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寻根文学的意义
寻根文学是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文坛的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1984年底召开的著名的“杭州会议”可以被视作寻根文学运动的滥觞。1985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理论文章《文学的“根”》，张扬起寻根文学的大旗，一时应者云集，轰轰烈烈的寻根文学运动就此展开。迄今为止，寻根文学的发展已经历时三十余年。三十余年来，作为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寻根文学早已落幕，但文化寻根却在当代文学中生根立足，成为文学的常态，并时有佳作问世。在文学研究方面，翻开任何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都能看到关于寻根文学的章节，每年都会有若干关于寻根文学研究的论文发表，还有一些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出现。但是与20世纪80年代其他的文学思潮相比，寻根文学的研究整体薄弱，大部分研究是简单的重复。除了80年代末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外，近些年来有突破性的研究并不算多，系统的研究专著更是少见。就笔者目力所及，仅有的几本与寻根文学相关的研究著作，基本上也只是打擦边球而已，并非针对寻根文学的系统专门论述。这与寻根文学在文学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称，对寻根文学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和加强，尤其是在拉开了时间距离的今天，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整体改变，这种回溯式的总结性研究更有必要，也更有意义。希望本论题的研究能在这方面做些补益工作。
时间沉淀一切，三十余年来的文学风雨铸就了寻根文学特定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寻根文学独特的文学史地位。寻根文学以文化发掘为宗旨，恢复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化意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和发展走向，积极参与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思想与文化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一、文化的文学意义
寻根文学以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为宗旨，使文学中的文化书写从可有可无的边缘状态，一跃成为文学表达的中心，在客观上复苏了当代文学中的文化意识，这可以说是寻根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文学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之于文学，既是一种内容呈现，又是一种审美表达。文化之中，本来就包含审美的成分，属于文学表达的必然内容。但是，文学与文化的这种天然关系，在特定的条件下，往往会遭到人为的割裂。
中国传统文学中，文学与文化相互交织，水乳不分。一部《诗经》，既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又是最早记录中国人生活的文化著作；《史记》《春秋》《左传》等，既是历史文献，又是文学巨著，同样的情况也见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著作；甚至像《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白话小说，也可以被看成当时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集文化之大成者。总体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潺潺流淌在中国传统文学之中，这是中国文学与文化之关系的自然状态。
但是，这种情况到“五四”时期发生了剧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向传统文化猛烈开火，以现代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个性解放等思想学说，批判和扫荡了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导致了“五四”时期传统文化的失落，出现了后来被寻根作家集体抨击的所谓的“文化断裂带”。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未能真正阻断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交流。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为适应现实社会政治斗争的需要，“五四”新文学逐渐改变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传统文化在革命文学中得到了部分的复归。陈思和认为：“‘五四’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依据的是历史的标准，而不是审美的标准。或者说，文学不是从其自身的角度来选择传统文化，而是借用了社会斗争和历史进化的角度来决定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1]例如，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开始，一直到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围绕着文艺大众化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其实就涉及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抗日战争的爆发，要求文艺为抗战服务，为振奋民族精神，鼓舞士气，从内容到形式，人们都呼唤着传统文化的回归。另一方面，由于“五四”一代作家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文化短时期内并不能被轻易地一刀斩断，而是潜移默化地渗入现代文学的血液之中，并由此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文化特色。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京派”文人及其写作，例如，周作人、沈从文、师陀等人的作品，都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味，体现出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美。
