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划时代的历史会议
梁灵光
1978年11月、12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是划时代的会议。这两个会议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已经载入了当代中国的光辉史册。岁月飞逝，我对当年参加这一盛会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新中国成立后，我长期在福建省主管工业交通工作。1977年，中央决定让我负责新组建的轻工业部的工作。这个新中国成立后较早成立的大部，主管大部分民用消费品的生产工作，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轻工业部也和其他部门一样，深受其害。我到轻工业部工作时，工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各方面问题千头万绪。当时我们开展各项工作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一些人仍然内外勾结、上下串联，攻击部党组搞“右倾翻案风”，说我们落实政策犯了“路线错误”。而那时的轻工业品大都供不应求，老百姓意见很多，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在我们党内，思想斗争也非常激烈，正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经济建设方面，从上到下也存在着急于求成的问题。这种情况亟须解决。
正在这时候，我接到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于是组织工作班子，着手准备材料。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及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共212人。
11月10日，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致开幕词。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三项议程：第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搞上去；第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学习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副总理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还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讨论根据邓小平副主席建议提出的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11日，在第一次会议上，一向以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著称的谭震林一鸣惊人。他在发言中大胆地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要解决。
在“文化大革命”中，谭震林、叶剑英、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激烈的抗争，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英勇精神，却被打成“二月逆流”，遭受错误批判。他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谭震林同志提出的问题，引起与会同志的深思，认为这次会议应该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
12日，开始分组讨论。会议按地区分为六个大组，我被编入东北组。被编在东北组的有33人，我记得有陈云、陈锡联、王恩茂、任仲夷、杨易辰、唐克、甘渭汉、马文瑞、陈璞如、宋振明、张士英等同志。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德高望重，深受大家敬佩。当他来到东北组的时候，我们都纷纷上前和他热烈握手。陈云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带头发表了意见。他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接着，他提出了六个问题：（1）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2）应该承认中央组织部1937年“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并按这两个文件的精神解决过去曾被捕或在“两面政权”中任职的党员的问题。（3）对陶铸、王鹤寿同志等问题也应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4）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5）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6）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予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广泛涉及“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因此大家热烈鼓掌，表示同意。常言道“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同志的发言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反应，会议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意见。
根据与会同志的强烈要求和会议的进展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经过研究，决定充分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放手让大家讲话，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以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大是大非问题。这样一来，就冲破了华国锋原来设想的会议议程。与会同志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和研究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东北组的同志围绕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评价，成为许多同志发言的重点，并对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同志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东北组的同志对陈锡联同志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评。11月12日下午，任仲夷就明确提出，希望陈锡联同志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做一个比较诚恳的检查，为下面的干部承担一部分责任。
根据与会同志的强烈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经过认真的讨论和研究，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谈论九个问题：关于天安门事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关于“二月逆流”、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关于彭德怀问题、关于陶铸问题、关于杨尚昆问题、关于康生和谢富治问题、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转交中央组织部问题。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接受了与会同志提出的意见。大家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12月2日上午，东北组由王恩茂同志主持开会。王恩茂、杨易辰同志传达了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12月1日晚对许世友、段君毅、胡立教、万里、陈丕显、李德生、王恩茂、任仲夷、杨易辰同志谈话时的重要指示。大家纷纷发言表示拥护。
12月5日上午，东北组仍由王恩茂同志主持会议。我在会上做了发言。我说，我完全同意邓副主席、李副主席12月1日晚上的讲话，同意增加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等同志为政治局委员和习仲勋等七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同意小组关于陈云同志任中央副主席的建议，同意中央对政治局几位犯有错误的同志进行揭发批判，但政治局成员只增不减的办法，又一次体现了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社会上和这次会议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和大多数与会者一样，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在发言中说，这个讨论很必要，事实得到澄清，道理越辩越明。我同意大多数同志的意见，这个问题不单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政治问题，关系到我们全党能否顺利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变、实现安定团结、加速四个现代化的问题。
