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想起疫情前的日子
整个2020年春天，我们医院和其他许多医院一样，也在全力准备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当北美第一波遭受疫情的西海岸同事在电话会议、社交媒体或线上聊天中讲述他们最初的经验（必要时一只N95口罩可以戴一整天、口罩之外还必须戴面罩、备好哮喘吸入器、术后康复室已经有四名护士感染病毒并居家隔离等）时，整体的感觉变得黯淡起来。当时我的任务不再是做手术，而是作为一个围手术期委员会的一员，筛选迅速传来的数据（有些有效，有些无效），为预期中的患者高峰作准备。服务团队很快缩减到了最核心的业务：手术大多取消，只保留最紧急的那些，所有非临床人员都被打发回了家。
这时来了一名12岁的病人，因脑部的动静脉畸形（AVM）破裂而昏迷。几小时前，她正和家人遵照州和地方的居家令，一起在家看《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忽然就说自己头痛得厉害，几分钟后便不省人事。
这是小儿神经外科中最艰巨的一个方面，你总感觉随时会有祸患临头，从工作溢出到你的生活。年深日久，你会习惯紧急情况，随机事件反而成了常态。
你的女儿刚刚还吃着爆米花，和家人一起看《哈利·波特》，转眼就发作了从未有过的头痛，并因脑出血而产生痫样发作。
或是一个孩子在上学前吃着早饭，却一头栽倒进麦片里，家长先以为是恶作剧，接着才恐惧地发现不是。
自行车闸坏了，你那13岁大的孩子冲进了滚滚车流。
一位父亲在驾车时转头查看两岁孩子的座椅是否扣好了安全带，接着便驶出道路，撞上了树。两天后，仍戴着颈托、坐着轮椅的夫妇二人，必须决定是否要给再不可能康复的孩子拔掉呼吸机。
一些在别人看来想必很平常的瞬间，于我都是一声声咆哮。汽车安全座椅可不仅是一件碍手碍脚的琐事。在我看来，它就和阿波罗飞船发射之前，技师给宇航员系紧安全带一样重要。看见我儿子不戴头盔跳上朋友的滑板，我便会自动弹出这样的记忆：某个别人家的孩子颅骨凹陷骨折，半夜两点急匆匆送进手术室，患儿的血把我的刷手裤浸了个透，料子直接黏在了我的皮肤上。每一次乘车、每次一起吃饭、每一次我的孩子们离家出门，只要任凭自己胡思乱想，我就会看见救生钳、痫样发作，或者警察敲我的门。
在离那名12岁女孩家不远的一间急诊室里，一根呼吸管插进她体内，机械通气开始了，这是救命的干预措施，为的是争取时间。CT扫描显示，她的大脑左额叶中有一个大血块在向右推挤，在平常波澜不惊的表面下方，似乎还有一小处令人不安的血管缠结，这就是动静脉畸形。两个半小时前，别处的一位急诊医生做出了AVM破裂的正确诊断，并在颅骨上钻了个小孔，放了一根引流管到脑室里。这能起到两大作用：一是在出现脑出血、创伤或脑瘤的情况时，用物理方法抽出脑内淤积的脑脊液，从而减轻迅速推高的颅内压；二是这根引流管一旦连接了病床边的显示器，就能形成压力监护仪。有了颅内压读数，医护就能灌注特殊的静脉药物来降低颅压，并为最终的治疗再争取一点点时间。
AVM是我们最难开展的手术之一。正常情况下，厚壁的动脉将含氧血从心脏高压泵送至脑（及其他身体部位）。随着动脉分岔成更小更多的小动脉，血压也不断降低，直至最后分岔为微小的毛细血管。大多数器官内的毛细血管床由数千根细小的血管组成，每根的直径只相当于单个红细胞，红细胞内的氧气透过毛细血管壁输送给有需要的器官。这个失去氧气的过程也是血液由鲜红变成深蓝的原因。在毛细血管床的另一侧，是压力较低的蓝色脱氧血，它们汇入越来越粗的薄壁静脉，随静脉回到肺部，再溶入更多氧气，然后继续进入心脏，由心脏的搏动将血液再次如此泵送出去。
大体而言，AVM就是这条通路发生了短路。AVM一般在人出生后就以很小的规模存在，并随时间而增长，到后来可能导致痫样发作、头痛，甚至血管急性破裂，就像这个女孩的情况。正常模式下，血液从动脉流出，中间经由毛细血管床疏散压力，再流入静脉；与此不同，AVM就是那些粗壮、高压、厚壁的血管，将鲜红的含氧血直接灌进薄壁的静脉，而静脉根本应付不了来自心脏的高压。时间一久，这些薄壁的静脉开始塌陷并互相缠结，红色的血直接射入静脉，使它们动脉化，变得鲜红、肿胀和异常。在手术显微镜的高倍放大之下，你可以看见AVM随着每一次心跳危险地搏动，红色和蓝色的血液在血管中混合、打旋。
那位外院医师在放入引流管前和我通了电话，当时午夜刚过。埋管和之后的转院耗去了几个小时，患儿到我们医院是清晨6点左右。我们很快将她推进手术室，麻醉之后，手术室护士立刻围拢到她身边来。
