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深切怀念曹先擢老师
2018年11月4日到13日，我辗转杭州、广州等地参加近代汉字研究第二届年会和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九届年会，在这期间惊闻曹先生去世的噩耗。返津之后，马上到北京看望曹师母，曹师母跟我讲了先生生病到最后的情形，我很是悲痛。我和曹先生一直有联系，知道他身体不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走了。我翻出家中收藏的30多年前曹先生授课的课堂笔记和批改的作业，以及后来曹先生赠送的书籍等，逐页翻看，感到它们所承载的事情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我们读研究生时称曹先生为“曹老师”，这是学生们习惯的称呼。《说文解字》是当时北大汉语史方向研究生必修的专业课之一。1983年，我上了一年曹师的《说文解字》课。先是“《说文解字》研究”课，侧重于通论性质。暑假以后，曹师为汉语史专业研究生专门开了《说文解字》课，这门课在前者基础上精讲《说文》和研究文字的方法，我对此门课印象深刻。曹师将《说文》按义串形分成类别，逐字释义。有的根据小篆字形看不出本义就参考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我们逐渐认识了汉字的系统，洞悉了研究汉字的方法，使我受用终生。当时汉语史的研究生比较少，曹师在家里为我们授课，他十分熟悉《说文》，而且可以非常娴熟地书写《说文》小篆，引起了我们的好奇。由此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令多数人想要而又不敢大张旗鼓读书的特殊时期，曹师曾经悄悄地多次抄写《说文》全书。我才知道还可以这样读书，明白了做学问要专注，要肯下笨功夫。
跟着曹师学习期间，我曾经效仿曹师所教的汉字研究方法，写过一篇研究《说文》水部若干字的作业，有13000多字，交给曹师请他提意见。曹师不嫌弃我这篇习作又长又粗糙，通篇做了详细的批改。他在我写的“先秦文献出现10次”下批评道：“不宜这样讲，我们所据仅是先秦文献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各字出现频率表”中，对某个字计数的错误也给与了纠正。今天翻开原件，重温曹师的批阅深有感触，这种有的放矢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我们后来逐渐形成的比较严谨认真的学风，以及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始于师辈们的言传身教和辛勤培育。师恩终生难忘。
曹师还到学生宿舍看望我们，从思想和生活上给予关心，使我们感到温暖。后来，我做研究生导师之后也是这样做的。曹师很善于做思想工作，做事公道，偶尔有想不通的事情去找他都会得到解决。那时曹师任北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威信很高。
我离开北大以后，经常看望或者问候先生。曹师经常将他写的新书寄给我：1990年收到他和杨润陆先生合著的《古代辞书讲话》；2005年收到他和李青梅合编的《〈广韵〉反切今读手册》，在这部书的扉页上贴着一张纸，说明这部书的编写原因和相关的著述情况，语言简练平实，今天读起来特别亲切。有时见到曹师撰写的新书也会购买，如他和苏培成先生主编的《汉字形义分析字典》（1999年）等。在此书基础上，他们又主编了《汉字源流精解字典》（2015年），此书较前书增加1000多字，这是他们关于汉字文化方面的精心之作。曹师自上世纪80年代专注于汉字文化研究，1988年撰写《字里乾坤》。该书通过汉字字形挖掘中华文化的信息，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汉字文化研究方面的首部专著，颇具开创性，对于90年代以后兴起的汉字文化研究热潮具有引领作用。
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辞书学家，曾任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在辞书编纂的理论和实践上卓有贡献。上世纪70年代曾经主持《新华字典》的修订和《新华词典》的编纂、定稿工作，在汉字部首法研究方面有较高的造诣。2002年我接受并主持研制国家语言文字应用科研项目“汉字部首规范”。2005年到了征求意见阶段，课题组向上海、北京、成都等地本领域部分专家学者征求意见。曹师作为被请专家，仔细地看了研究材料，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如：关于汉字切分，原则上要一分为二，能够独立成字，不要切分得太细；关于标准，规则要细，体现归部原则等。2008年1月6日该项目结题，在天津召开了鉴定会议，国家语委指定曹先生担任鉴定委员会主任，成员有李行健先生、王宁先生、向光忠先生、傅永和先生、程荣先生。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王翠叶处长主持了鉴定会议。会上专家们建议这个项目尽快推荐试行。同年9月2日该项目以《GB13000.1字符集汉字部首归部规范》为名，送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审议，并顺利通过。审定委员会主任是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教授，曹先生是审定委员会委员。我在此如此详细地追述这件事，既颂美曹师的学术贡献和重要的社会影响力，还想说我们是在师辈们的呵护和帮助下才取得进步的。
曹先生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眼前；他的教诲和对我的帮助，难以忘怀。谨借此次出版纪念文集的机会，表达对恩师最深切的怀念。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