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拆线

我从不自己拆线。太费工夫了。小孩子总是扭来扭去。拆线会弄疼他们。有时他们会喊出声，甚至哭出来。从来没有哪个孩子喜欢拆线。他们害怕拆线，就像害怕打针。“拆线疼吗”是孩子们在手术前最常问我的问题。所以我不自己拆线。我是一名脑外科医生，我有脑外科的工作要做。我会在术后两周复查的时候让门诊里的其他人来拆线。如果那时候我人在门诊或附近，我会把脑袋探进房间查看拆线情况——只要一切都安静下来，孩子停止了哭闹。

我在从业十几年的时候，收治了8岁患儿达莱拉，她有严重头痛，视力完全丧失，左脑还长了一只葡萄柚大小的肿瘤，占据了那一侧颅腔的几乎一半，把正常脑组织推向了另外半边。它作为脑瘤实在不小，也显然对周围的组织形成了巨大压力，她的急性眼盲就是由此引起的症状。她一送到，我就立即决定开展五小时的急诊手术，将肿瘤摘除。我们剃掉一块编着美丽辫子的乌黑秀发，好给她的头皮消毒，然后划了一道长长的S形切口，暴露出下面白亮的颅骨。接着我们用一只微型钻头在颅骨上打几个小孔，再将小孔一个个地切通，小心翼翼地在肿瘤上方打开一个方形窗口。硬脑膜已经因为内部压力向上鼓起，当我们用一把小剪子剪开它之后，肿瘤和它周围的脑组织一下挤到了开口外面，向着没有阻挡的地方膨出。我们迅速将肿瘤掏空，在它内部造出一个腔室，这样才能小心地在它的外沿切割，使之与周围的脑组织分离。攻坚时刻，要不偏不倚。在这当口，我心中总是会响起曾经的外科导师杰里·奥克斯的声音。在肿瘤和正常脑组织间造出解剖平面后，我们放入两毫米厚的小棉片，用来止住肿瘤中流出的缓慢而稳定的静脉渗液。这些棉片绝对是神外医生的福音，我们经常用它们隔出正常和异常的边界线。一次手术会用到许多棉片，因此要在颅骨的切口边缘留出长长的蓝色细线，这样我们才能看见它们，不会不小心落下一块在里面。手术快结束时，护士和手术技术员还会仔细清点它们，以防万一。我们可不希望把不想要的东西留在病人脑袋里。我们调来一台手术显微镜，一边用它观察，一边将肿瘤边缘与周围正常的脑组织切分开来。切分时，我看见了形成血栓的细小血管，中心似乎还有一只死掉的肿瘤，这说明这只肿瘤长得非常迅速，它自身的供血已经跟不上了——这是恶性的迹象，我不由得担心起来。

但是我们不能纠缠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刀锋离运动皮层才几毫米远。时间在我和住院医的手下流逝。随着肿瘤的更多部分被切除，出血开始变慢，肿瘤周围的脑组织也开始变松弛。当我们取出最后一部分肿瘤时，脑组织至少已经填充了空腔的一半。真高兴能把入侵者赶走，我心说。但我随即就想到，其实我们也是入侵者，只是我们自己退出去了，并且每退一步就仔细地修补一层——硬脑膜，颅骨，再是皮肤。

手术室里，当达莱拉从麻醉中醒来，洗手护士们小心地从她周围收走设备和工具，以便做好清洁，改天再用。麻醉渐渐消退，她眼皮抖动几下，张开了眼睛。她伸手遮在眼前，好挡住手术室里的亮光。是个好兆头！我们屏住呼吸。有人在她眼前伸出了两根指头。她把它们数了出来。但我心说，谁都会猜是二的。我于是举起一支钢笔。她说了“钢笔”。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我把各种东西举到她眼前，她依次报出了它们的名字：“手机。大拇指。手表。”麻醉医师在我肩上拍了一下，然后过去给她注射转运至重症监护室（ICU）所需的适量镇静剂。“我看差不多啦，杰伊。”她微笑着说，“我们送她上楼吧，你说呢？”我点头同意。我们定心了。我定心了。莱拉的视力恢复了。