在20世纪50—70年代，受激进社会文化思潮影响，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某种意义上被人为阻断，出现了继“五四”之后的又一个“文化断裂带”。从艺术审美角度来看，传统文化的缺失也导致了这段时期文学作品审美质地的粗糙与恶劣。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了艰难的文化重建。在汪曾祺、王蒙、张承志、冯骥才、陆文夫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为这种文化重建而做出的努力。从反思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隐约表达，到寻根文学的大张旗鼓，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文化意识终于复苏。
寻根文学所要寻找的“根”，指向的是传统文化。虽然寻根文学的文化主张有许多悖谬之处，文化寻根运动最终也潦草收场，但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却为当代文学唤回了那种失落已久的传统文化意识，推动了当代文学中文化意识的全面复苏。这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文化视角的植入，打破了中国当代文学长期以来单一的社会政治视角，将文学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文学获得了自由。仅凭这一点，寻根文学就功不可没。中国当代文学长期深受政治的影响。从现代文学开始，文学就被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轨道，这也成为当时文学必然的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20世纪50—70年代依然如此，就是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其中依然充满了政治视角，仍然是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写作理念的延续。但是到了寻根文学，这种情况为之一变。寻根文学是一种历史文化审美，而不是社会政治表达。寻根文学中，传统文化以一种独立的话语姿态与惯常的政治话语相区别，在政治话语之外，为当代文学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同时也给作家们带来了更多写作自由。这就为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稍后出现的先锋文学，其实也是对政治化写作模式的突围。二者本质相同，区别在于，寻根文学方向向内，以文化复古的方式来进行艺术革新，而先锋文学则是面向西方，以频繁的艺术实验，从形式变革角度为当代文学开辟新路。这两股文学思潮后来形成合流，便有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出现。新历史主义小说介于小说与作为正史的历史之间，既不遵从历史叙事的准则，又挣脱了现实逻辑的约束，在一种虚构的历史时空里，使作者的才情和想象自由驰骋。新历史主义小说规模巨大，影响至今，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和自由的写作特征。在当代文学这种艺术转化的过程中，寻根文学在文化领域的开辟，功不可没。
第二，审美意识的凸显。文化意识的复苏，改变了当代文学内容的构成，从而也导致了当代文学审美风格的蜕变。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追求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文学表达。但自寻根文学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文化意识的凸显，恢复了当代文学的纯文学特征。由于文化本身就包含审美的成分，寻根文学对文化的发掘，很自然地就体现出文化审美的特征。由于历史文化的非当下性，寻根文学的文化审美，往往与现实无涉，是一种历史文化审美，体现出非功利性的审美特征。这就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审美走向，使其不自觉地从功利走向了审美。同时，在艺术形式上，寻根文学也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僵化的反映论认知模式，运用了众多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体现出现代主义的形式审美特征。这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使当代文学的审美意识得到了强化。
审美意识的凸显是当代文学自我觉醒的标志。正是经过寻根文学的审美变革，当代文学才逐渐走出政治的影响，向艺术本身回归。同时，审美意识的出现，从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唤起了当代文学的自觉，为后来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好了艺术铺垫。
第三，文化意识的复苏，为中国当代文学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寻根文学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被排除在世界文学的大门之外。除了众所周知的中西隔绝这个因素之外，在我看来，文化意识的匮乏才是阻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真正优秀的文学，会像空气一样自然流通，最终得到世界的公认。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其实是基于文化差异性和共同人性的交流。文化是世界各民族文学交流中的重要因素，是一种润滑剂。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乃至新时期初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基本上属于政治化的文学，文化意识极为淡薄。这段时期的文学并不是没有传到西方，而是不被西方读者认可，仅被他们当成了解中国社会状况的文献资料。这当然是一种很尴尬的传播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放的大门已经打开，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化进程开始起步。最早叩开西方文化大门的是那些带有文化寻根倾向的作品，如陆文夫的《美食家》、阿城的《棋王》、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及由其改编的电影等。在这些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呈现在世界读者面前，或博大精深，或新奇艳丽，从而引起广泛关注。沿着这条道路，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了世界，如苏童的《妻妾成群》、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等，文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力因素。
