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大哥唐翔千

唐新璎

早年印象

大哥小时候的事情我不大清楚，那时候我尚年幼，听说他在无锡读的是唐氏小学。抗日战争开始后的事情我有些印象了。那个时候他已经上初中了，听母亲讲，先是在无锡辅仁中学读的。日本人占领无锡后，我们全家分为两批逃难。一批是跟父亲母亲到上海；一批是跟祖父祖母走的，有大哥翔千、大姐、二姐，还有三哥尧千。他们先是坐轮船逃到武汉，然后又逃到香港，在香港住下来。听祖父祖母讲，当时香港还很落后，烧饭还是用煤炉，生活上很不习惯。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到上海了。到了上海后，我大伯把自己住的房子转让给我们住，这样大哥、三哥他们就住过来了。读书也是母亲的一个亲戚介绍的，从香港回来的这些人都送到大同中学读书。大哥高中毕业以后考上大同大学，大同大学毕业后在上海银行工作。后来父亲要他到国外去读书，先是到英国，随后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读书。大哥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大哥说一定要回来，一是看看上海的变化，二是可以照顾父母。父亲开始还是想让他去美国，他不肯去，就在上海中国实业银行工作，之后到香港分行做外汇业务。后来大哥与几个朋友一起商量，说要创办工厂，先是办纱厂。当时办厂蛮艰苦的，碰到不少困难，之后一点点克服，一步步发展，再办针织厂，生产羊毛衫。祖父就跟着大哥一起在香港生活。祖父和一群朋友打麻将的时候，老朋友尤寅照说起，家里有个女儿没有结婚，祖父就说那介绍给我孙子翔千好了。订婚是父亲到香港去操办的，大哥和尤淑圻谈了一段时间恋爱后，就在香港结婚。

爱老慈幼

刚刚工作的大哥知道我们弟弟妹妹读书没有零用钱，就在我们小学毕业考入大同中学时，给我们弟弟妹妹每人买了一支钢笔，再给我们每人3元零用钱。后来大哥到香港办厂，安顿下来。改革开放后几个弟妹陆续去香港工作、生活，一开始都是住在大哥家里，大哥给每人安家费，等他们找到工作，安顿好了再搬出去。我父亲当时在上海办厂办得很成功，不大想去香港，祖母和母亲也不愿意去，再加上我们一群孩子还小，就决定不去了，在巨鹿路住下来。后来巨鹿路房子转出去，搬到永康路，住花园洋房，祖父从香港回来后和我们住在一起。大哥结婚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没去香港，在上海请了亲戚朋友们聚餐。

大哥自去香港后很长时间没回来过，一直到1972年，因母亲患病他才第一次回来。“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在我们家里住了一个月，天天晚上来闹，父亲当时年纪大了，快70岁了，不让他睡在床上，只能睡在地上，母亲每天都担惊受怕。后来母亲生病了，请叔叔唐宏源来照顾我们。叔叔看到母亲生病了，蛮着急的，拍电报给大哥，大哥也非常着急，马上到香港华润公司去询问回上海的手续，后来是由华润公司担保，到上海来看望母亲。大哥到广州的时候买了一双解放鞋、两套灰色的人民装，穿上人民装和解放鞋才来上海，住在华侨饭店。大哥的儿子圣年也一起来的。当时天很热，电风扇也没有，条件是很艰苦的。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母亲每人每月只有16元生活费，我们住的房子每月要付36元钱。妹妹还在读书，没有钱；仑千结婚了，要养两个小孩，也没钱。大哥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从以前房子搬出来了，住在南昌大楼310号。墙上有洞，母亲叫我们用宣传画糊在墙上，大哥看到后很难过。之前他在香港的时候说叫我们拍张照片给他看看，他看到照片里我们穿的衣服很旧，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大哥当时每天穿解放鞋、人民装，从住的饭店坐24路公交车来南昌大楼。当时母亲已经住进瑞金医院了。他到瑞金医院一看，吓坏了，一个病房里住了12个人。母亲躺在靠近窗口的一张床，我每天去陪护，晚上两张凳子一搭睡在旁边。母亲经诊断是肠癌，一定要动手术。那时大哥已经来了一个星期了，必须要赶回去了。回香港后，大哥一批一批给我们寄油、糖。母亲开刀两个礼拜后就出院了。