洗手护士清点完设备抬起了头，然后将托盘送出了手术室。

“哈利路亚。”

我到外面的等候室找到了她母亲莱斯莉。一出门她就看见了我，她离开一大群家人迎了上来，两只眼睛焦急地在我脸上寻找好消息的迹象。我对她说肿瘤取出来了，达莱拉已经清醒，神经系统毫无损伤，视力也恢复了。我举起我的钢笔、拇指和手表为证，告诉她达莱拉报出了这些东西的名字，麻醉医师也让我别太操心。莱斯莉伸手摸了摸钢笔。她对钢笔凝视片刻，一只手停在我们中间，然后抱住了我。过了几秒，她又转身去和家人拥抱。他们围成一圈，一起为这个好消息祷告，我和他们共处了一会儿，犹豫着是否要用我脑中的知识侵犯他们的神圣空间。我记得莱斯莉站在我对面，脑袋低垂，她的内心充满了对孩子的爱，这股平静的力量会支撑着她去迎接她们生活中的下一道难关。

可是当我们站在那儿祷告时，我在心中唯一能看见的是肿瘤中间那些形成血栓的微小血管，也就是肿瘤中心坏死的部分。我站在这一圈人中间，闭着眼睛，与她的家人拉着手。但我不是在为她的视力恢复而感恩，而是在祈求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就是我想错了，那个肿瘤是良性而不是恶性的。但是我知道自己没错。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从手术室送到病理科的肿瘤冰冻切片显示，那是一只胶质母细胞瘤（GBM），分级是最高的4级，恶性程度极高，不可能彻底治愈。患这种肿瘤的儿童，平均预期寿命是一到两年，肿瘤一旦复发就会无情地生长。最终的病理学诊断要等几天才会回传，眼下我必须先为孩子从手术中醒来而高兴，之后再尽责任，告诉她父母最终的病理诊断结果。但那一刻就快要来了。

术后第二天，达莱拉就在床上坐了起来，和家人有说有笑。第三天时，她几乎每说一句话都把护士和我们的查房团队逗得哈哈大笑。她抱着一把尤克里里，威胁我们如果不听她吩咐她就乱弹琴，比如我们要把她的午餐改成冰淇淋，或是把她的漫画书拿来给她看。看到她经过这样一次大手术后仍有如此的韧性和饱满的精神，我们都在工作中备受鼓舞。

“你怎么样啊，杰伊大夫？”当我结束了漫长的一天，过去看她时，她总是这样和我打招呼，“你看起来很累哦，得多睡睡觉！”她这么一说，我就会假装在谈话中睡着。周围一片笑声。

出院前一天晚上，我走进病房，告诉莱斯莉病理检验的最终结果。我拖了把椅子在远离达莱拉的地方坐下，她正戴着耳机在听音乐。不知她坐在床上听音乐时能不能看见我们。我在椅子上欠身和她母亲谈话，脸上浮起忧虑的表情。她母亲把脸埋进双手中哭泣。我见附近水槽边上的纸巾盒空了，只好笨拙地递上一张厨房纸代替。我们一起安静地坐了一会儿，我站起了身。我伸出一只手搭在她肩上，又稍微说了几句，然后我走了。她们的世界从此变了。

达莱拉出院后，我们都怀念她的精气神。我知道她又来拆了一次线，因为我在门诊大厅里见到了莱斯莉。我特意等到护士为她拆完了线，才进去问她的尤克里里水平有没有进步。莱斯莉站在一旁笑着。我们闲聊了几句，我给了一些伤口护理方面的意见，大概和往常一样又说多了。我们定好了复诊的时间，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她的护理渐渐从我们这里转到了肿瘤科的门诊团队。

肿瘤不出所料地回来了，速度比料想中还快一些。这一次肿瘤长在了脑的表面，波及了硬脑膜（它通常对GBM免疫）甚至颅骨（几乎闻所未闻），攻势之凶猛远超预期。当我再次见到她们母女，那把尤克里里不见了。我们制订了再次切除肿瘤的计划。她们没有任何疑问，都相信我能把事情做好。在签下手术同意书后，她母亲和我不由拥抱在一起。我告诉她肿瘤复发使我多么难过。