文化意识的复苏，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人类学视角，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文化人类学研究是人类对自身文化发展的研究，具有世界文学和文化的意义。文化人类学视角在19世纪的西方就已出现，但在中国文学中却出现得很晚。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在启蒙和救亡双重主题的交替下，文学黏滞于现实，对超乎政治和现实之外的文化人类学问题根本无暇顾及。20世纪50—70年代文学遵从着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宗旨，新时期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基本上也延续着这一思路。但是，寻根文学却以文化发掘的姿态，有意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使中国这个没有文化人类学传统的国度第一次开始了文化人类学思考，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种文化人类学视角的采用，是对长期以来文学中政治社会学视角的规避，是寻根文学文化发掘的必然结果。因为寻根文学所要寻找的“根”，其实就是民族（人类）的文化，对这种“根”的挖掘和表现，当然会体现出作家的特定的思考。这种表现和思考，就是一种文化人类学的审美观照。从寻根文学自身来讲，文化寻根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返祖现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次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思潮，寻根文学则是这种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思潮在中国的回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寻根文学具有世界文化的内涵，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讲，是第一次，所以意义重大。
文化人类学视角的采用，使寻根文学获得了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内涵，具有世界文学的意义。自寻根文学开始，当代文学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带有文化人类学意味的文化书写，其中有不少被搬上影视舞台，得到了世界性的广泛关注，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这种文化人类学视角的书写，受到了广泛认可，并在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这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世界化的努力，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学的进步。
二、寻根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格局
三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当代文学的艺术发展过程中，寻根文学在很多方面都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虽然从理论到实践，寻根文学都发育不良，其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种文学思潮能像寻根文学一样，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和发展走向。
寻根文学出现的1985年，正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出现哗变的年代，李陀将之形容为“雪崩式的地震”[2]。传统的文学大厦正在崩塌，新的文学格局正在生成。在内力和外力作用下，当代文学长期以来累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汇聚到一起，如同汹涌的急流，挤到一个狭窄的出口，迫切需要宣泄。寻根文学就是这个狭窄的文学出口，是各种文学矛盾的聚积点。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寻根文学可谓是一个重要节点，一头联系着传统和过去，一头联系着现代和未来。正是经过寻根文学的艺术转化，当代文学才有了蓬勃发展的今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寻根文学可以被视作当代文学的一次战略大转移，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走向。
从当代文学的创作主体结构来看，寻根文学可以被视作当代文学的“更年期”，不过是从年老向年轻的逆向更新，文学气质也随之发生新变。寻根文学出现之前，活跃在文坛上的主要是一些饱经沧桑的老一辈作家，如王蒙、茹志鹃、张贤亮、周克芹等人。自寻根文学开始，当代文学创作主体出现了整体性的更新，一批批风格各异的作家，以群体的姿态活跃于文坛，朝气蓬勃，多姿多彩。寻根文学的创作主体是年轻的知青作家，如韩少功、阿城、李锐等；先锋文学的创作主体是另外一批年轻的作家，如马原、余华、格非、苏童等；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主体则是又一批年轻的作家，如方方、池莉、刘恒、刘震云等；至于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新生代写作和80后写作现象等，那就更不必说了。这些作家走进文坛的时候，都很年轻，与王蒙那一辈作家相比，他们无所背负，充满朝气和活力。总体来看，低龄化是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活跃是其特征。在中国当代文学新老交替的变革过程中，寻根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从写作方式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从群体性写作到个人化写作的发展演变，寻根文学是这种演变的转折点。20世纪50—70年代的写作，抹杀作家的艺术个性，因而呈现出公式化、概念化和模式化特征。这种类型化的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群体性的写作。新时期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整体上讲，仍然是一种群体性的写作，只见思潮，却难见个人。众多写作者不分你我，争相书写着一个既定的时代主题，却难见个性区别。从寻根文学开始，当代文学中开始出现风格意识。季红真认为，“‘文化寻根’思潮的真正作用，不在文学价值抉择方面的科学与否，而是在文学自身的观念蜕变和风格更新”[3]；李庆西则将寻根文学的出现视为“风格意识中的文化意识”[4]。两人都注意到了寻根文学风格意识的觉醒。寻根作家们各具艺术个性，比如：韩少功，晦涩浪漫；李杭育，幽默风骚；阿城，朴拙洗练；贾平凹，浑厚拙重；等等。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个人化写作是文学的本来状态，也是文学自由和繁荣的标志。寻根文学之后，当代文学迎来了个人化写作的热潮，个人化写作逐渐成为当代文学的常态，直至今天。
