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非正式的就业形式

第一节
以录用为正式员工做诱饵让你卖命
——一边服用麻痹情感的药物一边工作的昌美

复杂的内心

“最近和做派遣制员工的朋友聊天，谈到派遣制员工在公司的账目上不算作人工支出，而是被列入了资产条目。当她得知这一消息以后，感觉自己没有被当作人来对待，就不想干了。非正式员工待遇低，但干得却比正式员工多。让人觉得好像低人一等似的。我现在工作的公司也是这样，我是契约工，却常常听到公司里的人对我说‘想成为正式员工吧’、‘想转正的话就得展示出你的干劲’之类的话。当然全怪罪在雇佣体制上也无济于事，可周围有许多朋友都是派遣制员工之类的非正式员工，一个个都精疲力竭，开始抱怨着‘不想工作了’，大家都没了干劲。岂止是绝望，都麻木得感到‘无所谓’了。这种情况若再不加以正视，后果会很严重的。事到如今才用转正诱使我们卖命，谁还理他们。增加这么多非正式员工的岗位，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这导致大家都没心思干活，没钱去购物，最后只会演变成恶性循环，税还越缴越多……最近我听了一名派遣制员工的建议，投了两人份的养老金，支付到60岁，65岁就能拿到手。每份1万日元，每月要负担2万日元。我们这种情况只能想方设法地生存下去啊。”

昌美（化名）此前在许多公司做过非正式员工，是她告诉了我这些。

她今年36岁。单身。现在某出版社做契约员工。编辑工作是她高中以来的梦想。然而，如此热爱编辑事业的她却在两年前开始服用心内科开具的汉方，用以麻痹情感，一边服药一边工作。她对“非正式”这种就业方式抱着一言难尽的复杂情感。我从她那里听说了她的故事。

作为派遣制员工遭遇的种种不公

昌美出生、成长在关东某县，她的就业经历要从短期大学毕业以后说起。那是在2000年，正值就业冰河期。那时，她对“派遣”这个词仅有零星耳闻。原本她的目标是出版社，可大型出版公司的录用条件是“四年制大学毕业生”。但她考大学的时候根本不了解这些要求。

“父母对我说，‘你是女孩子，不必去上四年制大学’。我哥哥上的是专科学校，我弟弟也要上私立高中了，所以我就选择了短期大学。没想到这个决定对我今后的就业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家有兄弟，女孩子的升学选择面就会因此变得狭窄。虽然这种情况不太被人提及，但的确发生在许多有兄弟的女孩子身上。我也有两个弟弟，我高考落榜后复读，后来就放弃了报考美术大学的念头。因为当时我的确有过“作为女孩子应该识相些”的想法。

昌美应聘了30多家公司，主要都是出版社，却都一一落选了。最后，她进入了一家小型出版公司，然而给到的固定工资只有16万日元1个月。既没有保险也没有交通补贴，无奈只能和老板提出“工资实在低得可怜”，给涨到了19万日元，但仍然没有社保。当她和上司提出要为自己投保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女孩子嘛，反正都是要结婚的，不投也罢”。

……这不是发生在昭和年代，而是发生在21世纪的事。

昌美在这家小型出版公司工作了5年多，最后的2年还成为了正式员工，但她还是离职了。接着就开始找工作，却才意识到“派遣”这一就业方式已经大行于世了。刚开始，她作为派遣制员工在广告代理公司工作，但还是心心念念着出版行业，又跳了槽。不曾想，后来工作的这家出版社却黑心得吓人。

“原本听说工资有25万日元，大喜过望，就进去工作了，可1周都回不了家。活干不完，只能住在公司，每夜每夜都在睡袋里度过。我和父母住一起，却有家不能回，想着至少得有个能洗澡的地方，就开始一个人生活了。但自己租的屋子却很少能回得去。周围尽是些20出头的年轻人，都是抱着希望成为编辑的志向进的公司。虽然体力上吃不消，可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工作状态太不正常了，有的只是因体力不支或辞职或逃跑的一个个同事。”

