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他们家庭影响和接受社会教育的结果，是他们个人勇于社会实践和勤于理论探索的结果。青年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经历过一个哲学世界观上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深刻转变的过程。
1.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14世纪和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已经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16世纪，西欧一些国家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16世纪60—70年代，荷兰发生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直到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光荣革命，欧洲的一个大国才第一次推翻封建制度，初步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18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完全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羁绊，借助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势能，开始发掘蕴藏在自然、科学、工业、农业中的巨大生产力，以其“非常革命的作用”[1]，迅速地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系统。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中叶，法国、美国和德国等欧美国家也先后经历了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相继进入工业革命过程。
这场工业革命的特征在于以机器大工业为主体的工厂制度取代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革命。19世纪30—40年代，最先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率先成为机器大工业占优势的先进工业国。在英国，1770—1840年，英国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大约20倍。马克思、恩格斯在回顾这一时期英国产业革命的历史成就时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产业革命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的历史意义。
然而，产业革命在使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生产技术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业革命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方面，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以社会化形式使用和占用的生产资料，却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在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下，1825年行将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以生产的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3]在这之后的一个世纪，这种经济危机大约每隔10年周期性地爆发一次。尽管当时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时期，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已经开始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量转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产业革命也引起了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工业革命在创造出一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也创造出一个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阶级。“随着工业革命逐步波及各个工业部门，这个阶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强了。”[4]即使在当时还相对后进的德国，1800年到1848年间，产业工人的人数也增加了7倍，“这是一个延长工作日时间和雇用女工、童工的时代”。在工人人数急剧增加的时候，工人的工资却在不断下降，“如果以1800年做基数定为100的话，到1830年降为86；1848年降至74。其中在1847年的危机中，降到最低数57。而且，典型调查表说明，大多数产业工人的生活都是难以糊口的”[5]。产业革命在不断地刺激资本财富的积累、强化资本的力量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扩大工人贫困的积累、聚合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产业革命把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推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9世纪30—40年代欧洲爆发了一系列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有的工人运动还发展成为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有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两次武装起义、1836年至1848年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等。特别是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在开始时就具有了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在结束时才具有的东西，那就是对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6]。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接续爆发，揭开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序幕。
2.资本主义时代课题回答的理论困境
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时代的这一急剧变化，提出了那一时代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一是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扑朔迷离的变化背后潜藏的最根本的力量是什么？推而广之，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二是陷入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困境的资本主义究竟向何处去？当时欧洲社会的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并没有回避时代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但是，无论是这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本人，还是他们的最忠实的后继者，都没有能够对这一时代课题做出成功的回答。
当时，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乔·威·费·黑格尔，在他那宏大而深邃的哲学体系中，第一次试图把整个自然界、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述为一个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辩证发展中的整体过程，并企图揭示这一整体过程的内在联系。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辩证发展的源泉被归结为“绝对精神”；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他在肯定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的同时，却断言他的哲学体系是“绝对精神”的最后体现，竭力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维护被他称作“绝对精神”体现的普鲁士封建君主制和等级制。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辩证法，被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彻底扼杀。
当欧洲思想界囿于黑格尔哲学体系而止步不前时，德国另一位哲学家路·费尔巴哈独树一帜，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打碎了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的基础，提出了世界是物质的、自然界是不依赖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半截的”，在对历史和时代发展问题的探索中又退缩到唯心主义立场上。他认定，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宗教和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爱”所推动的。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留有的不可抹去的唯心主义印记表明，在关于社会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重大课题上，资产阶级哲学大师们已不可能再有什么建树。
