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新问题
19世纪末，资本主义时代逐渐向垄断阶段过渡。无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国际工人运动出现积极好转，无产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国际工人运动并没有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在理论和实践上达到新的高度。相反，由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国际工人运动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无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阶级成分日益复杂，工人运动的阶级基础出现动摇；无产阶级政党派别分化，内部分歧严重；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出现混乱，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盛行。这些新问题，使得国际工人运动面临重大挑战。
（一）工人运动队伍成分复杂，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基础动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工人运动有了更广泛的发展。工人运动的组织性有了较大提高，工人阶级政党纷纷成立。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1876年，美国工人党成立；1879年，法国工人党成立；1882年，意大利工人党成立；1885年，比利时工人党成立；188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立。到1900年，有20多个国家建立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欧美国家的无产阶级掀起罢工斗争浪潮。1886年，美国爆发全国大罢工，走上街头游行的工人有35万人之多，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1886年，法国爆发了德卡斯维尔矿工大罢工。1889年，英国伦敦爆发了煤气工人和码头工人的罢工。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掀起了多次罢工。
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促成了第二国际的诞生。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这次会议，宣告第二国际正式成立。恩格斯虽没有参加大会，但他和马克思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第二国际巴黎大会通过了设立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并号召全世界工人在每年5月1日以游行示威等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争取自己的权益。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响应第二国际的号召，走上街头，举行世界性的游行示威，显示了工人运动的强大力量。
第二国际在成立之初，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组织和推动作用。但是，在世纪之交，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第二国际未能适应这种变化，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恩格斯去世不久，第二国际陷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面临一系列新问题。
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各种成分的社会阶层纷纷加入工人运动，致使工人运动队伍成分复杂，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出现动摇。首先，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进入工人行列，工人阶级队伍扩大的同时，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软弱和妥协本质渗透到工人阶级队伍，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开始在工人阶级队伍盛行。工人队伍的变化，影响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一批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个个新的劳动群众阶层被卷入运动，就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犯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1]欧美很多无产阶级政党，在吸纳党员时没有对人员进行严格的挑选。尤其是到了20世纪初，为了开展所谓的合法斗争，取得更多的议会选举议席，这些政党大开方便之门，让很多工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工人运动的政党。比如，1906年到191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从38万多人增长到60多万人。1914年，这一数字增长到108万。党的队伍迅速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员的标准降低。很多不符合入党条件的人员进入了党的队伍，包括一些高薪的技术工人、工厂主、作家、商人等。这些社会阶层的加入，导致无产阶级队伍成分不纯，动摇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其次，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的统治策略发生变化，更加注重分化瓦解的策略，使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化。垄断资产阶级利用超额利润的一小部分，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资产阶级的这些微小让步和妥协，麻痹了工人阶级的斗志，分化了工人阶级队伍。“资产阶级策略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獗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引向公开的分裂。”[2]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化，工人运动的“领袖”和“理论家”被资产阶级收买，蜕变为工人贵族，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成为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基础。
此外，一些政党组织松散，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由于组成人员鱼龙混杂、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党的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涣散。一些政党由于内部长期存在各种派别的自由活动，缺乏民主集中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比如美国的工人党，党中央形同虚设，对地方党组织没有约束力，不论“发出什么指示（只有在要打击左翼势力的时候，才有例外）。全国性的党纪几乎等于零”[3]。再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其党章规定，任何承认党纲的原则并且以财力支持党的人都被认为属于党。党的组织和纪律原则很难贯彻，党员形同一盘散沙，凝聚力和战斗力受到极大制约。一些政党为了进行所谓的合法斗争，通过各种途径抬高议会党团的地位。但是，随着议会党团地位的不断提升，党中央再也无法对此类组织进行有效的领导。在一段时期内，德国议会党团成为最高领导机构，甚至超过了党中央。1890年，哈雷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党章草案明确指出，议会党团有权监督党的领导，有权行使独裁的权力。这一规定遭到了恩格斯的强烈反对，最终没有通过。但是，议会党团仍然获得了一些特权，这些特权甚至写入了党章。比如，议会党团有权召开非常代表大会，有权成为当然代表。欧美很多无产阶级政党的议会党团都拥有很多特权[4]。这些议会党团和工会组织，逐渐沦为机会主义分子的聚集地。议会党团和工会组织的权力越大，机会主义分子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大，这为后来党的分裂埋下了组织上的祸根。