就这样，昌美因为睡眠不足引起“浑身乏力，走路都走不了直线”，最后只能辞职。后来，她又找了份派遣制员工的工作。这次的时薪是1600日元。每月到手26万—27万日元，但和正式员工间的差距仍然让她难以释怀。比如每周三是公司的“无加班日”，但如果工作做不完的话，正式员工都回去了，派遣制员工却必须留下来加班，把活干完。“无加班日”和派遣制员工根本沾不上边。

在那里工作了大约两年后，她又被派遣到了一家大型企业。小时工资上涨到了大约1800日元，可大企业的男性员工对待女性派遣制员工的态度堪称恶劣。

“有人邀请你去喝酒，或者休息日去看电影，你要是拒绝的话，他就把你当个垃圾桶似的一脚踹开。他自认为作为大型企业的正式员工没有理由遭到一个‘派遣制女孩’的拒绝。”

只要能麻痹情感，安慰剂也罢

后来，昌美又跳槽到了一家出版社，成为该社的一名契约员工。那时她已经30多岁了，到手工资约为18万日元。据她说入职测试的时候，面试官告诉她“工作两年就能录用你为正式员工，这两年你就忍耐一下”。

“当时觉得这条件也能接受，就入了职。可两年过去了，那名告诉我会将我‘录用为正式员工’的人都被列入了裁员名单，我根本就没有转正的可能。再加上工资低，工作量又在逐渐增加，既然确定不能转正，我也就辞了那份工作。”

接着，我再次作为派遣制员工，以“数据录入”为名被派到一家公司。在那里，大量的工作都压到了我头上。

“‘把这个文本写一下’，常有社员会把这类本不属于我的工作陆陆续续塞给我，自己却在5点准时下了班。于是我就去找部长理论说，‘这正常吗？本来应该是社员分内的工作，却让我这个派遣制员工来做。是不是该给我涨工资’。结果他却说，‘以前的派遣制员工都是这么干的’。派遣制员工中，也有些因为不愿换公司，会揽下所有派下的任务。所以我这边要是拒绝了，就会遭受‘为什么不干？’、‘之前的那个派遣制员工都会做’之类的质问。公司当然不希望有人扰乱不成文的派遣秩序，但我觉得同为派遣制员工，大家就应该团结起来对抗这类不公平现象。因为这，那份工作也被我辞了。”

后来，昌美又到了别的出版社做业务委托，仍然遇到各种不讲理的事。

“我本以为业务委托只要把交代的业务完成就可以了，这样还可以边干边做自由编辑。结果却要我每天出勤，接到的任务是约定的4倍。我去交涉，对方回答说‘业务委托就是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不知道公司是不了解业务委托这一雇佣形式，还是明明清楚，却佯装不知。最后，我在那家公司干了半年左右就辞职了。”

也就是在干业务委托期间，昌美去看了心内科门诊，开始服用“麻痹情感的药物”。那家公司不仅把什么活都扔给业务委托干，还有人剽窃昌美做的策划书。

“居然有社员若无其事地把我做的策划书发表出来。那时我简直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晚上睡不着，手心直冒汗，还动不动就泪流不止。服用汉方后症状有所缓和，或者说是怒气平息了下去。也许我服用的只是安慰剂而已，不过是不是安慰剂都无所谓了。”

彻头彻尾麻木不仁的“雇佣阵营”

虽然昌美有着很长的工作经历，但她现在仍只是某出版社的契约员工。工资和之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年薪达到了500万日元。但是，公司内部还是存在露骨的等级差别。“有正式员工对我说，‘我们一辈子都不愁钱，你努力干的话也许能转正的’。我感觉这话就像是促使我卖力的诱饵。……可我清楚，能转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20多岁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只要能做上编辑，工资低一些也无所谓。但这一两年我想明白了，自己难道不是为了实现些普通的愿望才工作的吗？比如在双休日休息，睡觉，去听演唱会，买喜欢的衣服，和朋友去喝酒……我明白工作不可能百分百地满意，可就是无法理解这样不公平的分配制度。”

据说昌美最近和做派遣制员工的朋友们聊天时，忽然有所感悟。

“这些年尽听到些伤人的话，受到些不公平的对待后，似乎对别人的言语变得尤其敏感了。看，这人又说这样的话了——类似这种感觉。很难做到不往心里去。比如邻座的人对我说‘明天就是社员的年会啦’。那我就会想，我又不是社员，诸如此类的（笑）。对那些没必要放在心上的话，我都会一一纠结下去。会对派遣制、契约或是业务委托这类雇佣形式变得特别敏感。”

