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工人运动面临的新问题，引起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反思。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新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和历史发展理论，被认为是“过时的假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被认为是“过时的教条”。在质疑、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合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时代意义。
（一）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19世纪90年代，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治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修正主义思潮出现。“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这个派别因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而得名，因为伯恩施坦叫嚣得最厉害，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1]在修正主义思潮中，伯恩施坦是代表人物。当然，伯恩施坦并非一开始就是修正主义者，他的思想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出19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影响力的发展变化。
总体来看，伯恩施坦的思想变化大致有如下几个阶段：1872年至1880年，主要受拉萨尔思想的影响，同时在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摇摆；1880年是个转折点，转向马克思主义；1881年至1895年，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1895年以后，逐步开始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
在青年时代，伯恩施坦受杜林思想的影响很大，尤其推崇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和《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等著作。1872年，伯恩施坦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此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中，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指导思想并存。伯恩施坦倾向于拉萨尔主义，他甚至认为，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无原则差别，只是具体方法不同。1875年，伯恩施坦参加在哥达召开的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的两派合并预备会议，主张与拉萨尔派合作。1879年，伯恩施坦和赫希伯格、施拉姆组成苏黎世三人团，并合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这篇文章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批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暴力革命，主张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他的这一思想，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1880年，伯恩施坦随同倍倍尔到伦敦。在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亲自教诲下，伯恩施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
1881—1895年，伯恩施坦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甚至得到了“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从1881年初起，他担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的主编，发表的很多文章深受恩格斯赞誉。这一时期，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伯恩施坦与党内的拉萨尔主义做斗争，抨击俾斯麦政府对工人运动和德国民主党的迫害，还积极投身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伯恩施坦的积极活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得到了恩格斯的赞誉和信任。1893年，恩格斯立遗嘱时，把全部手稿和书信遗赠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并把伯恩施坦作为遗嘱执行人之一。恩格斯去世之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之间最著名的合作，是共同起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这一纲领是为了清除《哥达纲领》中的拉萨尔派教条，指出要进行坚决的革命，反对机会主义。伯恩施坦“努力贯彻了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所发挥的思想”，表达了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要求[2]。可见，此时的伯恩施坦在表面上与恩格斯还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在这一时期，伯恩施坦已开始发表文章，主张同资产阶级合作，赞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还与费边主义、工联主义进行接触，开始走上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倾向日趋明显。从1896年至1898年，伯恩施坦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进行批判”。这些文章的核心观点就是，世纪之交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都已经发生根本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1899年，伯恩施坦更进一步完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以他的社会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全面修正。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纪之交面临的最大挑战。
修正主义思潮从哲学理论、资本主义批判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了全面挑战。
第一，在哲学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遭受质疑和挑战。首先，新康德主义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遭遇挑战。新康德主义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其理论倾向主要是鼓吹康德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1865年，奥·李普曼在《康德及其追随者》一书中大声疾呼：“回到康德那里去！”这部书标志着新康德主义的开始。在1875年前后，新康德主义影响扩大，著名代表是马堡学派和弗赖堡学派。马堡学派力图用自然科学的成就来论证唯心主义，弗赖堡学派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宣称社会历史现象有独特性，不受任何规律性的支配[3]。新康德主义在欧洲各国广为流传，德国的伯恩施坦、法国的勒努夫耶以及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等人，都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恩格斯在世时，深刻批判了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倾向，认为“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终结论就是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下来的部分”[4]。而伯恩施坦则公然表明自己对新康德主义的崇拜，主张用新康德主义来指导社会主义运动。他指出：“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评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要指出，这一教义的表面上的唯物主义在哪些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易引入歧途的空论，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5]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认识”“道德意识”基础上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发展的全部理论，纵然是十分唯物主义的，到底也必然带空想色彩”[6]。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也受到批评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发展了黑格尔哲学尤其是辩证法的科学成分。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但是，马克思又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将它倒过来，建基于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上。1866年，朗格发表了《唯物论史》。朗格坚持社会改良主义立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糟粕。用辩证法去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必将走上歧路。朗格之后，伯恩施坦延续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立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是充满矛盾的思维陷阱。人们一旦陷入这种思维陷阱，对社会历史的认知就会出现偏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设想的革命前景，是一种纯粹思辨的预测，是“随便哪一个第一流的政治梦想家也很少超过的历史的自我欺骗”。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唯物史观也遭受挑战。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因素决定论。这使得它要么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要么成为一种没有神的宗教。要正确认识人类历史，“有义务除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还对每一时代的法权的和道德的概念、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对地理的影响和其他的自然影响（人本身的性质和人的精神素质的性质也属于这一范围）加以充分的考虑”[7]。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没有所谓的客观规律，是各种因素妥协折中的结果。
