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长期以来，西方理论话语体系中没有共同富裕这一概念，相关研究更多聚焦在经济增长和不平等方面：关于经济增长，已有研究着重关注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Eichengree，2011，2013；陈斌开和伏霖，2018）和次贷危机后的经济停滞（Pritchett and Summers，2014）。关于不平等，已有研究着重分析全球化、技术变革、金融发展、税收或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制度对不平等的影响，这里的不平等不仅包括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还包括发展机会不平等。还有一些文献重点关注不平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Kuznets，1955；Galor and Moav，2004）。

金融的本质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通过对时间（跨期）和风险的管理来优化资源配置。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通过收集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及流动性冲击造成的摩擦和市场失灵，充分发挥市场融资与资源配置功能，增强市场活跃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成由储蓄到投资的转化，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和创新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节从做大做好“蛋糕”和切好分好“蛋糕”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从实证研究看，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表现出“二重性”，既有缓解不平等的积极作用，也有加剧不平等的消极作用。这种“二重性”不仅表现在对增长的影响上，也表现在对分配的影响上。要实现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就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更好地发挥金融的积极作用，同时抑制其消极作用。具体来说有两点：一是发挥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企业创新、资金融通，提升效率，同时通过审慎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做大做好“蛋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富裕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金融市场环境，协助中小企业和家庭获得普惠金融服务，帮助中低收入群体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更好地在收入分配、财富积累和发展机会方面发挥金融的积极作用，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改善不平等状况。

（一）“蛋糕”做大做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自从戈德史密斯开始关注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Goldsmith，1969），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的证据便越来越充分。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智利为代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以取消利率上限和信贷配给管制为主要内容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大量体制外资金回流到正规金融体系内，并有效动员了储蓄，极大地促进了金融深化发展，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Bencivenga and Smith，1991；Levine，1997，2005；张一林等，2016；庄毓敏等，2020）。另一方面，关于金融抑制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从反面提供了金融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例证，过多对金融体系的干预、严格的利率和汇率管制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McKinnon，1973；Shaw，1973）。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种积极的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发展有助于提升融通资金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资金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润滑剂”，也是企业创立与发展的“生命线”。资金的融通不仅对每一家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通过有效的金融市场把稀缺金融资源分配给那些经营状况好、经济效益显著的企业，可以起到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配置效率的作用。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二是高效的金融中介体系有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公司治理，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Levine，2008）。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建设，提供多层次、专业化、特色化的科技金融服务，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金融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保障企业持续稳定的创新研发投入的基础上，帮助企业分散创新风险，形成正反馈机制，进而推动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成熟开放的金融市场有助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风险的分散。金融市场作为金融产品和投资者聚集的场所，其促进经济稳定运行和降低风险集中度功能的发挥取决于融资和风险分担职能的有效性。市场化的风险分散分担机制，有助于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跨周期、跨行业、跨地区的非系统性风险，推动经济平稳运行。

2.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

一些学者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非线性的（Law and Singh，2014；杨友才，2014；马勇和陈雨露，2017）。一方面，金融发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存在一定的阈值，当一国的金融发展达到某个临界值时，才会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Aghion et al.，2005）。另一方面，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考虑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契合度，当金融发展超过某个阈值后，进一步发展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林毅夫和姜烨，2006；林毅夫等，2009；Law and Singh，2014；Ductor and Grechyna，2015；黄宪和黄彤彤，2017）。金融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金融市场过度套利，弱化了实体经济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加了金融运行的成本，成为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助推器。明斯基（Minsky，1986，1992）区分了金融市场的三类债务融资：对冲型融资、投机型融资和庞氏融资。在以庞氏融资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中，利率水平升高加剧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资金流不足的问题，导致市场融资活动陷入停顿局面，引发全面危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认为，金融体系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投机和追逐盈利是投资者的天性。经济基本面会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经济景气时投机行为增多，只要现金流足以偿还债务利息和本金分摊额，企业或投机者就会继续扩大经营规模（或投资规模）并借入新债务；当经济基本面由扩张转向收缩时，会增大触发“明斯基时刻”的风险。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资本“脱实向虚”和“无序扩张”的内在机理。金融市场支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遵循，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二是金融市场顺周期性会放大实体经济波动，加大经济危机的潜在风险。金融机构倾向于在年景好时提高杠杆率，在年景不好时降低杠杆率，从而促进繁荣期的泡沫积累以及衰退期的信贷紧缩与资产抛售（周小川，2009）。金融资产价格下跌，引发财富负效应，降低投资者储蓄投资转化率，导致企业融资不足拖累投资，进而束缚经济增长。同时，财富负效应引发消费需求下降以及消费预期改变，致使总需求不足，进而制约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放缓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财富负效应，形成循环累积的负效应。