昌美认为，和正式员工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年收入等待遇福利上，还从雇佣方的言语、态度等方方面面流露出来。

“我们遭遇的尽是些鄙夷的态度。无论哪个公司都弥漫着这种氛围（笑）。一般大叔都比较无礼，会用‘派遣的’、‘打工的’之类的来称呼你，会问你‘有钱吗’。做派遣制员工的朋友要是出现什么失误，就会被人说‘你一直就是个打工的，也许不清楚’、‘你不能抱着打工的心态来干活啊’之类的，把她和打工的同等对待。同辈的社员还算礼貌，不会公然表现出来，但有时也会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你的轻视。比如她认识的年入1000万日元的社员，比自己男朋友还赚得多，男友为此常常叽叽歪歪，最后两人分手了。那时，她对我说‘你明白比男友还赚得多是一种什么心情吗’……”

说到这儿，昌美带着平静的愤怒继续道：

“我觉得正式员工根本就无法想象非正式员工的处境。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愤怒，为什么总是在抱怨这么缺钱。公司在招募临时工时，上司关照让我在熟人里介绍些靠谱的来应聘。我问了时薪，才1000日元。不是专职主妇的话怎么能接受呢。还不如作为派遣制员工来这里干，每小时还有1500日元。我在想让他自己靠每小时1000日元的工资过过看。可他却说‘只要高于最低工资标准就行了吧’。他根本不懂。”

每小时1000日元，1天8小时，每月如果算工作20天的话，那1个月才16万日元。还要扣除各种费用，到手的更少。靠不到15万日元的工资在东京独立生活该是多么艰难。相反“雇佣方阵营”享受着高收入的安定生活，对这些人背后的艰辛不闻不问。

最近，昌美在Yahoo！智囊的求助贴吧上看到的留言让她大受打击。

“有个派遣制员工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提到自己工作的公司中有人对他说‘你是派遣制员工，不准喝公司的茶’。他问大家是否也这么认为。结果许多人都留言说‘既然是派遣制员工，就该清楚自己的身份，自己带水壶上班’，等等。”的确，派遣制员工不是社员，不能享用公司的物品，享受公司的福利待遇，但是把界线划分得如此清晰，是不是太不留余地了呢。……我在许多地方干过，渐渐也变得坚强起来，会挥舞辞职的武器来做对抗，可还有许多人连辞职都做不到。许多人还抱着这种想法——公司的确也有不对的地方，但毕竟是我自己没能力，能有什么办法。”

正因为昌美敢于辞职，才经历了形形色色的职场，但她却表示，“我从没有对任何一次辞职后悔过”。

“真的都是受够了才辞职的。一路隐忍，忍到极限了才辞的职，根本不后悔。一些做正式员工的朋友说我缺乏耐性。我要是毕业后就成为正式员工的话，或许也会这么想。可我在不停地跳槽、经历了各种职场后就有了比较。因为有了比较，才会变得这么神经质，才会变得会让人难堪，性情也变得充满棱角来应对不公。如果正式员工对我可以行使作为正式员工的权利，那我也可以作为派遣制员工，利用自己合同上的权利以牙还牙。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因为不这么干就不公平。我得根据不同的对象来灵活应对，否则我就无法生存。”

几个月前，昌美为自己投了个人养老金。

“刚投的，但仅仅这样就足以让我安心了。1个月要交2万日元。要是今后契约员工的工作到期后再做回派遣制员工的话，那这2万日元会让我心疼的。但像我这样的只能尽力活下去。现在加入的是厚生年金(1)，但因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交的都是国民年金(2)，所以退休后拿到的应该不多。可毕竟我既没有存款，工作也一直这么不稳定，也不能过上普通的正式员工那样的生活……”