第二，在资本主义批判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和资本主义危机论遭受质疑和挑战。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受到挑战。马克思在继承和发展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批判资本主义和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只是沿袭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以抽象的劳动和抽象的价值为理论基础，进行一系列的“还原和抽象”，从而“价值就失去了任何可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8]。伯恩施坦进而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没有科学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即劳动产品的价值与劳动工人工资的差额。这个简单的公式，不足以表现复杂的社会生产状况。伯恩施坦认为，剩余价值不仅是直接参与生产的雇佣工人所创造的，那些非直接参与生产的生产人员也为剩余价值的产生做出了贡献。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能为劳动产品分配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提供规范”。其次，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剥削理论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学说遭受挑战。马克思认为，资本增殖的秘密在于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又只能从雇佣工人的活的劳动中获取。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马克思忽视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除了来自剩余劳动，还来自很多其他的因素。伯恩施坦认为，股份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方面，这种新型的、有效的公司形式促进了企业利润的提高；另一方面，它也扩大了受益的人群，使得有产者的人数增加。股份制的出现，既否定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也破除了马克思当年的预言（资本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社会财富减少）。最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也受到挑战。伯恩施坦认为，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以及交通通信的完善化，使得世界市场真正形成，这种世界范围的统一市场以及商业统计和信息机构的改进，已经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消除了。另外，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已经生长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来看，这一制度“崩溃”的可能性不是更大了，而是更小了。
第三，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遭受质疑和挑战。首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遭受否定。在修正主义者看来，“政治自由、民主和普选权正在消灭阶级斗争的根据，并且使《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没有祖国这个旧原理变得不正确了”[9]。伯恩施坦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产生，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以法国革命恐怖时期为典型例子提出的。因此，这一理论不具有普遍价值，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他还认为，恩格斯晚年提出可以利用合法斗争来为工人阶级争取利益，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修正。此外，伯恩施坦指出，即使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在当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会真正保护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具备自己的十分强大的经济性质的组织并且没有通过在自治机构中的训练而达到高度的思想独立性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俱乐部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10]。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被视为布朗基主义。伯恩施坦认为，布朗基主义的核心是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这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他通过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共产党宣言》，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纲领是“彻头彻尾的布朗基主义”[11]。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将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思想与共产主义革命者的革命相结合的二元论产物，既将工人解放看作政治斗争，也企图从经济条件上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只是从一个方面——在方法上——克服了布朗基主义。但在另一个方面，即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这一点上，它从来没有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12]在修正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为社会改良提供了可能和现实条件。“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那就不能把国家看做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绝同进步的社会改良派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去反对反动派。”[13]
如何看待修正主义的实质呢？列宁认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14]
（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考茨基作为第二国际内有威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常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自居。但是，他自以为不偏不倚的立场，其实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与修正主义一样，他的思想对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充满挑战。
考茨基的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青年时代，考茨基受杜林、拉萨尔和朗格等人的影响，持折中主义的哲学观和改良主义的政治观。1877年，考茨基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81年，考茨基在伦敦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会见，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1882年，考茨基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的主编。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被认为是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代表。这一时期，考茨基还写了一系列批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著。然而，他对伯恩施坦的批判并不彻底。进入20世纪，考茨基的思想立场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1900年，第二国际讨论米勒兰问题时，考茨基持中派立场。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表决政府军事预算时弃权，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中派立场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行为。1914年考茨基发表《帝国主义》一文，提出“超帝国主义”论，否认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要求党同本国政府合作，提倡社会和平主义。1916年，考茨基同卢森堡等党的左翼决裂。1917年，考茨基与谢德曼等右翼决裂，并离开德国社会民主党，组建独立社会民主党。
从考茨基思想发展历程来看，尤其是在恩格斯去世后，他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是以中派面目出现，表面上不偏不倚、调和折中，实际上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隐蔽或公开地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考茨基之所以被称为正统派，是因为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上，原则上赞同左派理论家的观点，即主张走社会革命的道路。而之所以称他为机会主义者，是因为当真正涉及实践问题、涉及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应采取何种具体的斗争方式时，他实质上又采取了与右派理论家相同的立场。也就是说，只有在理论层面，考茨基才与左派理论家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左派共同构成了同修正主义相对立的正统派；而在实践层面，考茨基与修正主义者是一致的。