三是在金融开放或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面临审慎监管缺失或外部冲击等情况，短期内的金融波动对于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可能造成毁灭性打击（Krugman，1993；Baker et al.，2005；Bordo et al.，2010）。国际货币加息、国际游资冲击或预期变动所带来的资产价格下跌或债务成本上升，可能导致国际资本外逃、本国资产价格下降，引发金融波动，造成本国企业融资困难，投资下降，进而危及国家信用和经济增长。

（二）“蛋糕”切好分好——金融发展对不平等的影响

金融影响不平等的机制较为复杂，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是因为各国金融发展的特征不同，金融发展在金融深度、金融包容性和金融稳定性这三个维度上存在差别；另一方面是不平等问题，既包括收入不平等，也包括财富不平等，还包括机会不平等。从理论上看，金融发展可能会降低不平等程度，也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程度，这取决于其对穷人和富人的影响的相对大小，是更多地影响穷人还是更多地影响富人，不仅取决于金融市场的特征，更取决于政策的主动作为。

1. 金融发展对缩小不平等的积极作用

一是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助力低技能劳动者增加收入。金融发展变化可以影响生产总量和信贷分配，通过金融中介的功能作用，改善资金使用的重点和方向，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例如，促进低技能工人需要的金融服务的发展，将有利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和均等经济机会（Townsend and Ueda，2006）。增加就业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必然选择，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外出打工就业和在本地从事非农就业，因此，经济合理增长是根本保障。

二是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构。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需要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加大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帮助一部分低收入者成长为中等收入者。金融深化增加的信贷可获得性可以使更多家庭与个人选择增加技能培训投入，助力提升创业经营能力，更少受到父辈财富差距的持续影响，提高代际流动性（Becker and Tomes，1979，1986；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Banerjee and Newman，1993；Galor and Zeira，1993；Levine，2008）。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仍然较大，金融发展在助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帮助农民增加土地收益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在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三是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准入门槛，低收入群体或小微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机会。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等金融市场缺陷限制了低收入群体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机会，成为他们摆脱贫困的障碍。普惠金融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获得了金融服务，从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Levine，2008），数字技术应用为普惠金融积极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黄益平和黄卓，2018；黄益平和邱晗，2021）。

四是保险发展助力实现社会公平。保险起源于互帮互助、扶危济困，与共同富裕有着天然的联系。商业性保险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平滑风险带来的损失，精准匹配特定的弱势群体，既是保障机制，也是分配机制。比如，医疗负担是低收入群体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以“惠民保”为代表的商业保险可以提供风险损失补偿，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保障。灵活就业人群收入稳定性较差、财务脆弱性较高，往往普遍存在意外事故、疾病等风险，保险业既可以提供基础性保险服务，也可以提供补充水平较高的保障。随着农业面临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增加，农民当期收入和财富积累水平偏低，通过完善产品设计、降低运行成本、推广防灾服务等措施，可以扩大保险保障范围，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2. 金融发展对不平等的消极作用

对发达经济体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深化可能导致金融部门和高净值家庭的收入飙升，从而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并在经济机会方面延续跨代的差异（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Cihak et al.，2020）。第一，金融包容性的提升将大量低收入群体变成债务人，他们往往沦为金融波动（危机）的牺牲品。美国次贷危机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随着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开始负债，居民部门杠杆率不断攀升，信贷大幅增长推升了资产价格（如住房价格、股票价格），使拥有更多房产和股票的人财富增长更多，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第二，金融包容性意在金融普惠，但有时候是“普而不惠”，甚至会出现掠夺性贷款，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可以通过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来进行差别定价、歧视定价，充分挤压消费者剩余的空间，给部分群体带来更高的信贷成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全球化的角度实证分析金融深化对不平等的影响，认为金融深化带来的好处不成比例地更惠及富人，从而加剧收入不平等。齐茨和林（Zietz and Lin，2009）发现，美股市值增长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基尼系数分别上升了2%和3%。达斯和莫哈帕特拉（Das and Mohapatra，2003）以巴西、泰国、土耳其等11个新兴市场国家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国家的股市开放后，最富有的20%的群体收入会增加，而中产群体收入明显减少，最贫穷的20%的群体收入没有明显变化。达卜拉-诺里斯等（Dabla-Norris et al.，2015）提供了一个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的全球视角，富尔切里和劳恩加尼（Furceri and Loungani，2018）研究了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分配效应，若莫特等（Jaumotte et al.，2013）研究了技术、贸易和金融全球化在收入不平等中的作用。