三十多年来，当代文学实现了从“一体化”[5]到多元化的艺术变革，在这种艺术转变过程中，寻根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多元化是当代文学的总体发展态势，这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表现，也是保证。这种向多元化发展的努力，从新时期之初就已经开始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就已经在酝酿着突破“一体化”文学规范的藩篱，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人”的话语的凸显，就是对传统写作范式的突破；反思文学中文化意识的出现，拉开了文学与现实的距离；反思文学中的艺术实验，带来了当代小说文体的解放和审美意识的增强等。所有这些，都冲击着传统的文学规范。这些都可谓当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量变，而质变则发生在寻根文学身上。寻根文学从多方面推动了当代文学的艺术变革，在叙事话语、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等方面都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在这种多元化的艺术发展过程中，寻根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艺术过渡。
从文学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寻根文学是当代文学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文学的现代化包括内容的现代化和形式的现代化。话语即内容，从叙事话语来看，寻根文学出现之前，当代文学的话语主体是革命政治，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自不必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也是如此。直到寻根文学出现，由于历史文化话语的开辟，当代文学的叙事话语才出现了整体性的变革。寻根文学使当代文学的叙事话语实现了从社会现实层面向历史文化领域的位移。李庆西曾将之具体地描述为“从原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与法’的范畴过渡到‘自然、历史、文化与人’的范畴”[6]。寻根文学正是通过引入历史文化意识，拉开了文学与现实的距离，突出了文学中的审美意识，从而为当代文学叙事话语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寻根文学之后，当代文学叙事话语呈多元化发展态势，相继出现了先锋文学的叙事革命和话语狂欢、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书写、20世纪90年代后的欲望化和个人化写作、21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和非虚构性写作等等，多种话语的出现营造了当代文学众声喧哗而又多姿多彩的繁荣局面。这种多元化话语局面的出现，可以说都与寻根文学的历史文化书写有关。
从形式角度来看，寻根文学之前，当代文学主要采用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艺术面貌僵化陈旧，正受到现代主义的强有力挑战。寻根文学出现之前，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当代文学曾经出现过一次“现代派热”，王蒙、茹志鹃、冯骥才、刘心武、李陀等人在《上海文学》上以通信讨论的方式，放出了一只只现代派的“小风筝”，做着向现代主义发展的努力，但后来由于受到冷遇，遭遇挫折，难以为继，现代派的发展陷入低谷。寻根文学延续了这种向现代派艺术探索的势头，不过是以复古的方式，以退为进，来进行现代主义的努力。在寻根文学身上，体现出很多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不论是在艺术观念、叙述方式，还是在表现技巧等方面，都有很多现代主义的审美元素。比如表现主义美学的兴起，从写实到写意叙述策略的演变，以及魔幻、象征、变形、夸张等现代派表现手法的运用，等等。韩少功的《爸爸爸》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就是一部高度成功的现代主义文本。这种形式主义的追求，体现了寻根文学的现代化努力。经过寻根文学的艺术转化，再经过先锋文学的艺术张扬，中国当代文学终于迎来了现代化的发展热潮。
从民族化角度来看，寻根文学让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化追求达到一次顶点，但也走向崩溃。从现代文学时期对文艺大众化的追求，到20世纪50—70年代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倡导，都体现出文学民族化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当代文学延续了这种民族化的追求，在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莫言等人笔下，从内容到形式，民族化多姿多彩，可以看到民族化追求的有意努力，寻根文学更是集中地表达了这种民族化诉求。对寻根文学来讲，其民族化追求更多地表现为内容上的民族文化书写，而非简单的民族形式招徕，这是一条非常本色、质朴的民族化道路。但是，寻根文学运动后期，由于内容上文化启蒙意图的落空，出现了对文本故事化和形式化的追逐。失去了内容的支撑，形式也就无所附丽，这就导致寻根文学民族化追求在内容和形式层面出现双重落空。特别是一些寻根文学作品经过影视包装，流传到海外后，为取悦西方读者和观众，竞相卖弄和表演，从而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文化景观和现象。这就导致寻根文学的民族化追求流于片面，并最终走向衰落。寻根文学之后，在先锋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等身上，已经难见民族化追求的痕迹。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世界化的进程加速，群体性的民族化追求已不可能。不过在部分作家那里，如莫言、贾平凹、格非、迟子建等，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民族化的努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代文学民族化意识的回归。