结婚意愿是什么？

昌美对未来怀揣着诸多不安。让我好奇的是她对结婚抱有怎样的想法。过了35岁，许多女性都投身到了“婚活”(3)中去，为的就是抓住安定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昌美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没想结婚。从小时候起就不想。要说为什么，可能是因为父母关系不好，感觉他们总在吵架，就觉得与其这么吵，还不如一开始就别结婚。不想结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不想要孩子，自己的生活刚能勉强维持，无法再担负更多的责任了。听周围已经结婚的人说，即便自己不想要孩子，婆婆也会给她们施加压力，看样子生育这件事单靠自己的意愿是无法左右的。自己要是结婚的话，那也得等绝经了以后吧，生理条件都无法实现了，那周围人应该也就作罢了（笑）。”

昌美说自己现在还没有男朋友，但还是希望能找一个。

“最近有些这样的想法。想找个男朋友，想找个人诉说不满。虽然不想结婚，但现在挣的钱和自己的生活直接挂钩，虽然目前拿着的是月工资，可做派遣制员工的时候要是有一天休息，那天的工资就被扣除了，少了个8000日元的，生活就会很紧张，所以稍微有个头疼脑热的还不能请假。这让我感到很辛苦。但如果是两个有工作的人一起生活的话，兴许其中一人还能请假休息。这叫作互助吧。如果能这样的话，那我至少觉得结婚这项制度还算不错。不过我感到依靠别人不太好。”

听到这，我感到了昌美心中强烈的自立意愿，她坚持认为“不能依靠别人”。可我也觉得这让她有些吃亏。当我把这想法告诉她时，她这样回答我：

“我没交过多少男朋友，但一般在跟人分手时，对方都会对我说，‘你应该多给人些信任’（笑）。有时自己太累了，男朋友会问我‘发生什么了’，我也会回答‘没事，我能应付过去’。这样一来，结婚不也就没有意义了嘛（笑）。”

迄今为止，昌美还没依靠过她的男友。

“我根本不会撒娇。走在一起的时候，和他中间距离大得都能让别人通过了（笑）。撒娇示弱这种事，都没人教我。真希望有个人能指点一下啊，这在找工作时其实也都能行得通。”

比如在什么情况下呢？

“之前我做派遣制员工的公司的一名社员对我说，‘找工作时，只要读一些关于简历的撰写方法之类的书，照着书上介绍的面试技巧回答面试官，准能被录用’。的确，这些我都没干过。于是我就试着照做了一次，果然就被录用了。也许因为人人都遵循这套世道规则，就我没照做，才弄成今天这样的。虽然我一直讨厌派遣制工作，但也感到自己确实存在不足，那就是我可能不具备成为社员的某些素质。”

比如呢？我毫不客气地追问下去。昌美继续道：

“比如上司要是说了不中听的话，自己能不能忍气吞声。当然我也忍了，可我辞职了不知多少回了，要是太不讲理的话，我就会选择辞职了。可那些社员却没有一个因此而辞职的。他们觉得能忍则忍。虽然我一味地指责现在的雇佣形式，但如果自己也有所不足的话，或许也不能全怪罪人家。以前，我一直认为就因为有了派遣制度，干同样的活却拿不一样的工资，才会让我们遭遇如此多的不愉快。但对社员抱怨这些，就有人对我说，‘公司尝到了派遣制的甜头后，肯定不会轻易罢手，你还是别对着干了’。现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正式员工一下子少了很多。感觉企业也总算意识到了这点，会摆出一副姿态，暗示你要是肯努力，会考虑为你转正。可一直以来我们听到了多少伤人的话语，又是怎样被人利用至今的。事到如今才转变态度，这算什么呢？”

我问昌美，要是现在的公司表示要录用你为正式员工，你会怎样？她稍作思考后开口道：

“我感觉自己可能会拒绝。……我也不确定为什么，觉得周围太多的人不怀好意。还是不愿意和这样的人为伍的想法占了上风吧。如果仅仅看中收入的话，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愿意’。可至今听到了这么多中伤的话语，不信任感与日俱增。不过要是拒绝的话，今后会后悔的吧。”

晚年构想

现在，昌美的双亲健在，住在关东某县，和未婚的兄长同住一套公寓。母亲还很健康，但父亲因为疾病的后遗症，行动不自由。1周有3天要去日间护理机构。平日里由母亲在家照顾。

