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为什么自由意志很重要
Why Free Will Matters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父亲和我经常争论自由意志的存在问题。我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决定论者，他坚信自由意志只是一个神话。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可能是由许多因素引起的，如基因、环境、过去的条件，但人类的奋斗不是其中之一。我们的选择不仅无关紧要，甚至根本算不上是选择。
每次提到这个话题，我们的谈话都是沿着相似的路线进行的。父亲总是重复两个简单的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会不会存在无因事件？”换句话说，是否有任何事件本身不是由之前的事件引起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拿起咖啡杯是因为一个无意识的习惯，或者是因为我对咖啡因上瘾。我认为我是那个做出选择的人，只是那些先前原因的副作用，就像烟只是火的副作用一样。
父亲的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总是跟随过去吗？”我不得不承认，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他总结道，“一个人当下对自己行为的感觉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现在只能是过去允许它成为的样子，而不是我们希望它成为的样子。
父亲的论点确实具有绝对的执行诉求。它们似乎源于逻辑，源于我强烈重视和相信的科学世界观。在科学中，当客观事实与你的主观信念相矛盾时，你就需要改变你的信念。不允许一厢情愿；宁可犯错，不可无知。
尽管如此，我的整个人生一直被自由意志的问题所困扰和纠缠。客观态度真的需要我们否定主观意图，否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出选择的感觉吗？还是说，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个人决定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这样的结论在科学上是合理的？这些焦虑和冲突激发了我作为一名心理学家的大量研究，而这些研究最初帮助我进入了心理学领域。
你可能和我一样，也难以接受决定论，至少是“极端版”决定论。它主张，人类的意识只是一种幻觉，我们选择自己命运的能力是一种错觉。你或多或少感觉到，你掌控着自己的生活。每一天，你都在做决定，从早上穿哪件衬衫，到是否去追求某份工作或某段感情。当然，你要意识到你的选择是有约束条件的，比如，在大约26℃的天气里，你不会穿一件厚外套，也不会穿一条泳裤去办公室。你知道，你选择去追求某样东西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得到它。你甚至可能马上（或以后）意识到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不管怎样，你是做决定的人。很明显，你会觉得，所有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都是毫无意义和无关紧要的。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如果我们深入挖掘，自由意志会变得更有趣。我们开始看到它对我们是谁是多么重要。例如，如果决定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做选择的想法一定是错觉。你可能认为，你开始读这本书是因为这是你今天决定做的事。但也许还有另一个因素，或者是其他因素的组合在起作用，如特定神经元的放电、特定神经化学物质的释放、你过去的条件反射、你需要的情绪状态、你现在的课程作业或者朋友的一再坚持。在这种情况下，你让自己开始读这本书的感觉，可能只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童话故事，一个错误的归因，这让你保持一种掌控一切的感觉，但最终会阻碍你前进。这就是“极端决定论者”所坚持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把我们的信仰放在自由意志上（包括亲爱的读者们的自由意志），与相信心灵感应、千里眼、水晶疗法或转世，或者鬼魂、精灵和神灵同属一类。他们觉得，如果你能克服它，你就会过得更好。
作为一名心理研究学家，我和其他科学家一样，对千里眼、转世、神灵之类的东西持怀疑态度。但我的研究让我怀疑，自我决定的决定论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我们不仅可能拥有自由意志，我们还可能拥有激进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自由意志。这意味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每时每刻都忍不住要做选择。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进化的结果。这些选择可能对我们的人生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乍看之下，它们显得非常简单或微不足道。
现在认识一下托尼吧，他是著名州立大学的一名大学生篮球运动员。托尼是自己球队里最好的球员，他希望毕业后能够打职业比赛，他想象自己进入NBA，拥有所有的金钱和关注。托尼的队友知道他有这个野心，他的教练也知道。不幸的是，托尼的球队本赛季的表现低于预期，并且有被排除在即将到来的全国锦标赛之外的危险。
