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桑格马戏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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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桑格去世之时，他的名字对于英国爱好音乐的大众而言，还鲜为人知。在极少数对他有所耳闻的人当中，还有些人以法国人的方式将其称为桑杰。他们极其1不愿承认，伟大的人，偶尔也会诞生在哈默史密斯[1]。

然而，他恰恰出生在此地，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父母都是中产阶级下层人。他去世并下葬之后，全世界很快就知道了这一切。英国人发现了他们的新财富，变得无比兴奋。桑格在其他所有地方似乎都为人熟知。人们希望尽快有机会聆听他的作品，急不可耐地认为他应该永垂不朽。他的音乐风格显然既不是拉丁式、哥特式，也不是斯拉夫式，最后被发现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式。讣告栏里谈论着他的音乐中所带有的那种欢快的简洁性，这无疑是一种民族特性，他们宣称这让他们想起了乔叟。又一个先知还没来得及在自己的祖国获得荣誉便过世了，人们对此唏嘘不已。

然而，英国民众不该为此遭受全部苛责。对于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没有人能够真正去欣赏。桑格在世期间，他的作品从未在英国上演过。这一定程度上是他自己的错，因为他只创作歌剧，而且规模极其宏大。即便在最有希望上演这些歌剧的条件下，上演这些歌剧也是颇为冒险的事情；而在英国，上演歌剧的条件从来就不容乐观。新闻媒体提到，其他英国作曲家的作品在伦敦反复上演，而桑格则因为有些被忽视而备受煎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被忽视的状态从来就不只是“有些”而已。

而且，桑格憎恨英格兰，早年便离开了这里，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几乎不怎么提到它。

尽管对桑格的欣赏姗姗来迟，不过它到来的时候却是非常慷慨的。桑格去世大约一年后，有人费了一番心思。“九缪斯”是泰晤士河南岸一家颇有魄力、固定上演保留剧目的剧院。它上演了桑格最短也是最简单的一部歌剧——《祭司王约翰》。这部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功。整个文化界人士以及其他人士都蜂拥而至，洗耳恭听，他们用掌声表明，只要有机会，他们是多么愿意来欣赏英国音乐。这里没有出现《祭司王约翰》在巴黎上演时引发的愤怒号叫声，顶层楼座也没有出现这位作曲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混战。一切都极其庄重得体，观众们表现出充满敬意的热情，演出结束时喝彩声经久不息，这无疑证明了桑格死后在自己国家拥有崇高的地位。这一切，像极了热烈欢迎一位姗姗来迟的贵客。

桑格背井离乡，居无定所。他在欧洲各个首都城市之间漂泊，从来不会在什么地方长久停留，总会在那种令他坐立不安的奇特幻想的驱使下一路向前。他经常寄宿在朋友家里，他们则早已习惯了在各个方面忍耐他。他会一连住上好几个星期，在客房里创作歌剧，而这些歌剧却无一例外地都赚不到什么钱；他还会爱上朋友的妻子，指挥朋友们的交响乐演奏，跟他们借钱。他那些荒唐的家人一般都会陪着他。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起桑格到底有多少孩子，但似乎有很多孩子，而孩子们的成长方式令人震惊。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他们被集体称为“桑格马戏团”。他们四处流浪的生活，他们的粗俗，他们表现出来的才华，他们制造的嘈杂声，还有他们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来的那种耀眼的天赋，这些都为他们赢得了这个诨名。他们的父亲对他们进行了良好的、扎实的音乐培养，此外再无别的。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但在旅行途中，他们获得了很多精神财富，可以用四种语言的行话最恶毒地彼此辱骂。

