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马克思自中学时代起就关注现实政治问题，思考何谓“幸福的时代”，并将“为人类而工作”作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应有之考虑。随着先后步入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马克思认真研读法学经典，同时对哲学和历史学著作兴趣颇深。他在理解甘斯教授以黑格尔法哲学观点讲授刑法与普鲁士民法课程时“异常勤奋”。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他把握了自我意识哲学的启蒙要义。正是因为看重理论研究的现实性，马克思逐渐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仍未走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苑囿，为此对这种自我陶醉的观念批判进行现实的批判。脱胎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在摘录和评注苏格兰启蒙政治经济学和法国革命政治学文献的过程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变革，确立了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正是因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政治哲学乃是与源于自然法传统和先验形而上学体系的政治哲学不同的向未来理想社会敞开的现实之思，这种现实性实际地体现为在变革旧世界的过程中创造新世界，同时以颠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方式确立实现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正是在确立用以改变世界的政治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深切批判资本逻辑的对象化境况及其哲学实在，指出超越“虚幻的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马克思没有建构一种规范的政治哲学体系，也没有纯粹政治哲学专门论著，但他对人类解放的诉求以及深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发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形成了一种超越既往的新政治哲学形态。以具有一定规范性的思路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实体性内容，呈现面向未来的生成着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总体理路，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之所以将这种学术建构置于生成性视域，不仅因为它反映了马克思从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以及从哲学上的人本主义者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历程，而且表明作为思想方法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开放的和发展的。在马克思超越自然法传统和先验形而上学体系的探索中，一种现实性的历史思维和实体性的人学反思跃然纸上。对现实利益冲突的研究被实际地置于关于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讨论中，具有社会性的人的劳动生命被马克思视为比政治生命更具现实性的存在，至于对人性善与恶的伦理预设也转向以历史和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合理期冀。“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是什么？……是他的政治哲学。[1]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与其说是马克思思想的分支，毋宁说是其理论实质。

如果将政治哲学视为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实质，那么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共产主义理论之间就呈现出一种以实践思维方式贯穿的内在逻辑，就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对人及其实践活动的社会性规定。由此开启的思想传统就“不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2]哲学不再是纯然解释世界的观念体系，而成为遵循历史规律的主体实践活动，成为力图改变世界的目的性活动。“在他的哲学中，政治哲学真正取代形而上学，成为‘第一哲学’。[3]这种作为“第一哲学”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不是关于“至善”的“好生活”的应然设定，而体现为一种解放新社会因素的理论—实践探索，这种探索对19世纪中叶以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不深刻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就不可能真正把握近两个世纪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浪潮。当我们将视野投向马克思对苏格兰启蒙国民经济学、法国革命政治学和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性借鉴，凝视青年马克思的复调式哲学探索之路，探析马克思不囿于传统边界的限定而谋求人类解放的理论努力的时候，首先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革命家的形象，马克思政治哲学因而首先是一种革命主张。这种革命主张是不同凡俗的，任何试图将其全然规范化或思辨化的做法都外在于马克思的思想总体。将马克思的思想政治哲学化，不能扭曲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原像，不能将马克思政治哲学解读为历史唯物主义力图超越的哲学形态。

由此形成的关于马克思没有政治哲学的看法，不得不说还固守于对政治哲学的传统认知图式。另一种试图论证马克思有政治哲学的思路，则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附加一种“理应”具有的传统政治哲学范式，使之体现某种先验的规范性逻辑。如果我们将政治哲学理解为一种具有现实问题意识的开放性哲学形态，就不应将其恪守为一种停留于道德分析层面的纯粹应然之思，而要在当代性维度激活其解决问题的实然探索。[4]因而，从哲学变革出发，理解马克思开启的新政治哲学视域，就要明确其历史唯物主义向度，明确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现实政治性，由此对其人类解放理论、共同体理论和正义论的阐释就不能纯然回到古典政治哲学，而应在社会性的开阔场域重新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总体图景。

达此宏愿，需要展开审慎的学理探究。为此要梳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理解马克思如何以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照亮人间的勇气揭露资本逻辑的秘密，探究马克思如何将解释世界的政治理念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理念—实践，把握马克思何以在批判政治解放的限度的同时提出具有人的高度的解放。只有深入解读青年马克思的复调式哲学探索，才能确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生成路径，才能理清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思想资源之间复杂的知性关系。这种与人类解放的政治实践水乳交融的哲学主张呈现了现代政治哲学应有的理论品格，从中可见马克思对自古希腊以来体现人类性的政治哲学的合理借鉴，以及他在深切批判拜物教思维及其对象化现实中勾勒的人类解放之路，由此才能理解“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哲学内涵。

同时，应以辩证的、历史的方式澄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践逻辑。马克思力图改变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命运，改变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他是在确认并遵循规律的实践探索中而非在纯然规范性的理念设定中努力实现这一意图的。须知规律不会自发地创造历史，只有人们有目的地运用规律，才能创造历史。在资本逻辑坚硬的现代社会，实现无产者的解放，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无产者在为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必须遵循规律。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践逻辑因而体现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现为事实—价值的辩证法。我们当然需要以一定的规范性理路勾勒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总体结构，但其中没有任何先验的或永恒的教义，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朝向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解放，它是批判的、革命的。

注释

[1][德]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84.

[2][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上].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42.

[3]程广云.马克思的三大批判：法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0.

[4]参见臧峰宇.政治哲学的“规定”及其当代性.江苏大学学报，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