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哲学的贫困》对马克思主义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的概述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在出版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最先得到公开的阐释。《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为批判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而撰写的。马克思认为，《哲学的贫困》包含了“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它与《共产党宣言》一起，“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1]；特别是对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2]。梅林曾认为，《哲学的贫困》“不但是马克思生活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部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论点第一次得到科学的阐发”[3]。
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全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出版于1846年。在《贫困的哲学》的“前言”中，蒲鲁东提出了“贫困的根源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19世纪的世界，只有一种思想，就是平等与改革；而思想是不可阻拦地到处传播的，所以，许多人就开始苦心思虑这个问题，可是始终没有人拿得出答案来。”在他看来，“既然贫困的直接原因是收入太少，那么，需要弄清楚除了天灾和恶意行为之外，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工人的收入太少”[4]。解决这个“始终没有人拿得出答案”的“贫困的根源”问题，就成为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主题。蒲鲁东对“贫困的根源”问题的“哲学”探讨是失败的。1846年底，马克思在读到《贫困的哲学》时就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而蒲鲁东“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5]。
《哲学的贫困》的结构是循着《贫困的哲学》的论述线索展开的。在《哲学的贫困》的简短“序言”中，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先生不幸在欧洲异常不为人了解。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位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位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6]马克思对《贫困的哲学》的批判，主要是从蒲鲁东经济学和哲学两个方面展开。《哲学的贫困》据此分为两章：第一章“科学的发现”分作三节，对《贫困的哲学》第二章“论价值”三节逐次展开批判；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分作五节，除了第一节“方法”之外，第二节至第五节依据《贫困的哲学》第三章到第十四章的论题，从四个方面做出批判。
1.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探索及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哲学的贫困》第一章“科学的发现”，集中于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二章“论价值”中提出的构成价值论的批判。一开始，蒲鲁东就认为，“论价值”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章”；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目的”，“论价值”主要说明三个问题：“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所谓构成价值指的又是什么呢？价值的构成需要经过哪些重大的变化呢？”[7]这也是蒲鲁东“构成价值”的三个基本问题。《哲学的贫困》第一章“科学的发现”也分作三节，依次对蒲鲁东“构成价值”的三个基本问题做出系统批判。
第一，通过对蒲鲁东论述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问题的批判，马克思阐明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矛盾的根源在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生产的关系”。
蒲鲁东不理解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矛盾的根源和性质，把使用价值等同于“众多”、把交换价值等同于“稀少”，把使用价值等同于“供给”、把交换价值等同于“需求”，用“有意见决定的价值”来代替交换价值。这样，在蒲鲁东看来，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一方面是效用（使用价值，供给），另一方面是意见（交换价值，需求）”[8]，这一矛盾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引起和决定的。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存在两个基本错误：一是蒲鲁东所奉行的“辩证法”的错误。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以抽象的个人之间的“自由意志”来臆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完全脱离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根据和规定。二是蒲鲁东对经济思想史理解的错误。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断言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立和矛盾问题上“经济学家都既没有看出也不认识”[9]的说法是错误的。在经济思想史上，对这一矛盾的理解，“在李嘉图时代非常流行”，“蒲鲁东先生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已经看出’对立和矛盾的深奥秘密”[10]。
第二，通过对蒲鲁东关于“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观点的批判，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探讨上的成就，对劳动价值论的有决定意义的观点做了深刻阐释。
蒲鲁东“构成价值”中诸如劳动是产品价值的源泉、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的说法，并不是由蒲鲁东发现的，这些观点在李嘉图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已经作为“李嘉图的体系”的组成部分提出来了，“李嘉图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11]。但是，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相比较，还是存在五个显著的区别：一是在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关系上，“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鲁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谈，而‘煞费苦心地’去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二是在理论阐释的出发点上，“李嘉图把现社会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蒲鲁东先生却把构成价值当做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三是在劳动时间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上，“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先生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四是在价值理论的意义上，“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五是在理论的真实性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蒲鲁东先生只是完全凭任意的假设再度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公式，后来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孤立的经济事实，加以歪曲和捏造，以便作为例证，作为实际应用的现成例子，作为实现他那新生观念的开端”[12]。经济思想史的比较研究，清晰地揭示了蒲鲁东“构成价值”的谬误，也深刻地阐明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成就。
第三，通过对蒲鲁东关于“价值比例规律的运用”中的货币和劳动剩余观点的批判，在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扬弃中，马克思对货币和剩余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形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论点。
蒲鲁东以“构成价值”为基础的货币理论，是对所谓“价值比例规律”的“第一种运用”，它错误地认为“金银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价值的第一种商品”，根本不理解金银作为货币具有的“特殊的交换手段”的属性。在对蒲鲁东这一错误观点的批判中，马克思的结论是：“金银之所以永远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具有作为普遍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而决不是由于它们在数量上和财富总额成比例；或者更明确地说，金银之所以经常保持均衡，是由于在一切商品中只有它们作为货币，作为普遍的交换手段，不管它们的数量和财富总额的比例关系如何。”[13]马克思已经清楚了货币的本质和基本职能，货币理论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些论点已经形成。