他们很少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待三个月以上，但实际上，他们有自己的家，在奥地利的蒂罗尔州，那是一幢杂草丛生的小木屋，每年春天和初夏他们都在那里度过。桑格喜欢那种温和的阿尔卑斯山脉风景，希望有个地方可以招待朋友。他邀请五湖四海的朋友到他家来住，丝毫不在意自己的贫穷，也不在意家里连个像样的、能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生性好交际，谁也挡不住。他不断结识新朋友，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会收到拜访卡林德小屋的邀请。那幢小木屋经常人满为患，为了给蜂拥而至的客人腾地方，孩子们常常被送到附近的农场过夜。各个阶层、各个种族的奇怪陌生人会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桑格家门口，有些人的名字桑格早已不记得了。客人们谁都拿不准会有什么奇怪的同伴挤进自己的房间，或者，甚至挤到自己的床上。这里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

看在桑格的分上，客人们都能够忍受种种喧闹和不适。在桑格人生的鼎盛时期，他欢快、随和的风度吸引着这些人一有机会便光顾这幢山间小屋。这个地方似乎有种魔力，凡是来过的人全都对它念念不忘。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一切成为一种传奇。这里是这位四处漂泊的传奇人物打造的最接近家的地方，他死在这里，被葬在了门前风景宜人的高山上，就在龙胆和报春花之下。

通常，到卡林德的访客一般得在伊恩山谷中的一个小镇上过夜，因为最后一段旅程漫长而又艰难。远道而来的人们通常在深夜才能到达这个地方，如果付得起钱的话，他们会去住车站旅馆。倒不是说车站旅馆有多么价格不菲，它其实是个很不起眼的小旅店，而是有时候桑格的客人们很穷，坐四等座旅行，周围挤满带着孩子的母亲，还有商贩的篮子。

他们不仅挤满了火车车厢，连车厢下面的空间也占据了。五月末的一个深夜，路易斯·多德乘火车到伊恩山谷去，被紧紧挤在一堆坐四等座的乘客里面，发现到了站却很难下车，差一点被拉到因斯布鲁克[2]去。在最后关头，他终于脱了身，背着背包，全身僵硬地沿着一条废弃的铁路线朝车站旅馆走去。他前面是一位提着两个很漂亮的皮革大箱子、上了年纪的搬运工。这些行李是一位头等座乘客的，人家已经提前五分钟轻松地下了火车，这会儿已经在旅馆里安顿停当。

他们穿过车站旅馆的院子。这是一块围起来的小场地，地上铺着碎石，周围一圈栗子树，满树繁花，犹如挂满粗大尖顶蜡烛的圣诞树。树间高大的弧形路灯射出明亮的白光，击碎了各处的黑暗，在明亮的树叶间投下漆黑的阴影。小镇四周，群山掩映在夜色之中，雪地上的空气刺骨而冰冷，透过栗子花那温暖而浓郁的香味扑面而来。那位坐头等座的乘客注意到这些，摘下帽子，抹了一把额头，关于这天堂般美好的清新空气[3]低声咕哝了几句什么话，然后进去用晚餐了。路易斯也抬头望着隐在暗处的群山，在晴朗的夜晚，这些山遮住了山谷小镇的星光。他非常高兴又要回到这可爱的山间春色中，又要回到朋友桑格身边了。

这两位旅客都要去卡林德小屋，但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在空荡荡的小咖啡馆里坐在邻桌吃早饭时，才发现彼此的存在。他们坐在那里，一边等着自己点的鸡蛋送上来，一边互相猜疑地打量着对方。他们对彼此的印象并不太好，有好几分钟的时间，他们都闷闷不乐地徘徊在谈话的边缘。