（二）工人运动政党派别分化，内部分歧严重
19世纪末，无产阶级运动在世界各国如火如荼地开展，欧美各国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但是，这些无产阶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对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政策存在不同的意见。很多政党内部派系林立，分歧严重。
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在欧洲，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是德国。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凭借自身的先进性，成为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榜样和示范，这就意味着“它的内部理论争论可能会成为整个欧洲社会主义的辩论”[5]。1891年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6]通过《爱尔福特纲领》，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德国社会民主党表面上实现了合并，推出了党纲。这一纲领在无产阶级运动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但是，很多党派对这一纲领并不认同，认为该纲领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总的说来，《爱尔福特纲领》引起的争论表面上看在于它的理论部分，而实际上，它们是关于纲领两个部分之关系的主要问题”；“在纲领的两个部分之间没有必然的理论或分析上的联系，因为对实际要求的认同并不一定需要接受纲领的‘理论部分’”[7]。纲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分别撰写了其中的理论和实践部分。早年，两人之间有着多年的友谊，在长期合作过程中能够实现良好的沟通交流，不存在思想分歧。但是到了后来，他们分别成为两个不同派别的核心人物，导致工人运动内部分裂。
欧洲另一个工人运动的主要国家法国，也面临类似的难题。法国工人党成立之初，就存在指导纲领上的分歧和争议。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法国工人党通过《勒阿弗尔纲领》。但是，工人党内部仍然存在分歧，盖得派积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以马隆等人为首的可能派则主张只提出在当时条件下可能实现的要求。1882年，在圣太田代表大会上，两派正式分裂，盖得派保留了法国工人党的名称，可能派则于次年组成“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盟”。第二国际酝酿成立之时，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派（盖得派）和可能派之间的对立再次呈现，它们分头召开了国际工人大会。1899年，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围绕社会党人米勒兰加入内阁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导致其内部分裂。以饶勒斯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赞许米勒兰入阁，认为这是“社会党的发展和强大的明显标志”[8]。而盖得派和布朗基派则谴责米勒兰的行为，认为这是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是分化和破坏工人运动的卑鄙行动。这场争论，导致工人党组织上的分裂。盖得派和布朗基派退出了联合党团，单独组成革命社会党团，并在后来联合建立了“法国社会党”，而饶勒斯派和可能派则联合组成“法兰西社会党”。
1900年，第二国际在法国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国际范围内工人运动走向分裂的标志。在这次大会上，米勒兰入阁问题成为中心议题。在巴黎大会关于米勒兰入阁问题的争论中，基本形成了左、中、右三派[9]。以费利、盖得为代表的左派，严厉谴责米勒兰的行为，认为这是对工人运动的“背叛”，并主张严肃惩罚其背叛行为。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既与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限，也同中派彻底分裂。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站在折中、调和的立场上，宣扬各种机会主义论调，寻找各种借口躲避革命。以饶勒斯为代表的右派，极力赞同和支持米勒兰的行为，并从理论上为其辩护。他们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否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主张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左、中、右三派分化不断加剧，经过1904年第二国际第六次（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7年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10年第二国际第八次（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及1912年第二国际第九次（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召开，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问题的争论日趋激化，国际工人运动最终走向分裂。修正主义逐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指导思想混乱，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潮盛行
马克思去世之后，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指导思想出现混乱，国际工人运动面临新的难题。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正确把握革命策略和革命方式，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运动。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变化的新情况，及时进行调整，以应对新情况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与之相反，“青年马克思派”和“伯恩施坦分子”则不断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的证据。随着所谓“证据”的不断累积，这些人对原有的立场和观点产生了怀疑，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因此形成了机会主义态度。
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施坦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并发表了一系列修正主义言论。伯恩施坦声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原理已经过时，必须对它进行系统的修正。修正主义所指引的改良道路，与工人运动中右派和中派的斗争策略沆瀣一气，把社会主义运动引入了歧途，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运动实践。