赛季末，在一场关键的分区比赛中，托尼带球进攻。他的球队落后1分，只剩15秒了，这是他们赢得比赛（或至少打平）的最后机会。托尼在外线运球，寻找突破的机会，或者传球给队友。比赛还剩3秒时，球队的小前锋阿兰抢先一步，切向篮下空位。防守托尼的对手向阿兰移动，给了托尼一个30英尺（1英尺=0.3048米）远的高难度投篮机会。托尼是个好投手，但阿兰更接近篮筐。他会怎么做？投篮还是传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是托尼一个人的决定。他是关键时刻的持球者。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托尼的决定可能根本不是他自己的。这可能是无数不受他意识影响的潜在因素的产物。也许是他的身体疲惫了，导致他选择了更容易通过的道路。也许他的教练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要大胆，所以他选择了投篮。也许托尼和阿兰是好朋友，他们一直在练习这种传球，把球传给他几乎是条件反射。也许，托尼可能是一个渴望关注和荣耀的自恋狂，所以他自顾自地投篮了。也许是观众的尖叫声太大，以至于托尼分心了，在他有机会投篮或传球之前，他就接球失误了。托尼的“决定”，不管是什么，可能真的不是他自己的决定。同几分钟前你可能不会让自己拿起这本书一样，也许托尼也不会让自己的行为发生：他只是一个傀儡，被自己意识之外的因素所控制。
但是，假设托尼放手一搏。如果他投篮得分，他的球队就赢了；如果他投不中，他们就输了。在托尼投篮的场景中，他是一个英雄！主场观众爆发出欢呼声，托尼的队友们也围上来欢呼雀跃。尽管托尼小心翼翼地告诉记者，这场胜利是“团队的努力”，但他非常乐意在自己的脑海中为这个结果居功，他将其归功于自己作为篮球运动员的智慧和技巧。
另一方面，假设托尼将球投偏了。蜂鸣器响了起来，观众群发出了叹息声，阿兰难以置信地举起双手，喊道：“我无人防守！”在更衣室里，教练斥责托尼的自私，指责他追求个人荣誉，而不是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传球。在这种情况下，托尼很可能会为自己的选择找借口，说他只是遵循了教练的指示，或者阿兰可能会接球失败。他不想对发生的一切负责。然而，第二天，托尼的队友、报纸和球迷讨论区都同意：输球是托尼的错。他做出了一个貌似有缺憾的选择，必须被追究责任。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区分各种决定（无论是如何做出的）和这些决定的后果。当我们回想起自己的选择时，我们常常把这些因素混为一谈。例如，如果托尼投篮成功，他可能会把他的成功归因于他选择了投篮（显然是正确的）。如果他失误了，他很可能会否认自己投篮的决定是他的责任，把责任归咎于当时的混乱，或者教练糟糕的战术。换句话说，托尼对他的投篮的归因（他选择投篮的解释）会随着比赛结果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自利性偏差。
尽管如此，托尼还是可以在投篮失误后做一些非常勇敢的事情：他可以接受指责，向他的队友道歉，并承诺在未来努力做得更好。在接下来的赛季中，他可以努力成为一个更加慷慨的队友。这是托尼必须自己做出的又一个决定，是吗？也许这个决定也是由托尼所不了解和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的。也许，即使托尼做了“正确”的事情，他也不值得称赞。
为了解决这类难题，我们需要一个哲学的视角。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李斯特（Christian List）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为什么自由意志真的存在》（Why Free Will Is Real, 2019）中认为，自由意志只需要三种相关的能力，它们都在人类（甚至可能是机器人和其他人工智能系统）内部运行：①考虑多种行动可能性的能力；②形成追求其中一种可能性意图的能力；③采取行动实现这种可能性的能力。这些能力使精神主体可以在关键时刻权衡各种选择，并确定优先选项，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李斯特认为，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这三种能力是存在的。事实上，如果不假设它们是可操作的，就无法理解人类的行为（作为一名研究目标和意图的心理学家，我同意这种观点）。
根据李斯特的理论，我们的篮球运动员托尼绝对是在实践自由意志。在比赛还剩3秒的时候，他开始权衡各种选择（投篮？传球？再运球几次？），做出一个选择（假设是“我要投篮！”），然后身体一跃而起，在空中投篮。这次投篮的功劳，或者说责任，都属于托尼自己。
然而，退后1秒，画面就变得模糊了。为了让托尼投篮，他的大脑必须向肌肉纤维发出收缩信号，把球抛到空中。这种神经信号依赖一系列复杂的电子和化学过程，而这些过程又依赖托尼体内数万亿个细胞和组成这些细胞的原子，但托尼与这一切毫无关系。更重要的是，托尼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选择”投篮，也不知道任何有关大脑进行这一过程的信息，正是这些信息将他的决定引向了那个方向。托尼在这一切中扮演什么角色？托尼的决定意味着什么？托尼到底是谁（或什么东西）？
1949年，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描述了一种神秘的心理实体，它以某种方式困扰着我们的生理大脑。他称这种身体（像机器一样）混乱为“机器闹鬼”（Ghost in the Machine），并认为它只是虚构的。在人格心理学领域，我们对鬼魂有不同的术语，称之为“符号自我”。符号自我指的是我们对自己的感觉，我们是有自我意识的精神主体，我们生活在一个故事中，扮演我们在世界上的角色，决定下一步做什么和说什么。符号自我可能是在语言发明之后出现的，这需要人类进化认知能力以创造并存在于一个生活在其他角色之间的社会角色中。符号自我确实是一种虚构产物，就像“机器闹鬼”一样；但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做决定、管理自己的生活时，我们也能感觉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们的符号自我驾驭着我们大脑活动的“顶层”，由其下面无数的神经元支持。但我们这些“鬼”并非无能为力，我们在选择下一步要去哪里，影响着神经元中发生的一切。