头等座旅客是个大胖子，说一口带法国口音的流利德语，实际年龄也许比看上去要小得多。他的服饰令人印象深刻。他身穿一套高档西装，西装肩部非常板正，对他来说有点偏大。他身上戴的好几样珠宝虽不张扬却很贵重，肘边的桌上放着一顶黑色软帽。他身躯庞大，有些笨拙，两只手厚实、白皙，指甲修剪得很整齐，黑色头发剪成平头，这种发型与他面色苍白的脸上所呈现出来的饱满、肥胖的线条极其不搭。他的一双眼睛，本应该流露出无畏、贪婪，却在呆滞的凝视中表现出一种奇怪的不开心，并透着心事重重，显露出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羞怯，一种坦诚的谦逊，与他身上的其余部分完全不协调。他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所以对于他想要让对方注意到自己的人，他从来不会直视，但有时过于急切，他又会忘了自我约束。总体而言，他的神态过于温文尔雅。在火车站[4]咖啡馆里，他的样子很奇怪，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路易斯·多德是个精瘦的年轻人，身上的衣服乏善可陈，毫不引人注意。他穿了好几件马甲，脖子上绕了条黄围巾。他的脸色也很苍白，这种苍白倒是跟他姜黄色的头发很搭配。散落的几绺头发耷拉在他骨感的额头上，后面的头发垂到脖子上，仿佛围巾的流苏。他那张年轻的脸上眉头紧蹙，无论是从他那单薄、冷酷的嘴唇上，抑或明亮、善于观察的眼睛里，都找不到任何安慰，他眼神专注，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心思。他的同伴猜不透他的表情所代表的含义，却发现他的手非常美，这让他无论做什么，看起来都显得非常聪明，好像他每根手指头里都有一个大脑在指挥似的。这双手的力量和精美与他脸部的粗糙线条相矛盾，正是这种对比，让这个陌生人决定发起谈话。他开口了，犹如一只站在外面花园里骄傲啼叫的公鸡：

“刚下了一个蛋，也许我们就等着这桩大事呢。”

路易斯突然说了一句话，他的德语非常糟糕，对方没听明白。他便用法语又重复了一遍：

“公鸡不下蛋！”

“哦[5]！”对方吃惊地喊道，“人们从来没想过公鸡会下蛋。”

“母鸡，”路易斯继续说，“不打鸣。”

“哦[6]！”

路易斯受到了鼓舞，突然开始娴熟地示范下蛋后的母鸡会怎么叫，这把他的同伴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老板娘在厨房里听到喧闹声，以为是顾客在发牢骚，便从门口伸进头来说，两位出身高贵的绅士点的鸡蛋已经在煎锅里了。路易斯旋即停止了母鸡的“咯咯”声，开始用桌上的木头牙签玩起了挑棒游戏。

他的同伴从没见过牙签还可以派作如此卑微的用途，抬抬眉毛耸耸肩，直接把头扭到一边。他从身边的皮公文包里拿出一支镶嵌了金饰品的圆珠笔，又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和一卷音乐手稿。他开始在那份手稿上写各种注释和奇怪的符号，偶尔看一眼笔记本。他工作的时候，庞大的躯体不停扭动着，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眨眼睛，一会儿从鼻子里喷出鼻息，一会儿微笑，一会儿又发狂地抬抬眉毛。

他的这些动作都没有逃过一双忧郁的眼睛。路易斯抛开牙签，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冒出一个不愉快的念头：他们将一同到访卡林德小屋。这个胖子一定是要到桑格家去的，没有别的解释。之后的旅程，他们不得不同行，也许甚至要分享同一间客房，除非说服凯特另做安排。凯特是桑格的大女儿，是家里唯一操心客人和床铺问题的人。她既善良又体贴。

眼前这种令人厌恶的可能性让路易斯心情沮丧。他很容易就断定自己不会喜欢别人。他自己的长相也并非那么讨人喜欢，而且他没有理由如此苛责别人。他坐在那里，正在疑惑要过多久两人才会明了彼此的身份，这时候老板娘送来了煎鸡蛋，并且替他们完成了这项沟通的任务。她知道这位比较胖的客人是桑格家的老朋友，便停下来亲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并请求捎去对那家人的问候，她非常喜欢那家人，他们给她带来了那么多客人。她告诉他，他们一家人刚回卡林德住了两个星期，她断定他们是从意大利回来的，家里的一个男孩还在路上走失了。他们午夜时分在一个中间站下火车，那个男孩却被落在了后面。全家人都睡着了，过了好几个小时才注意到把他弄丢了。他们为此很是争执了一番。凯特小姐想要回去，但桑格先生说，那个孩子也不小了，可以照顾自己。凯特小姐哭着说，那个孩子既没有钱又没有车票。仁慈的夫人说，他活该。这件事他们争论了大半个晚上，就在这间咖啡馆，一会儿用这种语言，一会儿又用那种语言。最后，他们决定先不管这件事，第二天回卡林德。那个男孩后来也回去了。