“母亲说，我和我哥哥要是不结婚的话，就要死守这套房子。等双亲百年之后我们兄妹二人就能在那里住。就是设施老旧了，提出要我们翻新，为此让我们至少得准备好1000万日元左右的装修费。”

这样一来，至少住房不是问题。

说到双亲的经济状况，昌美说她父亲是某大型企业的正式员工，不愁养老金。

“经济上不用我发愁。这点真是万幸。当然我是打算今后帮忙照顾他们的，所以今后的担忧还是在于父母。父亲日渐衰弱，母亲忙得没有喘息的间隙，平日里积累的压力就会在我回家的时候一口气发泄出来。偶尔回趟家，一整天都在听她抱怨。我担心今后也许就无法独自生活了。父母这一代还是抱着养儿防老的观念，我感到他们寄希望于儿女在他们老了以后担起看护的重担。”

昌美说自己对晚年生活没有任何想法。

“等老了，就感觉自己像个行尸走肉了（笑）。之前和朋友谈到安乐死，我觉得这个不错，可我朋友却不能接受。但我却希望至少死这件事能听凭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最起码在死的时候，能让我有些自由。”

本书接下来登场的女性中，许多人都希望老了能住进“合租屋”。希望和同为单身女性的人共度安详的晚年。采访中每每提到这个话题，我内心都会感叹“这个主意很妙”，老了能住进“合租屋”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可当我向昌美提出这个建议时，她却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嗯……我不太喜欢和别人接触。对我这种人来说，社区呀合租之类的，太劳神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式了吗？毕竟我不太善于和人交流。而且我倒觉得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和人产生瓜葛，才会变成今天这样的（笑）。要是大家一起住的话，那不就形成了个缩小版的社会了吗，那个太费神了。所以我还是想攒些钱找个能独居的住处，和朋友住得近些就行。只要他们能想起‘最近没怎么看见昌美呀’之类的，能惦记着我就足够了。”

昌美曾一度想过买公寓，但由于无法贷款只能作罢。理由仍旧是她不是正式员工。

我问她有什么梦想，她回答说“没有”。接着考虑了一会儿，又说：“旅游？”

我又问如果没有金钱方面的担忧，她想做些什么。

昌美听后露出了这天最灿烂的笑容。

“我想不工作，在家和猫呆着。然后，再比如1个月见回朋友。”

啊，有些明白了。1个月见1次朋友是少了些，但我内心也确确实实存在这类愿望。

“我觉得自己必须做些什么，我是指在各个方面，这种想法与日俱增。我在想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一直独自生活，不给别人添麻烦。我还是不喜欢和别人沾边，不想再受到伤害了。说真的，社会对我来说简直像是地狱。现在我还有几个朋友，大家保持着合适的距离感，要是有些什么事，还有些能说上话的人。可再过些年，比如父母需要我照顾了，或者我没了工作，不知那时还能不能维持像现在这样的关系呢。毕竟她们也都是单身。”

**

不想再受到伤害了。

我感到这几个字浓缩了昌美内心的一切。

包括那些迄今为止作为非正式员工遭遇不公的记忆，对以转正为诱饵来利用自己的雇主们的愤怒，同时，也包括某种程度上的彻底醒悟。

另外，她对“合租屋”让人劳神的评价也让我不得不对其重新审视了起来。

细细想来，“合租屋”的确有许多令人不安的因素。和自己喜欢的、意趣相投的人合租还好，可要是其中出了几个有支配欲的人，或是不投机的人，那这个“合租屋”瞬间就会变成地狱。想到这，我也感到无论房子多小，自己也得守住“属于自己的自由堡垒”。只是又放不下对于孤独终老的担忧……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思维的某种死循环。

采访中，昌美的情绪自始至终都很低沉。

而这种低沉让我感到内心非常放松。

说来那些在就业中“胜人一筹”的人，一直都保持着昂扬的情绪，会毫不犹豫地表现自己，也给人留下了“特别爱交际”的印象。然而，我却不太擅长和那类人交往。

可是这世道恰恰就是为了这些乖巧机灵的人量身定制的，想到这，我再次陷入了沉思。

怎样才能创造这样一个社会，能让昌美这样的人不必服用麻痹情感的汉方，同时还能身心愉悦地工作呢。

这就是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