19世纪初，英国的大卫·李嘉图对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发展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做了最后的阐述。李嘉图的全部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是以反对和消除一切阻碍资本利润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为宗旨的。他高度评价工业资本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的推进作用，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的源泉；认为利润、地租等“收入”都是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的转化形式；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关系。但是，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课题，李嘉图却把资本看作一种永恒的自然关系，断然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李嘉图去世两年后，182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李嘉图经济学理论分崩离析。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实践和理论上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完全堵塞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科学发展的通道。
作为对李嘉图经济学的最后补充，法国的让·沙·列·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时代课题做出了独特的思考。他确认资本主义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是必然的，并模糊地猜测资产阶级形式只是暂时的、充满矛盾的形式。但是，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看作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结果，力图以小生产的原则和规范来弥补这些弊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课题面前，西斯蒙第同样茫然无知。
在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面对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难题困惑不解、一筹莫展时，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揭竿而起”。这些从资产阶级营垒内冲杀出来的、反映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愿望和要求的伟大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制度做了深刻的批判，对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理想社会做了许多天才的构想。空想社会主义的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圣西门以对法国1789年革命后社会现实的考察为依据，认为这场革命根本没有改变“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法国社会呈现的仍然是一幅“颠倒世界的图景”，“专横、无能和阴谋”成为这一社会无法克服的主要弊端。傅立叶指出，法国社会中生产的分散性和劳动的不协调性、以自由竞争的名义装扮起来的商业欺诈等弊端，使法国现存的“文明制度”沦为“社会地狱”，而“文明制度”的衰落必将导致更高级的“保证制度”“协作制度”“和谐制度”的产生。与圣西门和傅立叶不同，欧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私有财产制度做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无论在过去和现在，私有财产制“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同时，他还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应“力量无限的新的生产力”，迫切需要对现存社会进行“巨大变革”。但是，欧文并没有发现对这一旧的社会制度“变革”的真正的力量、方法和道路。
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都具有同资本主义旧制度决裂的理论勇气，有为新世界的到来而努力奋斗的善良愿望；也都阐述了新的社会制度产生的必然性问题，表达了对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热切愿望，并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具体细节做了天才的构思。但是，他们在对世界历史发展动力和资本主义社会前途等重大问题的理解上，仍然裹足不前。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但却不能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科学地阐明这些矛盾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他们预见到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却不能理解这一历史过渡的现实基础和实行这一变革的物质力量。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空想社会主义者逐渐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只是躲到他们幻想的“海市蜃楼”中求得一丝慰藉；他们留下的一些真理的颗粒零星散落，已不再可能聚合成什么石破天惊的理论洪流了。
时代呼唤着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适应时代呼唤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而马克思主义则批判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可以说，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7]
3.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起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来到人世间后，同别人一样，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同样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世界，接受的也是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莱茵地区受法国革命的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广为传播。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当地有名望的律师，思想开明，担任过特里尔律师公会会长。母亲罕丽达·马克思是一位朴实的家庭主妇。亨利希·马克思的好友威斯特华伦男爵，在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浪漫主义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对少年马克思产生过重要影响。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燕妮，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妻子。
1830—1835年，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学习，语言和写作能力突出，具有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立志把“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的统一，作为自己择业的旨向；立志贡献于“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8]。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翌年转入柏林大学。在柏林大学，马克思学的仍然是法学，但他更感兴趣的却是哲学和历史学。当时的德国哲学界，俨然是一个“黑格尔时代”，而柏林大学正是黑格尔思想研究的中心。1837年5月，马克思参加了由青年黑格尔派组成的“博士俱乐部”，很快就受到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推崇。
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起点是黑格尔哲学，但不是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而是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更注重黑格尔辩证法，推崇“批判哲学”，特别主张宗教批判和国家批判。马克思开始接触青年黑格尔派时，就超出这一学派的思想水平。在1841年3月完成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在有些问题上已经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羁绊，特别是突破了青年黑格尔派坚持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显露出鲜明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但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无论是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只要能保证人的自由权利就行；而民主主义则强调主权在民，要求实现人民的统治。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从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诗中摘录了普罗米修斯的豪言：“我绝不愿像你那样甘受役使，来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你好好听着，我永不愿意！是的，宁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为父亲宙斯效忠，充当他的信使。”[9]以此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的题词，表达自己为人类解放而献身的精神。
