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美全面竞争背景下中国中小企业的角色

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不仅要从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更要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来思考。考虑到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我们有一万个理由去重视和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去反对和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

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提出了所谓的和中国的体制之争，即“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之间的竞争，并扬言无论如何要击败中国。但所谓的制度之争实质上就是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竞争。这和以前美苏冷战期间的竞争一样，是在意识形态（制度）之争的表象之下进行经济、技术和军事竞争。

那么，中国如何回应美国的这种竞争方法？我们必须避免与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竞争，因为这是美国的强硬派和冷战派所希望看到的。美国强硬派与中国竞争甚至击败中国的战略已经很明确，那就是“三步走”。第一步，“脱钩”，尤其是高科技的脱钩；第二步，促成中国国民经济的“国家化”；第三步，与中国进行一场军事竞赛。很显然，后两步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击败苏联的战略。当年美苏之间不存在今天中美之间那样的经贸关系，因此冷战开始就直接走上了第二步。今天，鉴于中美之间存在紧密的经贸关系的现实，美国加上了“脱钩”这一步。特朗普政府发动中美贸易战，开始搞全面脱钩，造成了“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因此，拜登上台之后，从特朗普时期盲目的全面脱钩转向“精准脱钩”。较之特朗普政府的盲目脱钩，拜登政府对华的“精准脱钩”对中国企业构成更为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对高科技企业。

无疑，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中美之间的全面竞争不可避免。中国理性的做法是把竞争的焦点置于与美国的经济竞争上，并且努力把军事竞争转化为经济竞争。客观地说，中国的竞争优势在经济领域，没有必要在意识形态或者军事上参与纠缠。中国最大的理性、最优的策略就是把中美竞争从军事领域转移开而进行经济竞争。

正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军事竞争是零和博弈，结局往往是战争，而经济竞争则是一场非零和博弈，结局可以是双赢的。我们应当意识到，中美之间不管发生怎样的竞争，其本质都是经济竞争。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原理迄今仍有效。弱化中国经济、中断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无疑是美国与中国竞争战略的核心。

我们认为，美国试图通过和中国的经贸“脱钩”把中国引入美苏冷战局面，最终围堵中国。中国经济要防止完全与美国“脱钩”，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胜出，中小企业是关键。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和一些跟随美国的西方政府）花费了那么大的精力和中国搞经贸脱钩，但到现在为止美国在“脱钩”路上非常艰辛。这里主要的贡献来自中国中小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被美国认为具有军事敏感性的高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的禁止可以说已经是滴水不漏。在国际范围内，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围堵也不遗余力，导致这类企业将可能很难走向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但中国中小企业生产的是大量的民生经济用品，对美国（及其盟友）没有任何威胁。并且，在上一波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既然已经把这部分民生经济用品的生产迁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现在就没有可能把民生经济的生产全部迁回国内。过去这些年，美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尝试了这种做法，但没有任何效果。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国际优势。

民营企业的国际环境正在快速恶化。2020年以来，西方主要媒体都以阿里巴巴和滴滴被立案调查、恒大被约谈、教育培训行业被整顿等事件大做文章，大肆妖魔化中国的民营经济政策。一向公然反对中国的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更是在美国主流金融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中国领导层。西方媒体这样做，目标只有一个，即通过妖魔化中国，阻止西方资本流入中国民营经济，借此来达到西方和中国脱钩的目的。西方也意识到在中国总体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营经济是中国和西方经济体关联的主体，并且西方市场是高度依赖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因此西方希望削弱西方资本对中国民营经济的投资，从而逐渐减少西方市场对中国的依赖。不过，西方也有一些积极的声音，认为中国政府这一波整顿并非要削弱民营经济，而是通过强化监管和反垄断等举措为民营企业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然而，这些声音是很微弱的，并且经常被视为有亲中的倾向。

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一步，中国的中小企业必须实现大发展。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产生和培养一大批对全球产业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型民营企业，鼓励和引导中国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进而让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