从美学形态来看，寻根文学从整体上带来了当代文学审美意识的更新，影响到当代文学的审美走向。这种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促成了当代文学从政治化审美向日常生活审美的转变。这种审美走势，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不懈努力，到90年代之后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常态。寻根文学可谓是这种审美的转折。寻根文学之前，政治化审美是当代文学的主流，但自寻根文学开始，文学有意向日常生活靠拢。寻根文学的历史文化审美、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都表现了大量的日常生活内容，随后出现的专以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的新写实小说就更不必说。日常生活书写是文学的本来的书写内容，是文学回归人、回归世俗生活的标志，是文学现代性的直接体现。寻根文学中，阿城的《棋王》就是这样的一部标志性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政治话语作为一种潜叙事隐藏在文本的背后，而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却得到了详细的书写，并从中提炼出了特别的意义。所以，旷新年认为：“通过阿城的《棋王》，‘新时期文学’开始回归和拥抱被革命所悬置的‘日常生活’。90年代‘日常生活’被神话化，而‘寻根文学’则成为沦入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线索和标志。”[7]
三、思想意义
作为一股影响巨大和意义深远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思想的交汇点，其文化择取和价值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建构，具有深刻的影响。
寻根文学属于现代性话语范畴，文化寻根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文化寻根思潮来源于人类对现代化进程的迷惘和担忧。现代性的物质呈现是现代化，但现代化是一种“历史怪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在给人类带来大量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传统性的失落和对人性的破坏，造成包括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病毒泛滥、物种灭绝、两次世界大战、人性异化等在内的一系列的灾难，使人类尝遍现代化的恶果，产生对现代化的担忧，进而产生回归传统、寻根问祖的冲动。这种情绪的蔓延，催生出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思潮。叶舒宪先生认为，“文化寻根是以向后回望来路的方式代替直接的前瞻”，文化“寻根的实质是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处在文化变迁加剧时代的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冲突背景中确认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因此，它既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普遍性问题，又是迫在眉睫的当下性难题”[8]。可以说，从18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开始，文化寻根就已经开始了。以卢梭、华兹华斯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作家，主张回归大自然，讴歌农业文明，抵制城市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侵袭，可以说就是一种最早的文化寻根。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文化寻根意识日渐强烈，并逐渐向世界蔓延，最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寻根文学运动不过是世界文化寻根运动的一部分。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来讲，由于特殊的历史语境，文化寻根还具有特别的文化启蒙意义。
寻根文学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启蒙主义文化运动，是一种文化启蒙。新启蒙主义是在传统的政治启蒙之外，开辟的新的启蒙途径。传统的旧启蒙主义追求思想的统一性，而新启蒙主义则倡导思想的自由和文化的多样性。在经过“文革”十年摧残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元气大伤，传统文化园地一片荒芜。为振兴国人精神，复苏民族传统文化，追赶世界文化潮流，寻根文学开始了艰难的文化重建。寻根文学致力于发掘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予以现代再审视：一方面表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美，唤醒国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劣根性予以批判，使人们在一种纵向的时间维度上，深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这样的思想激发过程，就是一种文化启蒙。这种文化启蒙，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一个文化重建的特殊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针对性。文化寻根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补课，当时轰轰烈烈的文化热及遍布全国各地的文化讲习所，就是一个证明。
寻根文学的文化启蒙具有不同的维度。一是对“五四”国民性话语的延续。寻根文学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批判的写作思路，在韩少功的《爸爸爸》和李锐的《厚土》系列中，都可以见到这种“五四”国民性话语批判的遗风。二是表现“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季红真曾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矛盾概括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后来成为经典之论。显然，这是一个启蒙性的文化命题。从反思文学开始，就有相当多的作品表现了这种文化冲突，如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张承志的《黑骏马》、郑万隆的《黄烟》等。三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美，如汪曾祺的《受戒》《岁寒三友》、阿城的《棋王》、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等。这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激发了国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成为寻根文学文化启蒙最主要的意义所在。
