具体生存与理想人格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涉及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内在真性情与外在行为践履的统一等论域。[37]

在魏晋时期，作为当时易学的重要代表——王弼开始注重跳出汉代易学侧重象数的传统，而探究象、意之间的关联，提出了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思想，由此开启了魏晋玄学的思想。

到了隋唐时期，佛禅之学非常兴盛，很多学者开始注重探究易学与佛禅之学的内在关联。比如李鼎祚认为《周易》为“权舆三教，钤键九流”的经典，即易学可以贯通儒释道、诸子百家之说。又如柳宗元认为佛禅之学与儒家的易学、《论语》学颇有相合之处，“浮图（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38] 李翱更是撰写《复性书》，借助佛教的思想资源重新解读《中庸》之道，从而开启了宋明理学建构的先河。

到了宋代，理学家们为了应对佛老之学的挑战，更是借助《易传》创建了系统的宇宙本体论、心性论、道德修养工夫论等，实现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此后理学成为宋元明清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

总之，《周易》注重形而上学的探讨，注重对人心、人性的关注，也基于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古人提出了一系列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理念，这对于中国古代的人伦道德、纲常名教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构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框架。所以，没有《周易》就没有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