对于“两个凡是”的观点，我以批评的态度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去做，其结果必然是：不能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不能全面地正确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无法解决许多重大遗留问题，因而难于落实党的政策，妨碍安定团结。不能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解除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也不能迅速恢复和发扬党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党和人民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确实如邓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但毛主席也有缺点错误，当然这些缺点错误和他的功勋比起来是次要的。造成这些缺点错误，有的是因为我们还缺乏斗争实践，如“大跃进”期间所发生的问题。另外，有些缺点错误，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康生、陈伯达等干扰、破坏，反映假情况甚至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造成的，这些要做具体分析，不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
接着，我谈到如何继承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说，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肯定和继续宣传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功勋，但对一些实践已经证明是错了的问题，如何解决才能真正维护毛主席的威信、捍卫毛泽东思想、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呢？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毛主席一贯的教导，有错必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还是坚持“两个凡是”，对现实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错不纠，坚持错误，修正真理？随后，我在发言中，以毛主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中发生的错误做的自我批评为例，表示毛主席已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指出，党中央对天安门事件做了正确的处理，对解决其他八个遗留问题做出了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我坚决拥护。事实证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真正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继承毛泽东思想。
根据与会同志的要求，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关当事人对讨论的情况做了说明。汪东兴、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做了检讨和说明。经过激烈的较量，真理标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两个凡是”已经失败了。此时，在中央起关键作用的是邓小平同志，以及叶剑英、李先念和陈云等同志。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点议题是经济工作。与会同志都根据各地区和各部门的情况发表了意见。12月11日上午，我在东北组就经济问题做了长篇发言。
首先，我对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1）关于工业发展速度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五”时期、“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我国工业发展速度较快。其主要原因是政治上安定团结；计划综合平衡搞得好，重点突出；农轻重关系安排得比较好。（2）关于思想解放。为了适应将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做一个思想大解放。（3）改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部分。（4）关于电力问题。现在电力十分紧张，先行成了后卫。希望采取有力措施，把电力搞上去。
其次，我介绍了目前国内轻工业的状况。我说，轻工业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加快四个现代化步伐的要求，生产力水平同人民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第一，产需矛盾很大，主要轻工业品大多供不应求。第二，许多产品结构老旧，质量低；花色品种少，变化慢，有的产品几十年如一日；加工粗糙，包装不讲究，群众意见大。第三，生产技术落后，技术装备差。第四，发展不平衡，边远地区和内地一些省、区轻工业比较薄弱。
最后，我就加快轻工业发展的问题，提出几点意见：
（1）关于贯彻农、轻、重方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建议提高轻工业基建投资比重；划出一定比例的工业外汇贷款，作为轻工业引进新技术扩大出口之用；提高折旧率，将这部分资金应用于轻工行业的更新、改造；下一年起，从轻工业中选择两三个重点行业搞全行业利润分成试点。
（2）关于努力扩大出口、搞好新技术引进问题。当前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要改变外贸产销脱节的局面。第二，对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又出口的物资，外贸部门应减免关税和利润，以鼓励出口。第三，外汇分成要切实照顾到企业及其主管单位的利益。
（3）关于改进管理体制问题。第一，应当按行业归口管理。第二，发挥专业部门的积极性。第三，工业部门应设立门市部，进行新产品试销和产品自销。第四，不要再搞物资层层切块供应，物资要跟着生产计划走。第五，依靠各地农业部门，搞活经济作物的区域规划，建立基地。第六，轻工业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工业改组和企业下放都不能削弱日用工业生产阵地。第七，轻工行业工资过低，建议这次工资改革时充分加以考虑。应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提高轻工企业的奖金率。
由于到会的许多同志长期主管经济工作，因此，他们都赞成我的观点，希望尽快发展轻工业，改善人民生活。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并围绕这一中心讲了四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第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第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第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一讲话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本来，原计划这次会议在13日闭幕会后结束。但与会同志认为邓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的学习和讨论。这样，中央工作会议在15日结束，开了整整36天。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做了充分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8日至22日只开了5天就胜利结束，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成果。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具体情况，各种报纸杂志和电视广播已做了广泛的宣传，我就不赘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轻工部就于1979年1月4日至2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轻工业局长会议。我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做了长篇报告。由于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研究了轻工业工作重点如何转移的问题。经过讨论，会议提出今后工作的重点：一是从着重抓产值、产量转到抓质量、品种上来；二是努力扩大出口换取更多的外汇，当年计划出口换汇21亿美元；三是搞好挖潜、革新、改造和新技术引进；四是按照轻工业特点搞好专业化生产与协作；五是各级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2月3日，轻工业部根据大会讨论结果，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揭开了轻工部历史上最新、最关键的一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轻工部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