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俄乌冲突与德国突变

这场冲突，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也是“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它正在点燃欧洲国家的政治激情。

俄乌冲突的爆发打破了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默契，核心是德国与俄罗斯的潜在关系。为什么这么说？

这要从《明斯克协议》说起。2014年2月，乌克兰政府军与乌东亲俄势力发生流血冲突，引起了顿巴斯战争。4月，在德法斡旋下，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即《明斯克协议》。

这项协议文件的签字方是欧安组织、俄罗斯政府、乌克兰政府及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政府的代表。你会发现，这项涉及欧洲安全及俄罗斯核心利益的协议，是德法和俄罗斯主导的，美英被边缘化了。虽然欧安组织包括美英，但是这个组织最初设立时，美国是反对的，如今它的领导权主要在欧洲。

《明斯克协议》被认为是德法撇开英美独立处理欧俄关系的重大外交成就。同年6月，当时法国借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之际，邀请俄罗斯、德国、乌克兰首脑在诺曼底就乌克兰局势进行磋商。这种协商方式被高调地冠以“诺曼底模式”之名，可见德法颇为看重这一独立外交成果。

同时，《明斯克协议》还是德俄默契关系的延续，核心是默克尔与普京的稳定关系。要知道，顿巴斯战争爆发后，克里米亚危机就爆发了，美国在3月立即对俄罗斯做出了经济制裁。在这种局势下，德法与俄罗斯协商化解了这场地缘政治危机。虽然欧盟也制裁俄罗斯，但是德法特意把最关键的能源和金融制裁剔除了。

在俄罗斯问题上，欧洲要比美国更温和。因为德法不希望与俄罗斯彻底决裂，以避免遭遇巨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与经济冲击，进而在安全与外交上更加依赖美国。德国要比欧盟更温和。默克尔主张有限制裁俄罗斯，不能危及德俄的能源贸易。在2014年，欧洲30%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法国是18%，意大利是20%，而德国是40%。

默克尔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普京的私交不错。更重要的是，她执掌德国16年，奉行的是艾哈德、科尔及联盟党一贯以来的“第三条道路”。“二战”后的德国长于经济科技，弱于政治军事，欧盟的地缘政治事务更多依赖法国。默克尔的执政风格很“德国”，她稳定、务实、谨慎，奉行折衷主义，努力在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寻找平衡。

2011年，德国与俄罗斯开通了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该管道途经乌克兰，是德国天然气的生命线，这次制裁也不会关闭它。2018年，默克尔与普京推动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管道的设计特意避开了乌克兰、波兰，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直通德国。从中可以看出，默克尔更加信任俄罗斯，而不是乌克兰。

但是，当国际局势日趋对立，折衷主义逐渐无路可走。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敲打德国，批评默克尔在俄罗斯问题上丧失原则。他指责，美国领导的北约每年为欧洲防务支付大量的费用，德国不仅佯装制裁俄罗斯，还与俄罗斯“通气”。特朗普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军事支出，希望德国军费增加到GDP的2%。但是，默克尔不愿意妥协。特朗普便下令撤走了2000名在德国的驻军，同时制裁了参与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德国能源企业。特朗普任期内，德国与美国的关系迅速降温。2021年，欧洲议会也要求欧盟终止北溪二号项目，但默克尔依然反对。

外界批评默克尔没能抑制东欧的威权主义和西欧的民粹主义，这威胁着欧洲的价值观与政治安全。就连她自己也认为，仅做可预测的改变，不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欧盟可能在内外部政治动荡中走向分裂。

2021年德国大选，“求变”是主旋律，联盟党败北，朔尔茨领导的社民党将联盟党踢出局，与绿党、自民党联合组阁。“默克尔式稳定”正随着默克尔的退出而降温，稳定的德国政治将要发生改变，而普京感受到的是巨大的风险。

朔尔茨内阁刚刚组建，在外交上便向俄罗斯及一些国家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德国政府对北溪二号按下了暂停键。对普京来说，最大的不安来自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普京就担心乌克兰通过北约来夺回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过去默克尔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及欧盟构成一定的牵制。但是，随着默克尔临近退休，这种牵制越来越弱。