在考茨基看来，他之所以与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采取相同的立场，是因为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指出：“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开始显示出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在我们的基本著作、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写作时还只是潜在的。”因此，“有必要对新的事实进行分析”。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待遇的提高等方面的分析，他指出：由于这些“新的事实”，我们“必须重新检验和修正我们的观点”[15]。由此可见，考茨基此时已经意识到：在新形势下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出路已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时代课题。因此，他对伯恩施坦在这时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做法并不反对。考茨基作为《新时代》的主编，发表了伯恩施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写的一系列文章。他很得意地说道：“我曾经满意地说过，没有人因为我发表这些文章而责备我。各方面都承认，这些文章探讨了很重要的问题，把很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16]
但是，考茨基并不是简单地站在修正主义的立场上。他虽然认为修正主义的出发点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新的变化，但是在涉及具体的革命策略上，考茨基对修正主义提出了批评。考茨基认为，随着伯恩施坦的思想发展，修正主义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他在一封致伯恩施坦的信中写道：“我不否认，我在一些问题上观点有改变，而且你对党的批评，我大半是衷心同意的。但是，这只限于批评党不站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评它的论据往往带有空想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痕迹，这种批评是为了净化马克思主义，使它摆脱它的先驱者们的思路，而不是为了战胜马克思主义。”[17]考茨基之所以坚持与伯恩施坦不同的革命策略，是因为他始终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在激化，工人阶级依然在受剥削和压榨。因此，虽然资本主义在发展，工人的待遇似乎也在提高，甚至还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利，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只会受到更大的剥削。无产阶级应该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应完全依靠和平的方式，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这样看来，考茨基似乎是一名左派分子，坚持暴力革命，反对修正主义。但是，这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一旦接触到现实问题，他就开始依赖合法的斗争方式，而把革命的胜利拖延至不可知的未来。最好的例证，就是他对工人群众罢工的看法。考茨基在理论上一直是最拥护群众罢工这种斗争策略的，他认为罢工“具有比财政困难或武装起义更大得多的重要意义……它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肯定会起重大的作用”[18]。然而，一旦涉及某一次具体的、现实的罢工，他却总会找出各种理由来说明这次罢工条件的不成熟，抹杀罢工的可行性。正如麦克莱伦所言，在考茨基那里，“群众罢工从来只是一种防卫武器，只是在工人阶级所享有的民主权利遭到侵犯时才使用的最好手段”[19]。
考茨基对非法斗争具体形式进行否定的同时，实质上也同时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可能性。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考茨基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可能性，实质上走上了一条同伯恩施坦相同的道路——社会改良的道路。在第二国际的巴黎大会上，就米勒兰入阁问题，考茨基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在此决议案中，他提出：“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某种袭击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从事长期的艰巨的工作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得到复兴以及逐步夺取市政机构和立法会议的结果。”[20]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胜利“不需要通过革命”，“只有用争得一个又一个部长席位的方法我们才可以一步一步”实现[21]。
简言之，在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策略上，考茨基采取企图调和右派和左派的立场。他在理论上虽然主张暴力革命，可是一旦面临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他又采取了一条类似于伯恩施坦的道路——通过议会等和平手段来取得政权。在他看来，自己的策略主张是为了保证工人运动的胜利、调和右派和左派观点的两全其美之策。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还有新康德主义、民粹主义、召回主义等其他思潮。在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挑战下，以卢森堡、梅林、普列汉诺夫和拉法格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家，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改和破坏。左派理论家们一致认为，要想修正或者改良马克思主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确实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必须是根本性的变化；二是即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任何对理论的修正或者调整都不应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左派看来，第一个条件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需要任何改变。
这些左派理论家，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认为，无论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都必须坚持其创始人的观点。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左派理论家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他们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教条论”和“危机论”等错误思想的不良影响。但是，由于否认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拒绝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发展。这对处于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挑战。在这种重大时刻，只有俄国的列宁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对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深刻判断和对俄国革命条件的准确把握，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9—150。
[2]王学东.伯恩施坦与爱尔福特纲领.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6（2）。
[3]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7—438。
[5]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北京：三联书店，1965：265—266。
[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245。
[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33。
[8]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5。
[9]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3。
[10]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1。
[11]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6。
[12]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8。
[13]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3。
[14]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4。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北京：三联书店，1981：99—100。
[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北京：三联书店，1981：44。
[1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北京：三联书店，1981：77。
[18]考茨基.社会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3。
[19]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9。
[2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米勒兰事件.北京：三联书店，1980：44。
[21]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