在黑格尔看来，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古希腊哲学，主要是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派，都属于自我意识哲学，代表着古希腊哲学的衰落。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黑格尔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些自我意识哲学并不代表古希腊哲学的衰落，而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10]。马克思分析和批判了对伊壁鸠鲁哲学进行歪曲和贬低的种种观点，纠正了那种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的传统偏见，对他们在自然哲学上的差别做了探讨，揭示了伊壁鸠鲁原子学说的独特的积极的意义。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有直线下垂运动和原子的冲击两种运动形式；伊壁鸠鲁则认为，原子除了这两种运动以外，还有偏离直线的偏斜运动。马克思认为：“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因此，不言而喻，这一规律出现时的规定性，取决于它被应用的范围。”[11]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在这里提出了事物自我运动的辩证思想，显露了古希腊哲学家思想中固有的辩证因素。
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关于只有原子偏斜运动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自由观点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对伊壁鸠鲁把自由理解为脱离现实世界的自我意识的“心灵宁静”的观点提出质疑。马克思认为，不能抽象地理解自由，不能通过把人同周围环境分开并把二者绝对对立的办法来实现自由。只有在人不被看作抽象的个别性，而是在人同周围环境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考察时，自由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在对人和客观现实之间、哲学和世界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中，马克思指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12]显然，同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思维与存在、哲学与现实的相互作用，提出哲学要使自己的内在之光转化为向外燃烧的火焰，使世界哲学化；同时，世界也改造哲学，使哲学世界化，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3]的重要思想。1841年4月，马克思在耶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家庭。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也是一位严格的虔诚派教徒。虔诚主义是集加尔文教传统与清教传统于一体的宗教派别，提倡一种节俭、勤劳和吝啬的生活方式，反对和谴责一切享受与娱乐。恩格斯从小就反感虔诚主义的虚伪，喜欢读中世纪的骑士故事。恩格斯中学时期就突显了语言才能和天赋。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原打算中学毕业报考大学法学专业，但他父亲坚持要中学还未毕业的恩格斯直接到不来梅的一家商行当实习生。
1839年，青年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一文中，叙述了巴门市和爱北斐特工人和手工业者的悲惨境遇，揭露了工厂主的贪婪和宗教的伪善。恩格斯思想转变的起点，也是黑格尔哲学。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的一年间，旁听了柏林大学的哲学课程，受到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影响，成为青年黑格尔分子。在此期间，恩格斯连续写了《谢林论黑格尔》（1841年12月）、《谢林和启示》（1842年3月）和《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1842年5月）等小册子，抨击谢林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攻击，力图维护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还阅读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开始受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影响。
4.《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转变
1842年4月，马克思走向社会，开始为莱茵省资产阶级性质的报刊《莱茵报》写稿，当年10月被聘为报纸编辑，直接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由于《莱茵报》日益鲜明的激进民主主义色彩，报纸影响迅速扩大，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不安和镇压。《莱茵报》的股东为保护自身的利益，要求马克思把批判的调子降下来，马克思没有妥协，最后被迫离职。1843年3月31日，《莱茵报》也被查封。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实现哲学上和政治上的转变，这一转变到1844年在与卢格主编《德法年鉴》之前基本完成。1842年2月，马克思写下《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猛烈抨击普鲁士威廉四世政府颁布的新的书报检查令，明确提出“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14]，是对出版自由的扼杀。之后，在1842年5月至10月间，马克思撰写的三篇文章，成为他哲学世界观转变的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
在1842年5月发表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是人类精神的特权，言论和出版自由是自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而“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15]。从哲学上对出版自由做出的论证表明，马克思当时所持激进民主主义政治立场受着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影响；但这时马克思也已经察觉到，人们对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和不同行为，是由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等级地位决定的：贵族阶层扼杀自由、市民阶层要求有限的经济自由、下层农民则支持自由的现实。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这里进行论战的不是个人，而是等级”[16]，认识到人们的等级地位对其思想行动的支配作用。对人们思想和行动是由人们的等级地位决定，要求实现人民的普遍的自由的思想认识，构成马克思世界观及其政治立场转变的第一个环节。
1842年10月发表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构成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第二个环节。莱茵省议会对农民在山上捡枯树枝是盗窃罪的问题展开激烈辩论。马克思站在广大贫苦农民立场上，维护他们的利益，指出捡树枝是农民的习惯权利，与盗窃林木根本不同；普鲁士国家并不是理性和公正的代表，“整个国家制度”实际上“使一切都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使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同样，“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17]。在这一辩论中，马克思进一步看到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根本作用，看到林木所有者的物质利益成为立法的“灵魂”，普鲁士国家成为林木所有者的政治“工具”。
1843年1月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是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第三个环节。1842年12月，《莱茵报》连续刊登关于摩泽尔区农民悲惨处境的通讯。莱茵省总督沙培尔指责这些通讯歪曲事实、诽谤政府，向记者提出控告。马克思挺身而出，为记者辩护。马克思在辩护中指出：“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18]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人们以及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不是决定于人的意志，而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客观关系所支配的。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1842年7月发表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论述了哲学在人民和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马克思明确反对德国哲学脱离现实的晦涩难懂的思辨特征，要求哲学发挥指导现实的作用，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这样的外部表现在一切时代里曾经是相同的。”[19]在1842年10月发表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表明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针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攻击，马克思发表了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最初看法。他一方面指出《总汇报》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肤浅的、片刻的想象”[20]，同时又反对当时流行的空想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是靠写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的问题，而应该以最贫穷的居民阶层的真正利益为基础。他指出：“今天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有目共睹的事实。”[21]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使他与以布·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于1842年在柏林成立了一个自称为“自由人”的小团体，其典型特征就是抽象地批判一切，鼓吹彻底的否定，在毫不相干的场合高喊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极端激进的词句。这实际上是一种空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马克思极其反感空洞无物的政治口号，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22]。