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我们摘除了复发的肿瘤，还将硬脑膜和受牵连的那部分颅骨也一并摘除了，我们用了一些网格和骨泥来填补那个50美分硬币大小的窟窿，好让她剃光的头皮看不出明显的缺损。这一次手术之后，达莱拉变安静了。一年来天天与脑瘤共存，加上一路的化疗和放疗，改变了她的性情。这一次，没有人站成一圈为她祈祷。只有妈妈，始终陪在她身边，始终坚强。

没出三周，她因为植入材料引发感染又回了医院。是的，是她的免疫系统不太好，造成她特别容易感染；但一名外科医生要是把并发症推给病人的身体状况，就完全是在欺骗自己。感染可能来自好几种源头，有些是外科医生可以控制的，比如术中污染，或者伤口关闭时不够尽心；另一些他就无法控制了，比如尿路或血液的感染。真实的原因往往不得而知。但大多数同行会觉得责任在自己。

但还有比感染糟得多的，就是她的肿瘤复发遍布全脑。从手术相邻区域，到另一侧颞叶多处褶皱中的缝隙，直到脑底部接触颅骨的部分，哪里都没有幸免。从磁共振成像（MRI）上看，白色的肿瘤仿佛一只畸形的手，手指攥着灰色的脑，每一天都在一点点挤掉孩子的生命。现在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控制它的无情生长了。再多的手术、化疗甚至放疗都不会奏效。我们已经无法延长她有质量的生命。是时候重设优先目标了。对我们这些对付小儿脑瘤的人来说，这是再熟悉不过的情形。于是治疗让位于缓和。和她母亲的谈话主题，也从如何治愈她的疾病变成了如何控制她的疼痛、让她在剩下的日子里尽量少一点不适。

我们最后带她进了一次手术室，移除了那一小片网格和骨泥，然后轻轻冲洗了感染区域。感染比我想得要轻，我最初的印象如此严重，或许是因为我自责于可能增加了这孩子的负担，实际上她口服两周抗生素后，感染的迹象就全消失了。术后两周这个时间，孩子们通常会回门诊接受可怕的拆线，而她此时再次被肿瘤科收治，为的是控制肿瘤沿脊髓向下扩散造成的疼痛。我们那天见到了她，她的伤口愈合得很好。我的团队制订了当天拆线的计划，好让她不必再跑一次门诊。结束查房时，我心想这次会面之后，我怕是再也不会见到达莱拉或她母亲了。她很快会出发去迪士尼世界旅行，由心愿基金会（Make-A-Wish Foundation）资助，并且因为她的绝症做了加急批准。她静静地躺在床上，眼睛闭着，说话时面部几乎不动。我们聊了两句神奇女侠为什么不是迪士尼的人物（当时还不是），还有她准备去吃的公主早餐，精神好的话说不定还能玩一两个项目。

我当下决定亲自为她拆线。我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让其他人退下。这是我的工作，没人可以插手。这是我同她道别的方式，这比大声说“再见”更亲近。

她很疲倦，因为注入了镇痛的吗啡而睡眼惺忪。我再进去时，她母亲帮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好让我处理伤口。我小心翼翼地剪断每根缝线，使出近20年的显微外科解数，让动作尽量温柔。用最小的力气拉扯几下之后，每根缝线都抽了出来。她没有扭动也没有哭。她母亲坐在一旁握着她的手。有几次，我专心拆线的时候，莱斯莉别过脸去，朝电视的方向无声啜泣，达莱拉还以为是电视里的节目让她母亲分了神。

完工后，我小心地收起剪刀、钳子和每一段拆下的缝线，用纱布裹着带出了房间。莱斯莉和我对望一眼，用口型对我说了声“谢谢”。我对她注视片刻，说了再见，并祝达莱拉在迪士尼世界玩得开心，然后走了出去。

离开病房后，我立刻走进了最近的一间空会议室。我关上房门，坐下身子，双手抱住了脑袋。我发现自己从未真正明白失去一个孩子的深切痛苦，并且每天夜里都乞求不要必须明白。但是作为外科医生，我曾与这种经历并肩而坐，也曾经牵起它的手，别过脸去，再三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