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寻根文学还表现出文化反思的特征。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知识的反思性”。他认为，现代性“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9]。现代性充满不确定性，无例可循，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中前行。伊夫·瓦岱认为：“现代性面对的是既不明确又难以预料的未来：没有任何的传统参照对象可以为某些未来道路的选择做保证，因为现代性不断地制造断裂，任何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知识都不能辨别它们。因为它的行动本身就提高了不确定性的程度。”[10]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寻根文学视为一次文化反思，是在现代性话语范畴内的自我质疑和自我批判。
寻根文学的文化启蒙之中，包含两种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文化激进主义，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在20世纪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比如“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激进否定态度、20世纪50—70年代激进的政治文化思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人文化上的全盘西化主张等。文化保守主义则是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出于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担忧和抗拒而产生的文化眷恋和文化怀旧心理。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反现代化倾向，体现出现代性的反思特征。寻根作家中，李杭育和张炜都表现出这种文化反思特征。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通过对葛川江上最后的一位渔民福奎古朴、伟岸而又倔强的个性和其不乏凄凉的人生境遇的描写，表现了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体现出审美现代性特征；张炜的《九月寓言》则通过对小村人艰苦而又浪漫的乡村生活和小村最终被工业文明毁灭的描写，表现了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破坏，也体现出反思现代性特征，具有浪漫主义审美风格。这两部作品都表达了对前行中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某种抗拒和担忧。
文化反思是现代性的固有特征，是对历史主体自我的一种逆向检视。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大幕，时至今日，现代化依然如火如荼。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快速地失落，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国家相关文化部门的担忧，传统文化重建工作正在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着。现代化带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诸多的威胁，如雾霾、水污染、癌症村、人性异化和道德沦丧等等。寻根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实在的提醒意义。
前面已经讲过，寻根文学的文化发掘，为中国当代文学引入了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寻根，不仅具有寻根问祖的意义，而且还包含对文化多样性的认可，在对多种文化的反顾追寻中，承认各种文化存在的理由。“20世纪以来主要由人类学家培育出的关于珍视‘文化多样性’的宝贵思想，和同一个世纪的生态意识大觉醒培育出来的珍视生物多样性的观念，正在成为全球社会的普遍共识。人类学家不再把寻根等同于怀古、恋旧，开历史倒车。”[11]文化寻根是逆全球化进程的运动，全球化抹杀文化的差异性，追求文化的同一性；而文化寻根则是发掘文化的差异性，认可文化的多样性。这种文化多样性，是20世纪以来得到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可，极为珍视的多元、平等、自由的文化思想。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迎来了历史新时期。寻根文学站在这样崭新的历史起点上，通过文化寻根，倡导文化多样性，在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体现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多元化思想的诉求。纵观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思想发展历程，多元化思想并存已成现状和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意义上，寻根文学顺应世界文化发展大势，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注释
[1]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对文化传统的认识及其演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
[2]林伟平，李陀．新时期文学一席谈：访作家李陀．上海文学，1986（10）．
[3]季红真．文化“寻根”与当代文学．文艺研究，1989（2）．
[4]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4）．
[5]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3）．
[6]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4）．
[7]旷新年．“寻根文学”的指向．文艺研究，2005（6）．
[8]叶舒宪．文化寻根的学术意义与思想意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6）．
[9]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4．
[10]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9．
[11]叶舒宪．文化寻根的学术意义与思想意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