几乎与马克思世界观转变同时，恩格斯也开始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完兵役来到当时英国的工业中心曼彻斯特。他积极投身工人运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进入思想开始转变的新时期。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国内危机》一文，是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重要标志。恩格斯已经觉察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在社会革命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一方面，通过对英国各个不同政党的斗争的研究，恩格斯发现了物质利益对于政党态度和行为的决定作用。他提出：“在英国，至少在目前正争夺统治权的政党中间，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并没有原则斗争，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23]另一方面，通过对大工业及其所造成的工人阶级状况的实际考察，恩格斯认识到无产阶级担负着实现社会变革任务的历史使命。他提出：“工业固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它也造成了勉强糊口的急速增长着的无产者阶级，赤贫者阶级，一个以后再也消灭不了的阶级，因为它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而且三分之一的人口，几乎是所有英国人数的一半，都属于这个阶级。商业稍微一停滞会使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挨饿，大规模的商业危机会使整个阶级都挨饿。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这些人除了起来反抗还有什么办法呢？况且按人数来说，这个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英国富翁们就该倒霉了。”[24]同时，恩格斯还提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的思想。他指出，在英国，所谓的和平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25]。
5.《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转变
离开《莱茵报》以后，马克思于1843年5月来到未婚妻燕妮所在的克罗茨纳赫，6月同燕妮完婚，10月底偕燕妮去巴黎。在克罗茨纳赫的5个月，马克思思考和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莱茵报》时期留给自己的苦恼的疑问：国家是像黑格尔所说的是理性的现实和自由的保证，还是现实中所显示的是维护富人利益的工具？为了解决这一理论困惑，马克思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探索的最初成果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核心思想是国家观，而黑格尔国家观的核心问题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黑格尔从伦理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认为伦理精神的发展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阶段，而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综合，是伦理精神的充分实现。在这里，虽然黑格尔承认国家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发展而来，但他不承认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在他看来，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目的，家庭和市民社会仅仅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到国家阶段的中介。因此，从本质上说，国家包括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时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26]。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但是，制约者被设定为受制约者，规定者被设定为被规定者，生产者被设定为其产品的产品。”[27]
《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与卢格在法国创办了由他们共同主编的《德法年鉴》。在《德法年鉴》的编辑宗旨和立场上，马克思同卢格一开始就有分歧。卢格想在法国创办一个自由民主主义的刊物，对德国社会和政治的弊端进行批评，以便唤醒人民的觉悟，实现人民的精神解放；马克思则不仅想把刊物办成从理论上批判德国专制制度的阵地，而且发展成对德国社会实行根本改造的武器。针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教条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明确提出，“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也“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28]。马克思不断发展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最后必然与卢格坚持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分道扬镳。《德法年鉴》只出版了一期。
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各发表了两篇文章：马克思发表的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恩格斯发表的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这些文章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阐明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本质，揭示了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特征，对推翻这一专制制度，最终实现人类解放问题做了探讨，第一次阐述了无产阶级担负着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思想。这是马克思思想完全转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标志。
首先，马克思揭示了宗教的社会根源，提出了把宗教批判发展为政治批判的任务。马克思当时虽然与费尔巴哈一样认为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但已经发现不合理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是宗教的根源。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29]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宗教批判虽然是政治批判的先导，但还必须发展到政治批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在政治批判上，重要的是实现三个“变成”，即“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0]。这三个“变成”的重要思想，凸显了马克思的现实批判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宗教批判的根本区别。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实践派”和“理论派”，阐述了理论与实践、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关系。当时，对德国社会制度的批判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实践派”，企图直接行动来改造社会，忽视哲学批判的作用；一种是由鲍威尔为代表的柏林“自由人”组成的“理论派”，轻视实践，轻视现实的政治斗争，把一切斗争归结为理论斗争、思想革命。马克思指出：“实践派”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德国哲学也是德国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对哲学的批判也是对德国社会制度的批判。他们没有认识到：“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理论派”的错误同样是没有看到现存的哲学本身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观念补充。他们错误地认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31]马克思指出，必须把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结合起来，把对德国现存制度的批判同对这种制度在观念上反映的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结合起来。为此，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关系的观点：“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2]
最后，马克思分析了德国革命的可能性在于形成了工业无产阶级，阐述了无产阶级由于其历史地位而具有的世界历史的使命。马克思指出，实现人类解放的前提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这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33]。无产阶级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它一开始就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矛盾；无产阶级不仅是一个受苦受难最深的阶级，而且是肩负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的现实社会力量。马克思强调：“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34]