修正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和帝国主义新变化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存在历史的必然性。首先，修正主义滋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10]其次，修正主义的蔓延源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新变化。垄断资本家“把工人中的某些部分，一时甚至是工人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少数收买过去，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其他一切部门或国家。……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11]。修正主义的出现，在当时欧美的工人运动中具有普遍性。修正主义思潮的代表，在德国是正统派和伯恩施坦派，在法国是盖得派和饶勒斯派，在英国是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在意大利是整体派和改良派，在俄国则是“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派。
修正主义在萌芽初期，第二国际各党均对此进行了批判，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卢森堡、倍倍尔、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站出来对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回击。他们旗帜鲜明地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但是，受理论创新和社会实践的限制，这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大多是重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能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却没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局限，使得他们无法彻底战胜修正主义。
此外，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其他政党的一些领导人对修正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修正主义的危害，只把修正主义当作个别情绪、个别决策失误，没有采取严肃措施。另外，某些派别害怕党的分裂，因此容忍了修正主义。第二国际内部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两种思想体系的斗争一直不断。国际共产主义对修正主义者节节退让，修正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严重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考茨基被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但在对待修正主义的问题上，他却采取了中派立场，不仅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修正主义，反而为其辩护、开脱。1898年10月，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大会上明确指出：“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信心，而是使我们思考。为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他。”同年，他指出：“我们大家都承认伯恩施坦是同志，他长年以来站在我们这方面进行斗争。若他发表可能使党迷失方向的见解时，就必须设法对付他。可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伤他的心。”[12]因为党内不正确的领导，1903年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力量越来越大，影响了整个党派的方向和路线。1906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工会官僚的权力高过了党的领导人。党的领导人无原则的退让，使得修正主义分子彻底占据了统治地位。此次大会明确提出，“工会的重要性不次于党”，只有征得工会总委员会的认可、同意，才能开展群众政治罢工运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彻底被架空，工会官僚掌控了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曼海姆代表大会，使得修正主义者的地位更加巩固，为后来修正主义者完全掌握党的领导权奠定了基础。1907年，德国党埃森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批判了德国左派和俄国布尔什维克联合，认为此次联合是对自己党的叛变，是破坏上下级关系。此次会议明确指出，在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应该围绕着保卫祖国的战争进行。1912年，考茨基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主张议会和平过渡。就在这一年，左派提出的反对殖民政策的提案也被修正主义的赞成者所否决。1913年，倍倍尔去世之后，右派艾伯特彻底掌握了党的领导权，清除左派力量，解除左派领导人职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修正主义者手中[13]。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其他政党的领导权也被修正主义者把控。对于修正主义的发展历程，列宁描述修正主义“起初是作为一种情绪，后来作为一种思潮，最后作为一个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集团或阶层。这些分子所以能够支配工人运动，只是因为他们口头上承认革命目的和革命策略。他们所以能够取得群众的信赖，是因为他们赌咒发誓，担保全部‘和平’工作都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14]。修正主义思潮的蔓延，严重干扰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策略和革命斗志。在这种思想的蛊惑下，国际工人运动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再次陷入低谷。
[1]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4。
[2]列宁.列宁全集：第20卷.2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9。
[3]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104。
[4]高放.第二国际破产的若干历史教训.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1）。
[5]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0—19。
[6]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1891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7]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9。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米勒兰事件.北京：三联书店，1980：100。
[9]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98。
[10]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5—156。
[11]列宁.列宁全集：第27卷.2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37。
[12]高放.第二国际破产的若干历史教训.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1）。
[13]高放.第二国际破产的若干历史教训.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1）。
[14]列宁.列宁全集：第27卷.2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