赖尔将“机器闹鬼”的想法追溯到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早在1637年，这就是笛卡尔在激进的质疑中为哲学探究奠定基础的方式。鉴于他所遇到的事物可能是邪恶念头制造的幻觉（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计算机模拟），笛卡尔认为有一个事实确实是毋庸置疑的：必须先有一个思想家，然后才能怀疑这个思想家的真实性。这个想法有一个令人信服的逻辑。我在书房里挂了一个小牌子，里面有我自己最喜欢的版本：“我疑故我在”（你细品）。尽管如此，笛卡尔仍然把自己内心的观点作为唯一可靠的真理，而不管他的身体感觉告诉他什么，他似乎接受了二元论。二元论是一种理论视角，它将主观的心灵与物理的身体分离开来。因此，赖尔的“机器闹鬼”中，心灵（“鬼”）与它所居住的物理机器（身体）分离开来。
二元论在哲学中仍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它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精神是否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是否存在一个形而上学的鬼魂，在出生时以某种方式与肉体结合，以及这个鬼魂是否可以以某种方式从死亡中幸存，甚至与一个至高的存在重新连接。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和大多数其他科学家一样，回答“可能不会”，但我们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答案。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作为符号自我，我们确实与我们的身体有一种二元的分离，这种分离赋予我们巨大的创造力和行动的巨大自由度。在本书中，我们将考虑这种迷人的二元论的本质，因为我们考虑如何拥抱和培养我们内在的鬼魂及它们的选择能力，而不是抛弃或怀疑它们。
克里斯蒂安·李斯特的自由意志理论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哲学依据。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他的理论也是不完整的。首先，它没有告诉我们选择的架构如何实际运作。当我们面临一个决定时，我们究竟如何找到各种选择，并在它们之间做出决定？李斯特的理论也没有涉及更广泛的决策背景。当我们受到如此多的社会压力和其他外部影响时，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自由选择？最后，他的理论并没有解决明智选择的问题，即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在人格心理学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去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在我35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收集并发表了所有这些问题的数据。我的工作集中在人们自我陈述的个人目标，也就是他们在生活中追求的广泛目标——从他们试图从事什么职业，到他们将坚持什么价值观，再到他们试图达到什么运动目标。我的工作也关注人类的幸福，以及我们如何获得幸福。
我发现，设定新的目标，然后实现它们，是通向幸福和健康的最佳途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决定采用一个新的目的、路线或目标，这些决定可能会改变一切，导致我们生活的重大改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目标都是有预兆的，也不是所有的目标都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也不是总能成功实现这些目标。但没关系！关键是，每时每刻，我们都在不断地从我们面前的众多可能性中选择一种，采取行动让宇宙偏离特定的轨道，否则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在想象的选项中做出选择，可能是人类大脑最深刻的能力，而人类的大脑因为量子的不确定性而将我们的身体推向某个方向，导致“叠加态和波函数的坍缩”。
我对人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的研究是我更广泛的探索之一，我称之为“最优人类”：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潜力，获得爱、成功、创造力和满足感。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研究了心理学中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包括自由、责任和真实的意义；我们如何形成意图、设定目标和发展价值观；我们如何成为更完整和自我实现的个体；这一切如何影响我们个人的快乐和幸福感。在此过程中，我借鉴了心理学许多分支学科的方法，包括动机心理学、积极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决策心理学。
