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学自身变革的要求

除了各种外在的作用力之外，寻根文学的出现还是新时期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寻根文学被视为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其产生、发展和演变，反映了新时期文学自身的规律和要求。

寻根文学的出现与新时期文学的焦虑密切相关。这既有来自作为客体的文学本身的焦虑，也有来自作为主体的作家自身的焦虑。寻根文学的出现，可以说是这种焦虑的结果，也是这种主客体双方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下的一种妥协、一种合谋。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先进的理念，当历史语境稍有改变，双方的焦虑各自得到暂时缓解之后，寻根文学主客体也就必然走向分裂，继而价值迷惘，意义虚空，并迅速走向瓦解。寻根文学在当代文坛被人视为昙花一现，但其给当代文学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从文学自身来看，寻根文学的出现是对新时期文学困境的突围。“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使长期失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得以复苏，相对于“文革”十年，这无疑是一种解放、一种新生。但从根本的叙事话语和艺术观念来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并未实现对“文革”之前“十七年”文学的真正超越，在话语表达、写作思路和写作模式上仍然保有大量的“十七年”文学遗风，这显然不适应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由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政治话语的泛滥和艺术上的粗制滥造，读者对其感到厌弃和难以接受，新时期文学也就很快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如何摆脱这种困境，使文学获得新生，成为摆在新时期文学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领域的开辟、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动，无疑为困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指明了发展方向。

寻根文学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实现了新时期文学的突围。在内容上，“写什么”是新时期之初文学面临的困惑。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高强度的政治话语表达逐渐遭到人们厌弃的时候，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话语范畴就逐渐进入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早在“伤痕”文学的政治化写作中，文化话语其实就已经隐形地存在。在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这两篇“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中，相较于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外在矛盾冲突，作者更关注的显然还是人物的内心，是时代给人物造成了精神创伤，其中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色彩不难体察。这种由“外”向“内”的书写，最早地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走向，并在随后的反思文学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乌热尔图的《琥珀色的篝火》等作品中，故事冲突都不再聚焦于人物的外在动作行为，而是直抵人物内心。而能打动人心、使人印象深刻的，不再是那种传统的直接的外在动作冲突，而是动作背后的某种支配性的文化力量。文化因素的植入，改变了新时期小说叙事话语的构成，文化作为一种话语表达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政治话语。新时期文学终于跳出了政治话语的拘囿，走向了广阔的话语表达空间。

在形式上，“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经历过最初的历史控诉和情感宣泄阶段之后，由于艺术上的幼稚粗糙，很快就面临危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所沿用的“十七年”期间的那种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在新时期开放的文化语境中，显得尤为陈旧和落伍。新时期文学在经历过“写什么”的短暂困惑之后，很快就面临“怎么写”的艺术难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为困扰20世纪80年代文学发展的最主要的问题。新时期以来，文学在现实主义的笼罩之下，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声音，例如老作家汪曾祺对“京派”文学传统的恢复、王蒙和茹志鹃等人对西方意识流的改造和借鉴、宗璞和谌容等人对西方现代派荒诞手法的尝试等。1982年，李陀、高行健、王蒙、刘心武、冯骥才等人，围绕高行健的谈论艺术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展开了一场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从而在新时期最早掀起了一股“现代派热”。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艺术层面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冲击和瓦解。而随着后来现代派实验受到冷落和压抑，新时期文学也就暂时性地陷入了迷茫。既然传统现实主义的道路走不通，而现代主义又遭受冷遇，那文学该往何处去？虽然现代派因为读者看不懂而遭受冷遇，但现代主义的大潮已经涌动，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已经势难遏止。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领域的开辟，使新时期文学获得了一个缓冲，以退为进，得以采取表面貌似复古的方式掩人耳目，而实际上则是在进行现代主义艺术实验，是为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寻找一个更有利的接受场。所以，陈思和认为，寻根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出现，其意义“还在于对当代文学审美领域的贡献”[1]。而季红真则认为：“‘文化寻根’思潮的真正作用，不在文化价值抉择方面的科学与否，而是在文学自身的观念蜕变和风格更新。”[2]所以，从文学客体的角度来看，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内容和形式双方面的必然选择和结果。

从作家主体来看，寻根文学的出现还与作家们自身的焦虑有关。寻根作家们大多是年轻的知青，经历过“文革”，体验过文化断裂，是在一种文化断奶和受人歧视的状态下走上写作之路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语境中，他们普遍地存在着一个自我定位不明确的问题。他们一方面对文坛现状不满，想寻找艺术突破，但由于现代派热受压抑，他们也感到受挫，急于寻找出路；另一方面，作为年轻一代的作家，他们都渴望得到社会关注，在文坛拥有自己的声音和位置，但却被王蒙、张贤亮等老作家所遮蔽。所以对他们而言，存在着一个如何赶超前辈作家、确立自己在文坛的位置的问题。从这种角度来看，文化领域的开辟，可以被视为这些年轻的知青作家在艺术上的另立山头和独辟蹊径，借写作空间的改变来拉开与老作家写作的距离。寻根文学由一批年轻的知青作家主动结盟发起，这绝无仅有的事实，充分说明了知青作家们对文化寻根的有意为之。显然，寻根作家们采取的这种文学策略是成功的，相当一批知青作家成功地推出了自己，而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当代文学也由此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代际化特征。

注释

[1]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文学评论，1986（6）．

[2]季红真．文化“寻根”与当代文学．文艺研究，1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