2020年，泽连斯基领导乌克兰获得了北约“增强伙伴国”地位。2021年6月，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在“增强伙伴国”周年纪念会上称，乌克兰加入北约不仅将有助于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也有助于北约自身的壮大。乌克兰外交的战略目标是进一步有效利用这一地位，并最终成为北约正式成员。默克尔卸任后，普京选择先发制人，俄乌冲突爆发。

到这里，你会发现，默克尔是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脆弱支点。克里米亚危机后，默克尔与马克龙在俄美之间的局促空间里谋求欧盟利益最大化——地缘政治稳定、能源安全与独立外交。《明斯克协议》是他们看重的独立外交成果，北溪二号是他们渴望争取的能源安全。但是，默克尔卸任后，俄乌冲突爆发，摇摇欲坠的德俄、欧俄关系破裂。

这也是美国想看到的。这一边，在俄乌冲突上，拜登表现得极为淡定，他要做的就是顺水推舟，策略是“以乌制俄”“以俄控欧”。考虑拜登的初衷：首先，拜普视频会上，双方可能交代了底牌，避免俄罗斯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其次，美国不直接出兵，安排泽连斯基流亡，乌克兰陷入危局或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再次，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及政治对立；最后，敲打德法“通俄”，贯彻他的联合西方战略，强化对北约及欧洲的领导权。如此，成本最小、收益最大。那一边，只要美国不直接出兵，普京也愿意开启这场政治豪赌。当然，这并不是说拜登策动了这场战争。笔者认为，拜登的选择，战略上是对的，策略上是错的。美国需要利用其他策略避免这场战争，但拜登无力无心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因势利导。

所以，这场战争，普京与拜登最初的预设可能是：俄美各取所需、德法受挫憋屈、乌克兰吃亏流血。但是，战火开启后，形势却不是人能控制住的。俄军行动进展不及外界预期，泽连斯基政府抵抗意志强烈，国际民众纷纷要求欧美支援乌克兰、严厉制裁俄罗斯。这时，欧美国家立即加码，迅速扔出“金融核弹”，对俄罗斯启用SWIFT制裁。

最开始，德国并不“积极”，试图阻挠欧盟启用SWIFT制裁俄罗斯，明确表示不给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只是敷衍式地投送了5000个钢盔。但是，进攻战打响的第三天，德国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德国政府迅速改变了对俄战略，甚至改变了国际战略。

朔尔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型地对空导弹。同时，朔尔茨还宣布建立1000亿欧元国防基金，将把国防预算提升至GDP的2%。他强调：“在历史的转折点，德国需要建立一个高效、高度现代化、先进的联邦国防军，以保卫我们的自由和民主。”[1]

这场战事将正在谋变的德国政治和还有所顾虑的朔尔茨往前推了一把。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民意汹涌，超过10万人走上柏林街头抗议。过去一贯反核的绿党（执政党之一）强烈要求降低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甚至不惜重启国内核电站运行。

这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改变。“二战”后的德国，经济崛起、科技强劲、政治示弱、军事自弱。德国是一个不善变的国家，如今，他们开始谋求政治强音、军事崛起，军费投入提高到之前特朗普建议的水平。这场战争降低了默克尔的历史地位。有人批评，正是默克尔的过度谨慎与短视助长了普京的野心，执掌德国16年的她完全可以提高德国的防御能力，降低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甚至，有人制造了两个名字来解释德国的这种转变：“张伯伦·默克尔”与“丘吉尔·朔尔茨”。

在后默克尔时代，德国需要走出默克尔主义的舒适区，必须在欧洲内部政治冲突与国际地缘政治边缘化上更有作为，以更好地延续社会市场经济，以及将其拓展到欧洲一体化之路上。但是，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需要警惕德意志曾经那股可怕的激情政治。这场冲突触发了欧洲人对安全的担忧，点燃了欧洲人被“二战”熄灭的政治激情，也正在改变国际地缘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