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旧秩序崩坏

经济秩序的崩溃导致了国际政治秩序的崩坏。这是逻辑国际秩序崩坏的主线，即金融危机—经济秩序崩溃—反建制运动—内部建制政治势力倒台—外溢到国家冲突—冲击国际政治秩序。

特朗普上台后扮演了“秩序破坏者”的角色，他积极“退群”，如退出《巴黎协定》，对中国发起经贸摩擦，让世贸组织仲裁机构停摆，试图推动“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贸易协议，拒绝支付世界卫生组织的运营费用，多次数落北约成员国，指责德国出钱少还“通俄”。特朗普向国际政治秩序投下了一颗颗炸弹，过去稳定的美中、美欧关系立即降温。

为什么特朗普对国际政治冲击这么大？

尽管特朗普的动机是维护美国利益，但其行动所挑战的不仅是美国民主党极左派，还是两党建制派及其既得利益者捍卫的全球化旧秩序。特朗普在美国的反建制的单独行动，容易引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更易被解读为国家矛盾、意识形态对立。

只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暂时没收了特朗普的大棒，民主党人拜登借邮寄选票入主白宫。这场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斗争最为激烈的大选之一。整个美国的政治激情都被这场大选点燃了，两党建制派势力联合民主党激进派、进步派，启动硅谷社交媒体力量，一起合力扳倒了特朗普。至此，这场建制与反建制的斗争达到了局部高潮。

拜登是全球化旧秩序的典型捍卫者，他一上台就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实施联合西方世界战略，推行世界主义价值观，重塑美国的国际领导权。世界似乎又要回到旧秩序的框架中，但新冠肺炎疫情、能源危机、通货膨胀和俄乌冲突正在改变各国民意、加剧世界分裂、重启特朗普主义，正在击碎拜登的“美国梦”。

先说英国。英国是一个具有保守主义传统的国家，政治突变不是唐宁街的风格。但是，金融危机触发的欧债危机着实改变了欧洲的民意，民粹福利主义兴起，同时分离主义倾向加剧，一些人反对欧洲一体化和欧元。

这加快了英国脱欧的步伐。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是政治妥协的结果，同样也是一位过渡式人物。她含泪辞职后，头发蓬松的鲍里斯·约翰逊登场了。这位保守党党魁与特朗普有些像政治上的孪生兄弟，特朗普称约翰逊为“英国特朗普”，还说约翰逊当选有他的功劳，因为他在英国很受欢迎。约翰逊很快主导了英国硬脱欧，战略上迅速倒向美国，与加澳新一起组成盎格鲁—撒克逊联盟。

再说德国。艾哈德、科尔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是德国崛起的缔造者，也是欧洲一体化秩序的构建者。默克尔是过去十多年欧盟的中流砥柱，她坚决维护欧洲团结，阻止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退出欧元区，但此举引发巨大争议。默克尔是一个敢于硬杠特朗普的政客，但她与拜登应该是守卫旧秩序的完美二人组。拜登上台后解除了之前特朗普因北溪二号对德国能源企业的制裁。默克尔还与普京、新兴经济体维持着固有的稳定关系。

但是，2021年大选，稳定的德国民意悄然生变，年轻选民开始抛弃默克尔的稳健与折衷主义，他们更关心德国在欧洲地缘政治上的不同表现。结果，胜出的中左翼社民党与左翼绿党、自民党组阁，联邦党被踢出局。德国政治趋于碎片化和不稳定，极右翼政党另类党崛起获得了10%选票，该政党反对欧盟、反对欧元、反对移民、反对穆斯林、反对新能源政策，主张民族主义和保护德国。

俄乌冲突推了一把正在谋变的德国政治，德国出现了历史性转折，新总理朔尔茨宣布德国将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前北约高级指挥官斯塔夫里迪斯对此表示：“我曾担任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四年，在每次会议上都找到默克尔，希望德国增加国防开支，但一无所获，普京仅在48小时内就实现了。”[1]德国军事崛起定然会冲击目前联合国的政治格局。

再看法国。马克龙是典型的过渡式人物，他上台的缘由与奥巴马如出一辙。马克龙年轻帅气，娶自己的老师为妻，一副改革派的形象。但是，他上台后与默克尔小心地维护着欧盟秩序。俄乌冲突引发了欧洲地缘政治危机，重新点燃了欧洲人的政治激情。这场战争有可能如韩国大选一样给予泽穆尔“神助攻”。假如“法国特朗普”参选且胜出，那就意味着全球化的反抗者再下一城，将进一步攻陷欧洲政治旧秩序。

接着是日本。近些年，日本民意日趋汹涌，逐渐波及外交领域。首相岸田文雄打着“新资本主义”旗号上台，赢得了旧秩序反对者的支持。他在《我的新资本主义大设计》中批判新自由主义扩大了贫富差距，承诺将致力于打造“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岸田文雄其实批判错了对象，目的则是打击安倍及其细田派。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流行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扩张财政和扩张货币（非新自由主义，而是凯恩斯主义）。此举扩大了原本不大的日本的贫富差距，导致日本经济呈低增长、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的“日本化”趋势。这就是全球化旧秩序的问题。安倍及其细田派在外交上给予反击，主张选边站外交，加强美日同盟，对亚太说狠话，还要与美“核共享”，试图让岸田文雄亲美维中的模糊路线无路可走。俄乌冲突引发人们对亚太地缘政治的担忧，岸田文雄或不甘“落后”，在外交上与安倍斗狠比狠。

