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功过一生两徘徊
想要对李鸿章这个人做出评价，就要对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刻的理解。
一是李鸿章所处的是一个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国家，他又恰好赶上这种政体已经成熟，其专制程度达到极点的时代。
二是李鸿章所处的是满洲人统治的汉族国家，而且他又赶上满汉杂居多年，汉人的权利开始逐渐恢复的时代。
在梁启超看来，评论家动不动便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权臣。”这是不恰当的，如果拿李鸿章和两汉的霍光、曹操以及明代的张居正相比，和近代欧美、日本那些所谓的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相比，那么他的权力与他们迥然不同。
假设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么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古代的那些权臣，他们都是独揽大权、控制皇帝、天下惧怕而能动摇江山社稷的人，而李鸿章一直兢兢业业，没有野心，可以说是个纯粹的大臣。
假设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么近代各国的权臣都是雷厉风行、改革政治、遂心应手、不理会责难和猜忌的人物，而李鸿章却是个萎靡不振、因循守旧、畏首畏尾、无所成就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个平庸的大臣。
即使这样，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环境本来就和那些人有不同的地方。
为了解释这些不同，梁启超曾在《李鸿章传》中特意对比古今，一一分析。
他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陈、田，都是权臣中的魁首。那个时候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对于国家来说，大臣是层层选拔上来的人才，那么就像大树一样，树枝太粗了必定会伤到树干，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到了两汉，天下实现了统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已经出现，但根基未固，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外戚掌权的祸乱很严重。
霍光、邓骘、窦宪、梁冀这些人接踵而起，权势炙手可热，王莽借着这个机会夺取了汉朝江山。这时候的政治还带有贵族政治的特点，如果没有显贵的家世或资历，绝不敢妄想独掌大权。
像范晔在《后汉书》中所说的张奂、皇甫规等人，虽然他们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声望相当之高，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可以当皇帝，却仍然毕恭毕敬地拜倒在汉朝皇帝的脚下，丝毫没有后悔之心，这就是儒家思想的效果。但在这时候贵族独掌大权的风气还是没有衰绝，不是贵族出身的人不敢有非分的想法。这是权臣的第一种类型。
等到董卓出现之后，天下的实力派纷纷起来造反，曹操趁机登上高位，为有功的武人成为权臣开了头。此后的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是按照曹操的方法行事的。这是权臣的第二种类型。
又比如秦朝的商鞅、西汉的霍光、东汉的诸葛亮、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人，都出身于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依靠，只靠着自己的才能学问赢得皇帝的信任，担任重要职务，实行自己的抱负和主张，全国上下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权倾一时，几乎有些近代立宪国家首相的意思。这是权臣的第三种类型。
权臣里的败类则是些只会巧言令色、讨好皇帝、窃取大权、祸害百姓的人，比如秦代的赵高，东汉的十常侍，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代的刘瑾、魏忠贤，强盗与斗筲之徒，不值得充数。这是权臣的第四种类型。
以上四种类型，把中国几千年来称得上权臣的人都包括进去了。
简而言之，时代越远，权臣越多；时代越近，权臣就越少。
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权臣的数量和实权的消长是和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的，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大重要原因：一是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二是因为杰出君主的努力。
孔子考虑到周朝末年周天子势力的衰弱，希望出现一位能力强的帝王来使天下安定，因此对权臣现象感到深恶痛绝，并建立理论体系和准则，多次强调这一思想。
西汉建立后，叔孙通、公孙弘等人借儒家思想的名义强化君权。汉武帝尊崇六艺、罢黜百家，专门靠这种思想来统治天下，皇帝和臣子地位的尊卑越来越明显，天下人这时才开始认为权臣是应被指责的对象。
而后的两千年里，他们都用这种观点作为思想核心来教育民众，宋朝时经过学者的弘扬，这种观点越来越稳固。凡是缙绅等上流人物都刻意检点自己的行为，避免与权臣沾边儿。
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可以消除人心中骄横跋扈的枭雄气概，不做超越儒家忠君思想的事情。像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郭子仪，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直到李鸿章，都受这种观点影响很深。另外，历朝历代的皇帝在对国家兴亡的原因、补救危亡的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一代比一代周密，因此贵族独掌大权的例子到汉末已经消失。
刘秀、赵匡胤这些人对待功臣都是给予优厚待遇，解除其兵权；刘邦、朱元璋这些人则是抓功臣的罪状，稍有怀疑，就杀光他们全家。虽然他们对待功臣宽厚和残忍的手段不同，但在消除臣子权力、保证君权强大上是一样的。
到了近代，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度已经消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牵制，皇帝可以任意对付他们。不论是当了十年宰相，还是在地方上封疆千里，只要皇帝的一纸诏书就可以解除他们的官职，被司法部门的小官押着，跟普通的老百姓没什么区别。
因此，在重要高位上善终的没有几个，只能用持盈保泰的办法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名声。
难道是这些人的修养和性格比古人好吗？都是被形势逼的。
正是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怀有野心的人才会有所顾忌，不敢随心所欲，天下也因为这个而太平多了。而那些洁身自好的人常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惕，只希望避嫌，虽然有些大事是应该据理力争、亲自去做的，但也因为这些原因而不敢力排众议，违抗圣旨。
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朝官员都是这个主义的拥护者，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渐渐形成的。
到了清朝，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清王朝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部落，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入主中原。靠着几十万外来人民来驾驭、驱使上亿本地居民，一定会让人产生你我有别的想法，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云南、福建、广东三藩那时候，任命投降武将为封疆大吏，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势，后来终于竭尽全力平定了他们的势力，形成了中央集权。
因此两百年来，只有满人官员成为权臣，没有汉人官员成为权臣的。像鳌拜、和珅、肃顺、端华这些人，凡是能和从前的权臣相比的，都是满人。
除去开国那一次，每次重大战役，如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平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兵几十次，靠的都是八旗兵，任命亲王贝勒或满人大臣做统帅。
在平常里，无论是内阁还是封疆大吏，汉人都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即使像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在国家重要政策上也插不上嘴。虽然他们的地位很尊崇，声望很高，实际上只不过是弄臣而已，剩下的百官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此，在咸丰朝之前汉人从来没有担任过重要的文武官职。
后来洪秀全、杨秀清起来造反，赛尚阿和琦善以大学士的身份担任钦差大臣，率领最精锐的八旗兵前往征剿，不断贻误战机，致使洪杨实力壮大。到了这个时候，朝廷才知道八旗兵靠不住，才开始委任汉人掌握实权。
因此，金田起义实际上是满汉官员权力消长的开端。等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湖南、湖北起兵，已经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时，朝廷仍然命令官文以大学士身份担任钦差大臣。当时的朝廷虽然不得不靠着汉人，但又怎么可能一下子真心信任汉人呢？
曾国藩、胡林翼用尽全力和官文搞好关系，每当向朝廷汇报请示，总是请官文领衔，每次上报军功，也总是要将头功记在官文头上，捷报须官文认可方才上奏。
这种谦让的风度固然可敬，但这份苦心也着实可悲。从《曾文正公全集》里可以看到，自从打下南京之后，曾国藩每天战战兢兢，如芒在背。就是曾国藩这样精于人情世故的人还要在这方面担心，何况李鸿章的自信还比不上曾国藩呢？
因此，李鸿章的地位比起西汉的霍光、东汉的曹操、明代的张居正，以及近代欧洲、日本那些君主立宪国的大臣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时势的原因。”
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是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从表面上看，可以称得上位极人臣。但是，清朝从雍正时代以来，政府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军机大臣手里，因此对于国家政治上的正确举措与失误，军机大臣要负大部分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