路易斯听着，嘟囔了几句含混不清的评论，意识到她已经透露了他的身份。他的旅伴热切地倾听着，等只剩他们两人时，问道：

“您要去拜访桑格先生？”

“是的。”

“哎呀！我也是！”这位绅士从头到脚重新打量着路易斯，从他的黄围巾一直到他的破袜子。“我叫，”他说，“崔戈林，基里尔·崔戈林。”

他坐在原地，微微鞠了一躬，路易斯也完全照样鞠了一躬。他的名字让他隐隐想到了什么，却想不真切。基里尔·崔戈林！这个男人长得像是很受欢迎的样子，身上的饰品像是用来展示的。他也许是个歌剧男高音。路易斯意识到，现在这个局面需要他做点什么了。他急忙说道：

“我叫多德。”

“多德？您是英国人？”

“是的。”

“多德！您有没有可能就是路易斯·多德先生？”

崔戈林两眼放光，转过身，用一种无辜、谦逊的眼神直直地盯着路易斯，大声喊道：

“真有可能……真有可能我终于有这份荣幸，有这份殊荣遇见了这位如此有才华的作曲家？他的天赋，我一直……”

“没错，我是路易斯。”

崔戈林站起身，两个脚跟“咔”地碰到一起，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路易斯慌忙仿效，却无力阻挡倾泻而来的对他的作品、天赋和未来的溢美之词。他得知，崔戈林先生一直对他的事业关注有加，并且认为他是年轻一代中最有前途，也最有可能与桑格先生比肩的人。他那首最不知名的作品，即为合唱团和交响乐团创作的《革命之歌》，也毫无争辩地是最好的作品，而且是在其更知名的《三键交响乐》的基础上取得的伟大进步；还有，他一定不要沮丧，因为公众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现他的才华。崔戈林先生说，所有原创作品莫不如此，评论家们总是迫害年轻的天才，一大群人的喝彩声远远比不上一小群人有洞察力的欣赏目光。路易斯发现自己的手被握住了，对方正眼泪汪汪地恳求他一定不要被自己现在这种不为人知的状态影响。

“如果我是您，我不会介意这个的。”最后，崔戈林先生干脆利落地说道。

对于他的这种鼓励，路易斯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感激。他做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把手抽了回去。他写《革命之歌》，可不是为了让像这个斯拉夫胖子一样的人去欣赏的。

“以后，”他的朋友继续说道，“我们就说英语，对我来说这是更好的练习。”

“好吧。”路易斯说。

“您以前在卡林德小屋住过吗？那是当然了，您可是桑格先生的亲密朋友。”

“是吗？”

“众所周知啊，这是多么大的殊荣啊……”

他又开始了，丝毫不为他那有限的英语而气馁。桑格是个多么伟大的天才！伟大的天才！世上无人能比！路易斯几乎没有去听，他在想，这个家伙到底是谁。他的名字肯定会让人想起一位著名的芭蕾舞女演员——伊琳娜·芝加洛娃！当然如此！这正是她的丈夫，如果他真的为她设计了所有芭蕾舞的话，那这个人也是有些能力的。但他究竟到这里来干什么？

从崔戈林的谈话中浮现出某种解释。他似乎为桑格的歌剧《阿克巴》安排过一场秋季芭蕾舞，正是因为这个，他才受到了邀请。

“我以前从没来过这里。”他神秘兮兮地说。

这是显而易见的，奇怪的是，他现在居然能受到邀请。

“我尊敬的先生，您可以想象，这个时刻对我而言是多么重大。我要去拜访桑格先生，我遇见了多德先生，我发现自己同时遇上了两位最杰出的人。我觉得太惊奇了。”