接下来是韩国。韩国财阀是旧秩序的产物，是韩国威权主义朴正熙政府与国际资本协作的结果。1988年韩国进入格林尼治时间，民选总统开始与财阀总统进行血腥斗争。文在寅起用尹锡悦“手刃”李、朴两位总统，但文、尹两人很快反目。尹锡悦在首尔胜出李在明25万张票，这决定性的微弱票数可能来自首尔年轻人对房租、房价上涨的不满。文在寅在大疫之下扩张货币，这一旧秩序的玩法损伤了民意。如今尹锡悦上台，“青瓦台诅咒”可能外溢到亚太关系上。

再看美国与拜登。美国是国际秩序改变的最大变数。拜登试图恢复摇摇欲坠的旧秩序，但被困在政治身份分裂的三角政治生态之中，陷入货币超发引发的高通胀与俄乌冲突加剧的金融脆弱导致的滞胀泥潭之中。拜登上台启用老办法发货币借钱送福利，结果通胀爆棚、债务膨胀。高通胀是信用货币失控的终结者，这场通胀意味着旧秩序货币扩张的操作逼近极限。

外交上，令人困惑的是拜登领衔的建制派为何没有与新兴国家修复关系。权力更替与特朗普给旧秩序中脆弱的国家关系划开了一道裂痕。新冠肺炎疫情与特殊事件让美国进步派与激进派的政治激情熊熊燃烧，如今拜登的建制派外交完全被这种火焰吞噬。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如果民主党丢掉众议院或两院，特朗普很可能在2024年卷土重来。毕竟，特朗普主义已深耕美国。

目前，旧秩序与反旧秩序这两股势力处于激烈交锋之中：

第一，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分化、经济冲突导致内部政治高度对立、社会严重撕裂。在年龄上，年轻人与老年人对秩序更为不满，中年人还可能是过去经济全球化、货币超发与房价上涨的受益者。尹锡悦激进支持者是20～29岁的年轻人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催生了如今国际舞台上流行的素人政治和老人政治。

第二，政治激情高涨。特朗普们与传统建制势力短兵相接、水火不容，这大大点燃了各国的政治激情，各国大选的投票率均上涨，支持者分别在社交媒体上、街头游行时“火拼”。这场反建制运动又加剧了国际冲突，政治激情裹挟民族主义传导到国家斗争中。土耳其、印度、韩国、越南、波兰被戏称为“油管五常”，五国网民在社交媒体抢夺话语权，令一些国家的民众颇为嫉妒。

第三，不能忽略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逻辑不同于以上国家，它们没有完全融入全球化旧秩序之中。苏联解体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欧洲快速走向一体化，东欧及苏联内部联盟国家融入这个秩序是当时的主流思潮。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与北约，但均未如愿，泽连斯基似乎是特朗普和拜登的结合体，这位政治素人用特朗普的方式谋求加入拜登捍卫的旧秩序。

拜登是旧秩序的捍卫者，特朗普是搅局者，普京是挑战者，特朗普与普京的共识是均对国际秩序不满。不同的是，普京最初希望加入全球化旧秩序，但因克里米亚危机断送了机会。这场危机导致俄罗斯成了全球化秩序的边缘人——命悬于能源贸易。实际上，俄罗斯的石油寡头及普京也是旧秩序的受益者，他们与欧洲建制派开展能源合作，普京与德国两位前总理默克尔、施罗德关系均不错。施罗德卸任后还在俄罗斯石油巨头里任职，在俄乌冲突时会见普京试图调停。但是，仅是能源利益远不足以满足普京的政治需求，他希望在国际秩序中扮演规则制定者的角色。

旧秩序的不满者有受害者、失意者、反抗者和边缘人，他们除了特朗普、普京、蓝领工人、被高房价压迫的城市中产、饱受工业污染的民众，还包括技术极客和数字货币拥趸——试图用私人货币及无国界银行系统来挑战法定货币与金融秩序。他们的国籍、身份、职业均不同，各自的信仰与动机也不同；他们有极左也有极右，并不全是特朗普主义者。

当今全球化旧秩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制度与经济全球化的矛盾，但是经济秩序崩溃又会激起国家冲突与民族主义，国家机器将进一步得到强化——正如美国金融监管部门正借制裁俄罗斯之机打击加密货币。

全球化失衡秩序与反秩序之间注定有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斗争。金融危机冲垮了全球化经济秩序，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俄乌冲突触发了国际地缘政治危机。国际产业分工重整，政治三角格局生变，国家缓冲地带消失，军备竞赛开启，国家谋求抱团。旧势力垮台，新人政治崛起；旧秩序崩坏，新秩序遥遥无期。世界进入后秩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