就在这当口，在我们就要开始手术时，我和患儿母亲火速谈了一下话，介绍手术的几种可能。病人被紧急送院时，往往会被临时取个名，好迅速通过电子病历和医院系统。直到这时我才从患儿母亲这里得知，她叫索菲娅。接着我不得不告诉她，索菲娅有可能因为AVM破裂而死亡或永久残废，她也可能因为摘除AVM的手术而死亡或永久残废。我进一步澄清，“永久残废”有多种意思，可能是无法移动一侧身体，或变成哑巴，或者要靠机器存活，永远不会醒来。当我硬起心肠说这番话，一边还要专注手头的手术任务时，我发现我正主动将自己的两个角色分开，一个是孩子的父亲，另一个是必须为这个重病患儿开刀的医生。我想象自己在头脑中踩下某种离合器，让心灵中的父亲部分空转，与医生的部分脱离。如果不这么做，这位母亲和这些年来各位家长在这种时刻所受的折磨，将使我即便只是想想也会不堪重负。事实上，我把这种“想想”看作这种时刻的软弱表现，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应该克制住这种软弱。任由自己畅想、稍稍放松克制，就可能使我乱了方寸，回想起自己带孩子时的情节：第一次教孩子骑车，带孩子踢球，解决孩子之间的争吵，等等。
“我能想象你现在有多难过，我们整支团队都迫不及待地想救你的孩子，这一点我向你保证。我要告诉你，一切都会好的，你现在的痛苦一定会过去。但现在我必须离开去完成我的任务。我们已经召回了最好的手术团队，因为新冠疫情，他们之前都被调去处理别的事情了，现在他们都在手术室里做好了准备。但是为了手术，我们都必须将自己抽离一点，那样我们才好去消毒手术野，用手术巾盖住她的半边脑袋，让你们疼爱的女儿暂时变成一块做好手术准备的矩形，她的其他部分都要用无菌手术巾（单）覆盖，好让我们的眼前开出一扇通向问题的窗户，而我们都深信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因为内部血块的压力，她的脑子变得紧紧的。谁都禁不住想要立即摘除血块、减轻压力。但血块又正好堵住了血管上的破洞，止住了出血。一旦把它从破了洞的血管上挪开，病人就会重新失血，我不想冒这个险。很快我们就发现了向AVM供血的那根动脉，并用显微手术钳将它暴露了几毫米。我的住院医就在我身边，她在那根动脉上小心地夹了一只微型止血夹。刚刚夹好，我们就看到附近一根鼓胀、搏动的引流静脉从愤怒打旋的紫色变成了平静的蓝色，这表示血流已经正常。我们又将一只微型止血夹夹在刚离开AVM的那根静脉上，然后用显微手术剪剪上几下，AVM就摘了下来。接着，我们小心翼翼地从她脑子的最深部移除那只血块：先是轻柔地冲洗它的周围，让它向我们浮动，等浮到表面时再用一只微型吸引器把它吸走。短短几秒之间，她的脑就松弛了下来，没有那血块再从内部施压，我们也该撤了。
在我们关闭切口时，我注意到整支团队中间升起了一股能量，它透过手术室的大门传到了外面的走廊，引得同事们都来参观我们的成果。平日里径直路过的面孔都停在门前，透过窗口朝里张望。我想象他们数周来目睹无情的疫病侵袭整个世界，一定都压抑坏了。而在完成手术的那一瞬间，大家都想起了疫情之前的日子，它让我们眼前一亮，有了目的，也让大家从眼睁睁看着周遭变动的无助感中获得了一丝喘息。
我们曾经在这间手术室里实现治愈，就必能再度治愈。
我目睹着索菲娅在术后的几周一点点地康复。才几天工夫她就从昏迷中醒转，之后几乎每个小时都有进步：她先是叫出了家人的名字，接着能伸手去拿东西，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很快她就被转到了附近的一家康复医院，去专门训练站立和行走了。她在多年前学走路时练出的那些脑部通路还在，她只需要再次找到它们。几天后，从门诊下班时，我没有走向自己的轿车，而是穿过马路到那家康复医院去探望病人。
这时，大流行已经形成。由于新冠探视限制，她不能接待父母之外的任何访客，因此父母轮流去陪她。我走到打开的病房门口，朝里看了一眼，然后敲了敲门框示意我来了。只见她坐在床上，不久前还在生死边缘徘徊，现在却和她母亲玩着纸牌游戏。已经玩纸牌了！我回想起手术前和她妈妈的那次谈话，再看看眼前的景象，感觉震惊。虽然我干这一行已经这么些年，一次次地把孩子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在这种时刻，我仍会不由自主地惊叹。现在的她不仅能与人互动、交谈，而且焕发着生机。母女俩都从纸牌上抬头看向我，双双露出了笑容。她的理疗师在我后面不久也进来了，我目睹她从床沿站起，尝试再次行走——虽然她的身体已经大有进步，但走路仍是一个难题。她母亲从身边离开，一边鼓励她，一边站到了我这一侧。她看着妈妈在病房内行走自如，然后向下瞥了一眼，集中起精神，脸上浮出坚毅的神色。我看出了她想要治愈的决心，她想为康复而努力，无论要为此付出多少。那一刻我意识到，在这种新的疫病中熬过一周又一周之后，我是多么需要见证她的痊愈，以及她为痊愈展现出的意志力。我认为，我们医学界的每个人都需要目睹这孩子用意志驱策自己前进。
徐徐地、稳稳地，索菲娅迈出了一只脚，她母亲和我并肩站在门边望着她。她一边保持平衡，一边在那只脚上渐渐加力。她松开理疗师帮她稳住身子的手，动作从容不迫，好像在说：“我能做到。”然后她加快一点速度，迈出了另一只脚。接着是第三步、第四步，她走起来了。她母亲不由自主地抓紧了我的胳膊。我们仿佛眼看着她的神经元在面前苏醒过来。然后，谁也没有想到，索菲娅径直走过我们身边，走进了过道。她一步步前进，使我们大家都活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