路易斯想，等到了卡林德小屋，这人会更惊奇的，但他没说出口。

“这家都有什么人啊？”这个天真的人问道。

“谁？桑格家？你没见过他们全家人？”

“只见过桑格先生，在布拉格，就他一个人。我觉得他们是个大家庭。”

“哦……嗯……是的……非常大。”

崔戈林期待着听到更多细节，路易斯却不愿意讲。终于，他说：

“嗯，有位夫人。”

“夫人？”崔戈林满脸狐疑，“您是说……桑格夫人？”

“是啊，”路易斯惊呼道，犹如突然发现了“夫人”一词令人宽慰的解释，“还有孩子们。”

“很多孩子？”

“哦，是的，很多。”想了一下，他说道，“七个！”

“七个！都是夫人生的孩子？”

“哦，不，不全是。”又停顿了一下，多德先生这才重复道，“不全是，只有一个是。”

“哎呀！那么，另外六个……他们是另外一位母亲生的？”

“母亲们。”

“母亲们？”

“他结过好几次婚。”

“原来如此！”

“第一位妻子，”路易斯说得轻描淡写，“生了两个孩子；第二位生了四个；第三位生了一个。总共七个。”

“什么？别说得这么快！”

尽管路易斯又慢慢重复了一遍，崔戈林还是花了好几分钟才明白。然后，他说：

“那这个卡林德呢？我们怎么到那里去？走公路？”

“坐山间火车，”路易斯说，“乘火车到湖边，然后乘小轮船到对面的威斯奥。从那里朝卡林德方向乘车走四五英里，到达山口下。然后下车，爬上去。”

“爬！”崔戈林喊道，单是想想就已经微微出汗了。路易斯咧嘴笑了，热情地说：

“哦，没错，山非常陡峭，有几百英尺的路，崎岖不平，车子开不上去。”

“哎呀！那我们的行李呢？必须得扛上去？”

“是这样。我希望你的行李不多，就算为了你自己。”

“火车呢？火车什么时候开，多德先生？”

“哦，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在车站跟你会合，我得去镇上买把……剃须刀……”

路易斯赶紧逃了出来，他很高兴如此轻易便脱了身。崔戈林吃完早饭，信步逛到花园，那里的栗子树下摆满了小桌子。他在一张桌前坐下来，开始给妻子写信。信是用法语写的，是他们家最常用的语言。他描述了到目前为止的旅程，写道：

我坐在这里，周围是最最优美的风景。春天已经来到了这座迷人的山谷，周围的草地上开满了……

他看了一眼周围的草地，拿不准开满的是什么。有很多蓝花，还有些黄花，但这些既不是山茶花也不是栀子花，他说不上来名字。他妥协了：

……开满了千万朵五颜六色的花。

他骂了一句，将一朵栗子花从纸面上扫掉。栗子花飘得到处都是，落在他直立的头发上，落在正在草地上四处啄食的母鸡身上，简直就像瘟疫。他继续写道：

我周围都是高山，山顶还有冬天的痕迹。这些肃穆的屏障在孤独的壮丽中滋养着它的天才，那位大师便居住在里面。再过一个小时，我便乘火车去见他了。

他知道，他的妻子未必真的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但他正遭受着如此强烈的情感冲击[7]，必须得写给某个人说一说，而除了妻子，再无别人。他描述了与年轻的多德的会面：

我是否必须告诉你，这个野蛮的年轻人身上有种神气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悄悄地观察他，却仍然没有弄明白他的个性。必须说，他就是个天才！从他的举手投足中，我窥见了他的天赋。他立刻用简单的英语做了自我介绍。他就是路易斯·多德！