1973年，大哥组织了一些香港的企业家到上海来，大概20个人左右，他们想来看看自己的亲戚怎么样了。市里派人请他们吃饭，这时候大哥提出来想让父亲母亲到香港去生活，让母亲在香港养病。上面同意了，但是父亲由于身份原因没去香港。母亲从广州到香港，本来说让我送到广州。大哥说不方便，不用送了，他叫人来接应。在新疆办厂之后大哥经常从香港到上海来看父亲，大概一个月要来两趟或者三趟。他先到北京，再到新疆，然后从新疆回到上海看看我们。大哥在上海的时候住在锦江饭店，离南昌大楼很近，每天早上来陪父亲吃早饭。大哥对我也非常好，很关心我，因为他觉得我陪父亲牺牲了很多，所以每次到上海来看父亲，都带羊毛衫之类的给我穿。

实业报国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要发展经济，引进外资。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跟父亲说，要做做大哥的工作，谈一谈去新疆办纺织厂的事。那年年底父亲带我一起，到香港去探亲，住在大哥家里。香港的朋友劝大哥不要到新疆去，说内地有这么多地方，到新疆去干什么。后来大哥到新疆去看了，他说那里大片土地空着，没有电，交通也不方便，办厂非常困难。父亲说：“你可以把这些问题向上面提出来，我们可以改造这个地方。”大哥还在犹豫，父亲又说：“你不要考虑这些，你放心去办，办厂蚀了本，就当是孝敬我了。”大哥下决心到新疆去办厂了。他本来想找其他人一起投资，没有成功。大哥自己去新疆的次数记不清楚了。有时从上海走，有时从北京走。大哥先乘飞机到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再坐车去厂里。地方政府对大哥非常支持，答应安排交通工具和水电煤。大哥后来就答应在新疆办厂，到北京去签了协议。新疆第一家合资纺织厂—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就是大哥与当地政府合办的。

20世纪80年代初，大哥来上海办联合毛纺厂。当时他生产的羊毛衫很吃香，是名牌产品。因为在上海开厂，大哥经常到上海来，每次来市委统战部都会接待。后来有领导对我大哥说，你再要办厂的话最好办电子厂。当时大哥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说发展电子业有前途，我来办电子厂，为国家再出一份力。

我们都说大哥和父亲一样：父亲一生节俭，大哥也很节俭；父亲喜欢办厂，大哥也喜欢办厂。大嫂说大哥袋里不能有钱，有钱了他就去办厂。1997年，大哥又在上海办了美维电子，经常要来上海，在巨富大厦买了一套房子，可一直找不到满意的阿姨。早饭是我在南昌大楼做好以后，送到巨富大厦的。他在美维电子吃中饭，下班后会和司机小陈一起在外面吃晚饭。

重教育人

我们唐家历来重视教育，祖父和父亲在办企业的同时创办工人子弟学校，设立教育基金，让困难家庭子弟有机会接受教育。父亲常常对我们说：“我有能力把你们都培养成大学生，你们是否努力、学得好坏，则是你们的事。学得好，将来工作生活就会好些；学得差，将来工作和生活就会差些。”父母十一位子女，都是大学毕业。大哥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后来又去英美留学。大哥留学回来后，先在上海中国实业银行工作，后被派往香港的银行从事外汇管理工作。几年后他离开银行，与人合伙办企业，再自己独立办企业。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他在办企业的过程中，深知人才的重要，因此，他对教育也很重视。他捐资香港中文大学和新亚书院，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董事、新亚书院的董事会主席。

