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梁任公说李鸿章

风雨飘摇的晚清，涌现出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而在清朝与各个列强周旋的最后几十年时间里，最活跃的要数重臣李鸿章。

李鸿章，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世人多称“李中堂”，又称“李二先生”、“李傅相”或者“李文忠”。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他们领导的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开启自身工业化的开端。但是，同为四大名臣，李鸿章的口碑却是最差的，有人说他是汉奸，有人说他是卖国贼，甚至还有人说他不如秦桧。

那么，李鸿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们常说“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对手。”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两个月后，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为他写了一部传记，叫《李鸿章传》。

说起梁启超，他曾经与李鸿章是政治上的死敌，当康有为、梁启超创办强学会时，百官捐银，以示支持。李鸿章也打算捐银，但梁启超却以李鸿章是卖国贼为由，将李鸿章拒之于强学会的门外，丝毫不留情面。

但是，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梁启超在此书的“序例”中开宗明义，自称“全仿西人传记之体”，他批评中国旧传记体裁“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而司马迁开创的夹叙夹议式列传体裁，“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他愿意继承这一传统。

纵观全传体例，分为“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八大主题，议论风发，既提纲挈领，又顺应了历史时序。

梁任公的“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而这也是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这本书的意义。

今天，就让我们借着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去了解这位近代史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大人物。

梁启超说：“天下只有平庸之人既不会挨骂，也不会得到赞誉。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在骂一个人，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奸雄；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在赞美一个人，那么他则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豪杰。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差不多都是些平常人，而有见识、有才干的几乎一个也找不到。

那么，让平常人评论超乎寻常的人，难道是一件可信的事吗？所以说，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媚俗趋时的伪君子；谤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伟人。

俗话说“盖棺论定”，但有些人死了几十年、几百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评价。说好的还在说好，说坏的还在说坏，让后世论者无所适从。

比如说，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但诋毁他的人也不下千万个；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致，骂他的人却把他贬到极致；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恰好可以抵消从前得到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恰好补偿了从前所受到的诋毁。

像这样的一个人，该怎么评价呢？

答案是：他是个非凡之人。”

在梁启超的眼中，这个非凡的人指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环游欧洲之时，在德国见到了人称“铁血首相”的俾斯麦，俾斯麦这个人靠“铁血政策”自上而下地统一了德国，可以说在他的带领下，德意志真正的强大了起来。所以，李鸿章很敬佩他，请教说：“如果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见都与他不合，合起来拉他的后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想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该怎么办呢？”

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他的支持就能独揽大权，那还有什么事办不到的呢？”

李鸿章又问：“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要是这样，这个大臣该怎么办呢？”

俾斯麦想了很久之后才说：“一个当大臣的，假如用真心操劳国事，估计没有不被君主体谅的，但唯独在妇人女子手底下办事，这就不好说了。”

当梁启超看到李鸿章和俾斯麦的这段话时，对李鸿章心里的气愤和忧愁、牢骚与烦闷感同身受。所以发出了“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同情李鸿章的遭遇。”这样的感叹。

众所周知，那时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不是光绪帝，而是太后慈禧。而当年李鸿章第一次拜见慈禧时，就对慈禧做出了“似有韬略，或无大才”的评价，短短的八个字或许就能解释他苦闷的由来。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都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时，所承担的都是“最难堪”的事，尽管他竭尽全力在万难之中为大清国挣得一分之利，但在弱肉强食、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他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大臣又如何能够取得平等的发言权呢？

所以，在梁启超看来，如果国人常因为国耻而愤怒，痛恨和议，而因此将怨恨全部转移到李鸿章身上，认为他是一个“误国者”者，这是有失公道的。

在《李鸿章传》中，他是这样说的——

现在，李鸿章已经死了。外国人在评价他的时候，都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人。有一种说法是：李鸿章之死，势必会令中国今后的局势发生大的变化。

李鸿章到底能不能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人，我说不好，但是现在那些超过五十岁的人，三四品以上的官没有一个可以望其项背，这个我敢保证是一定的；李鸿章的死会不会影响中国全局，我也说不好，但现在这个政府失去了李鸿章，就如同老虎失去了伥，瞎子失去了说唱的本领，前景堪忧，麻烦越来越多，这也是我敢断言的。

我倒真心希望外国人的说法不是真的，要是真是那样的话，我们这样大的一个中国居然要靠李鸿章一个人来支撑，那中国还有救吗？

西方有句哲言叫“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

像李鸿章这样的一个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即便如此，他也只是时势所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

时势所造就的英雄都是寻常英雄。天下这么大，历史这么久，什么社会没有时势？所以翻一下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的英雄，简直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但是，能造就时势的英雄千年也找不出一个，这就是中国历史陈陈相因缺乏新意而不能产生光耀世界、震撼人心的大事件的原因。

我在为李鸿章做传时，这种感觉始终存在心中。历史学家在评论霍光的时候常常感叹他不学无术。在我看来，李鸿章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级别的伟大英雄，也是因为这四个字。

李鸿章不清楚民众的实质，不通晓世界发展的趋势，不懂得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还尝试着小修小补的改良，贪图一时偏安，不想着扩充国民实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威名远播的富强国家，却仅仅学习西方的皮毛，便安于现状，取水忘记寻找源头，更靠着一点儿小聪明就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大政治家相抗衡，出让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如果不是鞠躬尽瘁，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孟子曾说：“在尊长面前不知避讳地大吃猛喝，却还讲求不要用牙齿咬断干肉，这就叫做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李鸿章在晚年所遭遇的桩桩失败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这样，也不必过分苛责李鸿章吧。那李鸿章毕竟不是个能造时势的英雄。

一个生在社会里的凡人，一定会被这个社会数千年所形成的传统思想和习俗羁绊、困扰而不能自拔。

李鸿章没有出生在欧洲而出生在中国，没有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是他同时代的人还是他的前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帮助他，而同时代、同环境的人物已经是那个样子，停留在那个水平上，自然不能把责任都归在李鸿章头上，而且李鸿章的遭遇也和他的志向不能完全实行有关吧？所以我说：“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同情李鸿章的遭遇。”

李鸿章作为一个有思想有血肉的人，其性格是复杂多变，充满矛盾的。他满腹经纶，才思敏捷；既温文尔雅，又奸诈诡异；既争强好胜、妒贤嫉能，又坚忍宽容、气宇大度；既能韬光养晦，又能锋芒毕露；既开放新潮，又故步自封……只有从多个角度认识这个人，才能对其功过有更客观，更全面的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