菲利蓬和雷谢夫（Philippon and Reshef，2012）发现，在金融蓬勃发展时期，无论是在20世纪初，还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十年，金融部门的薪酬都很高。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包括：资产管理和信贷费用上升（Greenwood and Scharfstein，2013），金融业“高风险”溢价提升（Axelson and Bond，2015），金融服务“信息优势”租金上升（Bolton et al.，2016），与不透明和银行规模相关的更强的市场力量所带来的管理费用提升（Kalyta，2009；Stiglitz，2016），宽松信贷政策提升短期利益的同时加剧了中期风险（Rajan，2010）。

莱文（Levine，2008）、德米尔居奇-昆特等（Demirgüç-Kunt et al.，2009），以及齐哈克和萨海（Cihak and Sahay，2020）先后对金融与不平等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研究。金融发展影响不平等的机制主要分为三个：信贷市场不完善带来人力资本积累差异、财富差距加大不平等和资产贫困陷阱。

第一，信贷市场不完善带来人力资本积累差异。人力资本大小主要取决于个人能力，取决于教育资源分配，这需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从信贷的角度看，如果个人可以通过借贷市场来支持教育支出，就有可能持续改变初始的代际财富差距。但实际的信贷市场往往是不完善的，不是所有想上学的学生都能获得相应的贷款支持，使个人受教育年限及质量与父辈财富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据此可以得到一个推论：信贷市场的完善，将有利于缓解因父辈财富和社会地位不平等而带来的个人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差距。因此，完善的信贷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突破父辈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制约，促进人人享有相对平等的教育机会，这是金融助力减少不平等的重要机制。

第二，财富差距加大不平等。财富差距来自收入差距积累，同时，财富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加大不平等的机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无资产决定了有无资产收益，除了劳动报酬以外，资产收益也是个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方式，缺乏资产将无法分享资产增值收益。另一方面是，资产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资产收益率的差异。例如，高回报投资包括高回报创业活动，都有最低投资要求或需要在前期承担一定的固定成本，这意味着拥有更多资产或财富的个人将获得更高的回报。

第三，资产贫困陷阱。资产贫困陷阱是金融影响不平等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如果一个家庭或个人拥有的财富资源不足以满足他们“一定时期”的“基本需要”，这种情况就可以界定为“资产贫困”，这一概念最早由奥利弗和夏皮罗（Oliver and Shapiro，1997）提出，并由哈夫曼和沃尔夫（Haveman and Wolf，2004）进一步发展。财富分配不平等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特别是在一个不发达的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是资产贫困者，越是难以积累资产进行投资，这样，贫穷会成为贫穷的原因，形成“资产贫困陷阱”（见图1-1）。同时，资产贫困者也很难分享现行制度的一些优惠或好处。政府有关家庭资产积累的规定，如对房屋资产、资本利得和遗产税收的优惠、激励和补贴政策等，很难惠及低收入人群。谢若登（1991）对美国的研究表明，国家用于支持房屋所有和退休养老金的税收支出，充分且直接地使至少2/3的美国家庭受益。但非房屋所有者和没有福利的受雇者则无法获得参与这些制度化资产积累的机会。

（三）小结与评述

总的来看，现有文献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发达经济体，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深入研究还比较欠缺。

金融促进共同富裕，最核心的作用体现在把“蛋糕”做大做好和把“蛋糕”切好分好。一是通过市场化的金融服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落实好区域发展重大战略，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共同富裕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市场条件，为更多的人创造致富机会，畅通向上流动通道，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同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还要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进一步把“蛋糕”切好分好的过程中，金融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时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

已有的大多数研究中通常认为金融市场是不完善的，是给定且不可改变的（Becker and Tomes，1979，1986；Galor and Zeira，1993；Mookherjee and Ray，2003）。在这些研究中，信贷约束往往是外生的，大多是在视金融为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分析的。但实际上，金融不是一成不变的，金融政策、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都会动态地影响金融体系的运行。

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作用的发挥需要坚持市场化道路、发挥专业性优势，如果不尊重市场规律，不仅不能帮助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创造更多普惠公平的条件，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不是搞政策性金融，更不是做慈善，只有商业可持续的金融发展才是促进共同富裕积极作用发挥的必由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是有边界的、有限的，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任务，需要多种政策协同配合、共同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