内地改革开放后，大哥带头到广东、新疆和上海办企业，同时也想为内地的教育事业发展出一份力。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我们家有一个传统，每年子女都要聚集在一起为父母过生日。大家买一个蛋糕或送一些小礼品，聚在一起，吃一顿饭。1987年为父亲的祝寿就特别有意思了。大哥从香港来到上海，问父亲过生日需要什么东西。父亲以往从来不会主动提需要什么，这次父亲则提出需要一万元钱。大哥问：“您要一万元派什么用场？”父亲说：“你把一万元钱打到你过去上过学的大同中学账号，在大同设立一个奖学金。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大哥听完父亲的话，马上表示赞同，其他子女也一致同意父亲的提议。

以后根据父亲的意见和大哥的想法，设立奖学金的学校不断增多，还在这些学校设立奖教金。做教育慈善事业，需要有人来做具体工作，大哥就把早年在银行工作的方祖荫等四位老同事找来，又把退休后的统战部原处长马韫芳找来当秘书长，负责筹建教育基金会。我当时在卢湾区侨联工作，因为是非公募基金会，马韫芳让我也加入基金会工作队伍。另外，还从社会招聘了几位工作人员。成立基金会，需要增加运作资金，大哥不断调集资金，从5万到10万，再到上百万，直至1999年共筹集到4 000万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唐氏教育基金会。2005年更名为“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在上海市民政局注册登记。

成立基金会，需要有办公地点，我们曾在锦江饭店和附近的大楼租房用作办公地点。大哥认为租房成本太高，不如使用自己的房子。大哥来上海办企业时曾在富民路巨富大厦买过一套房，他来上海时就住在那里。后来，他就把这套房捐给基金会作为办公场所。唐家在长乐路339弄甲支弄也有一幢花园洋房，这是在上海解放前夕以祖父的名义购买的，上下两层，面积在270平方米左右，给小叔唐宏源一家居住。“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幢房被房管所分配给住房困难户居住，只留一间给小叔一家居住。“文化大革命”结束落实政策后，房屋归还小叔。因小叔家陆续移民香港、北美，该房用作唐家在上海办企业之用。后经大哥与小叔商量，决定把这幢房无偿捐给基金会永久用作办公场所。这幢房子的产权变更在2004年办妥，产权归基金会所有。后来这幢房子经过整修，形成现在的格局。基金会搬来办公已有17年了。

大哥对基金会的建设和人才培养一直很重视。他多次强调：“基金会要长期办下去，而且要越办越好，越办越强。”每次来上海，他都要找基金会领导商量工作，提出办好基金会和人才培养的设想。在上海，他多次召集中学校长开座谈会，春节期间请校长们吃饭，以示慰问。他还亲自带领部分中学校长去广东深圳、东莞等地考察他办的企业。他提议在家乡无锡成立基金会联络处，负责在无锡地区的教育捐赠和人才培养工作，还与夫人一起召开获奖学生座谈会，鼓励学生奋发学习，将来为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前后，他在香港拿出1亿港币，折合约8 000万人民币，设立专项基金，用以与上海大学联合举办翔英学院，与江南大学联合举办君远学院。联合办学前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与基金会领导商量办学指导思想，修订教学计划，要求增加学生参加实习和社会实践的机会。他每次来上海，都要听取相关学校与学院领导报告办学进展情况，并且提出自己的建议。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这两个学院为国家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人才，还获得了国家级和相关省市的教学成果奖。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哥在2013年决定辞去担任了20多年的基金会理事长职务，推荐他的长子唐英年负责理事会工作。经理事会讨论投票，一致同意唐英年担任理事长职务，大哥成为终身名誉理事长。尽管离开理事长岗位，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基金会工作。继续为基金会捐款，帮助基金会理财，每年来上海小住，总要与基金会领导和无锡联络处同志及有关学校的领导见面，商谈工作。让我记忆犹新的是，2017年春天他来上海休息时，最后一次接受上海大学电影学院学生的采访，回顾了基金会的成长历程，表达了希望基金会继续办好的强烈意愿。2018年春节，我去香港看望病重的大哥，他还关心基金会的工作，并叮嘱我，要把基金会继续办好。我回上海不久，就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大哥一生致力于实业，爱国重教，自己艰苦朴素，一心奉献他人。他是我最为尊敬的兄长！

（整理者：金秋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