就在这时候，那个野蛮的年轻人正悠闲地拐过房子的角落，一看见崔戈林便立刻退了回去，转而去跟另一个男人攀谈起来，那人正在观察一头在田野里吃草的牛。对于这类人，他最没有戒备之心，可以说非常和蔼可亲。两人的谈话一直持续到要赶火车的时候。

居然会有绅士抛开他，宁愿去跟一个牛倌聊天，这让崔戈林多少有些吃惊，但他并未怀恨在心，因为这人是路易斯·多德，而伟人无不行为怪异。他写道：

路易斯·多德在路上跟常人无异，背着背包。这会儿，他正在跟一个穷农民聊天，态度和蔼至极。我必须得承认，他对我则有些粗鲁（有点粗暴易怒[8]），但我把这归结为他神经敏感的缘故。对此，我并不放在心上。

这倒不失为一桩好事，因为路易斯并非第一个冷落崔戈林先生的人。人们经常如此。但他并不应该遭此冷遇。实际上，人们如果了解真相，应该可怜他才对。

早年间，他一直怀有强烈的欲望，想要作曲。在他心里，再没有比这个更让他快乐的事情。然而，他的天资却配不上他的志向。他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值得一听，他偏偏又有非凡的智力，明白这一点。因此，他放弃了作曲，转而承担芭蕾舞的演出安排，这件事虽然有违他的意愿，他却做得异常成功。他有舞蹈天赋，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天才，一开始这对他而言不失为一种安慰。当然，诠释别人的音乐是一份辛酸的工作。遇见芝加洛娃之后，他为她设计了一系列芭蕾舞，精美绝伦。她是位出色的舞者，却绝非艺术家，而他发掘出了她全部的潜力与天赋。让他有点吃惊的是，她出于感激之情嫁给了他，从而获得了他的终生服务。

崔戈林获得了一份完全是无心得来的职业，有时候却仍然伤心地念念不忘他逝去的梦想，悄悄地膜拜着自己心中不灭的火焰，而对于遇见的所有作曲家，他都深怀敬意，并执着地寻求机会与音乐家之类的人为伍。不幸的是，他们却并不怎么待见他，觉得他貌似江湖骗子，认定他粗俗不堪。他那种富贵、气派的表象欺骗了他们，他的样子实在太像歌剧院的老板了。他们的目光无法穿透他华丽的马甲，看见那颗谦卑受挫的心，也无法想象在他的耳朵里，音乐之名是多么神圣。而且，在他们跟前，他总是表现不佳。他太急于讨好别人，太健谈，因此丧失了所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温文尔雅，而且，那颗热情似火的心总让他显得滑稽可笑。

然而，桑格完全有理由对他心存感激。他们去年秋天相识于布拉格；当时，桑格的歌剧《阿克巴》正在上演，他快被愚蠢的制作人逼疯了。他跟崔戈林透露了自己的麻烦。他本意是要表现东方历史的肇始，表现它的年轻、原始和英勇，以与神秘衰败期的辉煌形成对比；然而，其他人却都无法看到这一点。这些芭蕾舞慢条斯理，颓废堕落，散发着《一千零一夜》式的腐朽气息，到处都使用传统的女奴形象，甚至在一些情绪昂扬的狩猎场景中也不例外。崔戈林能帮他吗？崔戈林能。他设计的舞蹈和舞台背景[9]捕捉到了音乐所表现出的那种轻快的音调变化。桑格陶醉了。他向这位新朋友借了五十英镑，并邀请他第二年春天到卡林德做客。

崔戈林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这是第一次一位著名作曲家向他示好。他热情地接受了，心怀感激。春天来了，他费尽周折才说服妻子允许他去，因为妻子认为音乐家还不如裁缝。她允许他去，却提出一个条件：要让桑格为她写一首芭蕾舞曲。尽管他觉得自己似乎没有能力提这样的要求，但他离家心切，无论什么条件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现在，他在信后附笔：

我的天使，请放心，我没有忘记你的芭蕾舞曲。但是，我最好不要立刻缠着桑格先生答应这些请求。我不会忘记，却要讲究些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