在《哲学的贫困》第一章“科学的发现”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阐释了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在对蒲鲁东“构成价值”的批判中，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功绩，赋予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新的内涵，同时也在许多理论观点上实现了对李嘉图理论的超越。马克思认为：“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规定租的必要前提，但是他仍然把他的租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做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14]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观和社会观，使他确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些重要论点。
2.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说明”及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节“方法”，马克思分七个方面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做了总体批判；第二部分按照《贫困的哲学》第三章到第十四章论述的“经济进化的系列”问题，分四节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和理论做了多方面的批判。
在第一节“方法”中，马克思没有循着《贫困的哲学》的章节顺序，而是从总体上梳理出七个方面的“说明”，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做出系统批判。这七个方面的“说明”，也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及内在逻辑。
第一个“说明”阐明的是经济范畴、原理、思想等是怎样产生以及怎样形成历史运动的。蒲鲁东把经济范畴、原理、思想等“看做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他“只能到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原理、思想等等，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上的表现”，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的结果[15]。
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以黑格尔基于“绝对理念”的“绝对方法”为基础。黑格尔认为：“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对照蒲鲁东的方法，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16]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仅仅由于辩证运动的作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17]
第二个“说明”阐明的是经济范畴、原理、思想等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是对“第一个说明”观点的深化。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认为，经济范畴是永恒的平等观念的体现，而现实的经济关系则是经济范畴的体现，人类历史就成了人们头脑中经济范畴演进的历史。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在这一基本观点的基础上，马克思的结论就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因而“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8]。马克思明确了政治经济学“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社会的、历史的演进的根源及本质。马克思在1865年再次提道，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错误在于，“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使得他“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19]。
第三个“说明”进一步阐明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是经济范畴、原理、思想的内在逻辑的根据。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20]
第四个“说明”阐明的是经济范畴的矛盾运动，即其“辩证法”的性质。马克思认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不仅割裂社会经济关系不同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对同一范畴还“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并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而解决矛盾的出路就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21]。这显然完全背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本意，马克思认为，“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并自相对立的范畴”[22]。
在第五个至第七个“说明”中，在对蒲鲁东相关论述的批判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关系问题做出阐释。
第五个“说明”一开始，马克思就指出，在蒲鲁东看来，经济的进程不再是理性的历史，但也不是现实的历史，而是蒲鲁东“本身的历史”[23]。马克思认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必然“自问”的是：“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24]马克思已经清晰地表达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凸显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基础地位和根本作用。
在第五个“说明”最后，马克思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关系的基本问题和根本原则。这就是：“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25]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家得出的和研究的经济学原理、观念和范畴，是对一定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反映，经济学家成为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剧”的“剧中人物”，他们扮演着由“历史剧”所规定的角色；同时，经济学家又是经济学原理、观念和范畴的世代思想传承者和创立者，经济学家成为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剧”的“剧作者”，他们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必然渗透于“历史剧”之中。经济思想有其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但对经济思想的表述，特别是对经济思想的历史解释，必然受到经济学家所持有的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影响。
在接着的第六个“说明”和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用“天命”诠释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错误观点，以及对政治经济学的“各种流派”产生及演化的本质问题做出系统阐释。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性质是“两重的”，这种“两重性”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产者的财富增长和无产者的贫困产生的两重结果；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作为生产力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力量；三是资产阶级整个财富的增长既是无产阶级不断壮大的过程，同时也是单个资产者不断被消灭、财富不断被集中的过程。在三个方面的“两重性”冲突，“一天比一天明显了”。面对“这种对抗性质”的表现日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26]。
马克思根据他当时对经济思想史的理解，把“各种学派”分为三类：一是“宿命论”学派，这一学派的总的表现是：“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本身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27]二是“人道学派”，其特点主要在于：“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者节制一下生产热情。”[28]三是归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的经济学家，这一学派在其发展中，可以分作“革新的科学”到“革命的科学”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的社会背景与特征在于：“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后一阶段的进程和特征在于：“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29]马克思这时已经清楚，属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的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做了广泛“应用”，在英国“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30]。
3.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的阐释
《贫困的哲学》从第三章开始，依照蒲鲁东所臆断的“先后次序”，把劳动组织和财富分配的发展即所谓的“经济进化的系列”分为十个“时期”。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并没有对这十个“时期”逐一做出批判。在第二节“分工和机器”、第三节“竞争和垄断”和第四节“土地所有权或地租”中，马克思集中于其中五个“时期”的相关理论的批判。特别是在最后第五节“罢工和工人同盟”中，马克思集中于对蒲鲁东的劳动组织理论的批判。