尽管所有这些学科都探讨了一些不同的问题，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但它们都对“最优化功能”感兴趣。动机心理学试图帮助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让他们更多地掌握自己的命运。积极心理学试图通过实验研究，给人们提供一些活动和实践的建议，这些活动和实践可以帮助人们以有益的方式成长。人格心理学试图帮助人们增强自我意识，改善组成一个完整个体的许多认知和情感系统的内部协调。社会心理学试图告诉人们如何改善与他人的沟通，如何说服人们接受他们的观点，以及如何防范社会陷阱。决策心理学试图帮助人们更理性地思考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从而提高他们决策的“效用”。
尽管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五花八门，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人类不断地做出选择，有好选择也有坏选择。我们没办法，甚至等着选择，或者根本不选择，也算是一种选择。这些领域还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收集更多信息、用心关注自己的内心状态、关注并试图纠正自己的偏见、分析自己的战略错误等，从而学会做出更好的选择。当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时，人们就会获得改善生活的新工具，而且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控这些工具。
这一观察引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所有关于人格发展的主要理论，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到卡尔·荣格，到亚伯拉罕·马斯洛，再到我今天的大多数同事，都强调在岁月变迁中变得更加自主的重要性，我们要培养一种更强烈的甘当决策者的意识、更强烈的自主意识、更强烈的行使自由意志的意识。我们将在后面更多地讨论这些理论，但是这个共性表明，“我们是否有自由意志”的问题不仅仅是哲学研讨时的问题，还是一个深刻的个人问题，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自由选择，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会做出更好的选择，是成为一个心理健全的人所必需的。
为什么自主（自由行动的感觉）是个人成长的主要驱动力？用最简单的话说：因为自主作为符号自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我们的生活。心理自主性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去追求。但与此同时，它帮助我们调节和控制自己，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让我们去做自己讨厌做的事情。心理自主帮助我们与他人有效沟通，以便他们帮助和支持我们。与此同时，心理自主还帮助我们去关心别人，因为它帮助我们在他们身上认识自己。用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的话来说，心理自主帮助人们追求“理性的利己主义”，同时采用（并适应）更广泛文化的价值观和规范。
某些心理学家对“意识自我”的作用轻描淡写，这种做法似乎越来越时髦。他们将“意识自我”描述为无能为力或无知。他们试图告诉我们，我们只是自己头脑中被动的声音，只会在事后发表评论，而没有真正的力量去影响任何事情；或者，我们很容易被我们周围的社会力量操纵和控制，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装模作样的道德只是那种很容易被戳破的虚荣做作；或者，我们饱受自我膨胀感觉之苦，并遭遇无数自利偏见的折磨。
这四种说法通常是正确的，但本书的前提也同样正确。尽管我们有这么多的瑕疵和缺憾，但作为符号自我，还是可以“驾驶生命之车”。人类大脑的运作是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我们作为符号自我在指挥的。我们要在“飞速前行中”决定；我们要不断地选择自己前进的路，尽管有时非常无知；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是任何科学理论、数据或统计模型都无法提前预测的，尽管它是错综复杂的。我们需要教育和加强我们的符号自我，而不是削弱或驱逐它们，因为它们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如果自由意志真实存在，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有时会感到如此不自由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经常感到被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歧视的压力、政治的混乱，以及其他更多的压力所左右？今天，世界似乎陷入了一场不断升级的心理危机：我们不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我们憎恨持相反政见的人；随着气候变暖，我们的城镇要么热得像火炉，要么被泛滥的洪水淹没。所有这些问题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相信我们是自由的吗？