《论犹太人问题》是对鲍威尔1843年出版的《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的批判。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论述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本质特征，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历史局限性和虚伪性，通过对犹太人解放问题的探讨，揭示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以及人类解放的途径。
在当时的德国，犹太人的地位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非常富有，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又处于无权的地位。19世纪初，普鲁士政府规定犹太人不得担任公职，为此犹太人一直进行斗争，要求与基督教教徒享有平等的权利，但遭到了普鲁士政府的压制。青年黑格尔派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不少关于犹太人的文章。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纯粹的宗教问题，认为德国的犹太人之所以没有获得政治解放，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放弃犹太教，进而提出消灭宗教是政治解放的前提。马克思反对这种把世俗的问题归结为神学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他坚持把宗教问题归结为世俗问题，看作社会生活的反映。他指出：“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束缚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束缚。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35]
更为重要的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把鲍威尔关于人的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的关系问题转变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革命的任务。在鲍威尔心目中，人的政治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马克思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人的解放按照其彻底程度可区分为两种：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政治解放是指资产阶级革命，它解放的只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社会集团即资产阶级（市民阶级），还不是人类解放。因为它虽然在政治生活中把人变成自由平等的公民和法人，但在经济生活中又把人变成了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的私人、个人，也就是说，没有使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解放出来。人类解放则是指废除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的自我异化的所有社会关系的革命，从而不仅使人在政治上获得解放，而且使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解放，废除宗教，解决宗教问题。
从《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活动到《德法年鉴》时期的理论探索，马克思一方面发现了理论对实践，哲学、政治国家和法对市民社会的依赖关系，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另一方面通过为农民利益辩护到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利益辩护，揭示了无产阶级承担的人类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
与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完成思想转变不同，恩格斯的思想转变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的。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最初尝试，马克思称其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36]。《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主要任务是对“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的批判。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中，私有制似乎是不需要证明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前提，是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唯一形式；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竞争，则被看作人类自由的表现，是达到人类普遍幸福的正确方式。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及不合理性和非人道性，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各种现象如竞争、自由贸易、价值、地租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直接结果。竞争必然导致工人与资本家、地主之间的矛盾的激化，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导致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正确把握了18世纪经济思想史的重大变化，认为“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37]，这一“新的经济学”就是“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或称其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斯密那里还只是“一些片断”的论述，在“新的经济学”的新近发展中，“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38]
。归在这一“新的经济学”下的著述者，主要有李嘉图、麦克库洛赫、穆勒和萨伊等。恩格斯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方面“甚至不能对重商主义体系作出正确的评判，因为它本身就带有片面性，而且还受到重商主义体系的各个前提的拖累”；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经济学达到的唯一肯定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这种经济学确实包含这些规律，虽然这些规律还没有被阐述为最后的结论”[39]。恩格斯认为，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古典经济学，都是私有制关系的理论表现，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因而都是不科学的和伪善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标志着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6.
[5]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5—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0.
[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9.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4.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9.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6.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7.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3.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3.前言7.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3.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08.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10.
[25]同上411—412.
[26]同上10.
[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2.
[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
[2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
[3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31]同上10.
[32]同上11.
[3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7.
[34]同上17—18.
[35]同上27.
[3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3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
[3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59.
[39]同上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