第五节“罢工和工人同盟”对蒲鲁东理论的批判，是以《贫困的哲学》第三章“第一个时期——分工”中一段论述为对象的[31]。蒲鲁东这一论述的中心思想就是：工人工资的普遍提高必将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工人同盟组织的以争取提高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斗争，结果除了“加剧贫困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32]。在对蒲鲁东这一谬误的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33]工人工资的提高是资本利润的减少，工人阶级最初以提高工资而联合起来形成的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34]。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以劳动阶级的“同盟”为标志的阶级斗争形式做了深入阐释。首先，马克思认为，“同盟”意义上的“联合”斗争，是劳动阶级“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35]。其次，劳动阶级作为被压迫阶级，在这一“政治斗争”中，“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36]。再次，在建立“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这样的“政权”之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同时，“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37]。最后，马克思在谈到“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时，引述了乔治·桑的名言：“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38]马克思科学阐释了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革命的关系，发出了不到半年后他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的先声，也阐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立场和核心观点。
4.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最初运用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运动形式）—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理论、观念”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理论，形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过程相统一的整体观念。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才有可能选取生产关系这一特定层次，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上，确立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马克思从来没有脱离社会整体结构，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也从来没有把生产关系同社会整体结构混为一谈，模糊政治经济学的特定的研究和叙述对象。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境界。1846年以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取得三个重大成果。
一是把唯物史观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取得了政治经济学方法上的重大突破，这集中反映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中。《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阐释，既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创立的直接结果，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和唯物史观经典阐释的重要起点。
二是由于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清楚地把握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发表了题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这个演讲，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据依旋转的轴心关系，以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为中心论题展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部研究。
1844年马克思就已认为，“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做资本”；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39]。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基本范畴，考察了资本积累和工人贫困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资本所积累的财富是对工人劳动产品的剥夺；工人的沦亡和贫困化是“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工人的贫困同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成反比”；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40]。之后，马克思进一步认为，随着资本的增加和资本对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法的运用，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失业者，另一方面又使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大批的人，被驱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因此，“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41]。
在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中，恩格斯对《雇佣劳动与资本》一直给予高度评价。1891年3月，恩格斯晚年在着手“再版”《雇佣劳动与资本》时提出，要写一篇“导言”，解决由于一些术语不够完善，如把“出卖劳动力”说成“出卖劳动”等，可能在工人中引起的“混乱”；恩格斯甚至提出，“再版”《雇佣劳动与资本》时，如果能把“它们全部改成现代用语，并加以说明”，是可能“把它提高到《资本论》的水平”[42]的。
三是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马克思发表了著名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马克思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体现两大阶级的矛盾及其根本性质的理解上，对自由贸易经济政策的本质做出分析，认为自由贸易就是“资本的自由”，它“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因此，“不管商品相互交换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43]。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2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3.
[3]梅林.马克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159.
[4]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42，5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75.
[7]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7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84.
[9]同上81.
[10]同上81，81—82.
[11]同上89.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2—93.
[13]同上126.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44.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9.
[16]同上600—601.
[17]同上601—602.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603.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
[20]同上603—604.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4.
[22]同上605.
[23]同上608.
[24]同上607—608.
[25]同上608.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4.
[27]同上614—615.
[28]同上615.
[2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6.
[3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10.
[31]同上649.
[32]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43—144.
[33]同上649.
[34]同上654.
[3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54.
[36]同上656.
[37]同上655.
[38]同上656.
[3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9—130.
[40]同上124，155，158.
[41]同上742.
[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43.
[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