当然不是，很明显，这些都是客观问题，我们（个人）很难或根本无法控制。而且，同样明显的是，除此之外，无论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还是在整个世界中，我们都被卷入了许多其他类似的问题。尽管问题重重，我们却常常没有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有很多选择。因此，我们可能会犹豫不决、拖延时间，或者完全无法做出决定。因此，我们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也无法将问题转化为机遇。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以及为什么会接受更少的可能性。也许，我们在生活中被当局利用和虐待，他们让我们相信，掌权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也许，我们对自己或世界的信念，甚至对决定论的信念，阻碍了我们前进的视野。或者，我们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我们是少数群体的一部分，受到多数群体的歧视。也许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腐败、冲突和混乱的社会，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普遍。
但是，我们不应该逃避另一个阻碍自主行动的障碍，即我们有时会故意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试图避免选择，或者故意拖延；或者像托尼一样，在错过了投篮之后，我们找借口，试图避免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在这些情况下，也许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拥有的自由太少，而是我们拥有的自由太多。自由太多也会令人恐惧。如果我们选择错了，陷入麻烦，或者后悔了，会怎样呢？像托尼一样，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某些法律和医学责任除外），而这些选择有可能会给自己或他人带来痛苦，或者招致他人的指责。我们可能无法实现我们所珍视的目标，并以痛苦的失望告终。
试想一下，一位大一女生在面对数十个可供选择的学术专业（或朋友，或追求者）时感到胆怯，因为她知道这些选择可能会强烈影响她未来的人生轨迹。她还必须在对自己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她才18岁。她怎么知道当她40岁的时候她是否还想当一名医生，而不是设计师？也许“随波逐流”，做别人正在做的事情会更容易一些。这种谨慎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的潜意识动机，而且往往不善于预测自己将来对选择（或不选择）的感受。他们往往必须在不知道在实现选定目标的道路上将面临什么障碍和困难的情况下做决定。也许，不尝试比尝试失败要好。
借用20世纪精神病学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说过的一个短语，由于这样的困境，人们可能会试图“逃离自由”。弗洛姆的相关书籍中探讨了导致纳粹主义兴起的心理社会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自由的恐惧，同时代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将这种恐惧挑选出来，认为它可能是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认为，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是彻底自由的，并且“注定要选择”（并因此定义我们自己）。有些人一点也不喜欢这样，所以他们寻找能让他们下定决心的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比如，僵化和牢不可破的惯例，严酷的独裁型领袖，也许还有否认他们自由意志的理论。但是，根据萨特的存在主义观点，即使“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选择“完全不相信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本书认为，我们总是有自由意志，至少在克里斯蒂安·李斯特所提出的意义上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自由地想出多种选择，选择其中之一，然后开始行动。与此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也深深感到，我们总是有能力选择自己对环境的反应，而有时环境是极端糟糕的，比如，对于刚从囚禁中幸存下来的弗兰克尔来说，环境是极其令人恐惧的。在《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书中，弗兰克尔写道：“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即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然而，即使我们当中那些面临比弗兰克尔更世俗的挑战的人，可能还不够成熟、不够勇敢、不够有洞察力或不够坚强，无法把握这种自由。因此，对于我们是否有自由意志这个问题，更复杂的答案是，我们认为自己有多自由，我们就有多自由。我们可以通过相信我们没有自由来限制自己的自由，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没有选择的余地，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样的信念倾向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但倾向并非必然：预言可能会失败，压力可能会被抵制。弗兰克尔认为，既然我们无法避免选择，不如鼓起勇气去选择那些重要而有意义的事情。在这本书中，我将探索一些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