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全球化失衡

特朗普现象为何出现？

如果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年迈的特朗普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要不是奥巴马令选民失望，特朗普也没有机会。但是可能会出现“李朗普”“王朗普”。为什么？特朗普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全球化失衡。

特朗普的支持者是谁？除了共和党的铁盘外，特朗普“铁粉”主要是蓝领工人、农民、本地中小企业主、商业主。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多为白人，信仰基督教，捍卫美国利益，拥护传统价值观，反对移民、同性恋、极端女权主义与极端环保主义。在经济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全球化失衡的受害者、失意者和边缘人。

接下来，我们从经济角度入手理解国际秩序崩溃。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是“二战”后建立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秩序。政治军事秩序包括联合国以及后面形成的区域性联盟，如北约、欧盟等。凯恩斯、罗宾斯参与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设。

此后半个多世纪，这个经济体系极大地推动了自由秩序的全球化扩张：日德战后崛起，欧洲走向共同体，信息革命爆发，跨国公司扩张，金砖国家兴起，“中美国”概念诞生。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化秩序遭遇推倒重来的风险。为什么？

因为这个全球化经济秩序并不完美，它是一个失衡的秩序。

第一，金融体系。其实，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融体系（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在1971年已经崩溃了。特里芬教授认为，这个体系藏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特里芬难题”。简单来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出口货币和商品，必须二选一。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大规模出口美元、进口商品，贸易赤字加剧，加上越南战争扩大了政府赤字，美国从净债权国变成了净债务国，最终击溃了美元信用。

从根本上说，这是信用货币制度的问题，是国家资产负债表危机。信用货币是一国资产的证券化，属于国家发行的债务；出口赚取的外汇相当于国家（公民）的资产。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货币出口多、商品出口少，相当于负债端扩张、资产端萎缩，最终走向崩溃。

1971年后，国际金融体系实施浮动汇率和信用本位，但因为还是信用货币制度，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它导致国际贸易经常项目严重失衡，千禧年之前美国大逆差、日德大顺差，之后美国继续大逆差、中国大顺差。注意，国际贸易失衡对两国均不利。

第二，信用货币制度。信用货币制度还造成了另外一大恶果，即信用货币超发。布雷顿森林体系时，货币制度是金本位货币，货币发行还受黄金硬约束。但是，1971年该体系崩溃之后，信用货币制度诞生，货币发行约束软化。在千禧年之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与格林斯潘基本上控制了货币阀门。但是，互联网泡沫危机和“9·11”恐怖袭击之后，格林斯潘的手大松快紧，酿成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是美联储，根本原因是信用货币制度。

第三，贸易规则。关贸总协定后来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组织毫无疑问地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及经济全球化。但是，最近30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落后，其很多规则不如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对破除不公平贸易、保护主义及劳动力流通障碍的行动迟缓。这就导致一部分人在国际贸易中获益，另一部分人则利益受损。

注意，这里并不是否定全球化与自由市场，而是指出当前全球化秩序存在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是全球化失衡的一次总爆发，它改变了“二战”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危机爆发后，这个秩序不但没有得到修复，反而在各国货币宽松政策下持续恶化，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金融危机、债务高企、通胀恶化、国家冲突、逆全球化、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崛起……

我们需要抓住一条主线：全球化失衡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

一端是全球化失衡秩序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主要是跨国集团、金融巨头、科技企业、能源寡头、房地产巨头等。他们的政治力量是全球建制派势力——建制派并不是美国独有的，而是一股横亘在美欧亚太上空的强大势力，他们是全球化失衡秩序的制定者和坚定捍卫者。他们的经典合作是：欧美的央行印钞机、跨国公司的廉价资本与先进技术，以及非欧美国家过人的政治力量、丰富廉价的要素资源。比如，美国华尔街+沙特石油寡头、跨国公司+韩国财阀、德国联盟党+俄罗斯石油寡头。他们享受了货币超发红利、非自由竞争规则红利以及亚非拉各种资源红利。他们的好日子可以用“东食西宿”来形容：在东方赚钱，在西方享受。

另一端则是失衡秩序的受害者、失意者，他们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工人、本土中小工商业主、城市中产阶级，以及亚非拉“享受”各种红利的工人、饱受工厂污染的民众、背负高房贷的城市中产家庭。全球货币超发洗劫了他们的财富，一群中产阶级的财富规模因债务而塌缩。问题最严重的是“资本全球流动、劳动者被限制流动”，跨国公司在全球逐利，寻求政治保护和经济垄断的红利，但是本土中小企业和蓝领工人只能在原地破产和失业。如此，跨国资本与本土劳动者的收益持续拉大，成为最近20年全球贫富分化的主旋律。

这就是全球化旧秩序的主要矛盾：全球建制派及其既得利益群体与失衡秩序受害者、失意者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往往为刻意鼓噪的国家冲突所淹没。它是理解当今世界动荡局势的主线。

在美国，两党政治势力在苏联解体后在失衡的全球化浪潮中迅速分化。民主党向左依次分化为建制派、温和派、进步派和激进派（极左），共和党向右依次分化为建制派、新保守派、保守派和特朗普主义者（极右）。其中，民主党建制派以克林顿家族为代表，共和党建制派以布什家族为代表。苏联解体至今30多年时间，除了特朗普执政4年，这两个家族及其建制派完全主导了白宫。两党的建制派之间达成合作默契，与全球跨国巨头以及一些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势力共同捍卫这个失衡秩序。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家族被称为“二战”后纽约的建设者，但没能进入建制派的华尔街朋友圈。这颗“遗珠”成了今天全球建制派最大的挑战。

如此，美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改变：从单一派别演变为以身份政治为划分的众多派别；从两党平行线竞争演变为三角结构斗争。这就是美国全新的政治生态。

弗朗西斯·福山撰写了一本书叫《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用来描述美国及全球的政治分化，他说如果不是因为特朗普上台他不会写这本书。扭曲的全球化和糟糕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利益分化和市场失灵，民众只能以政治身份的抱团方式来谋求利益。

特朗普主义者一边要对抗两党联合的建制派势力，另一边还要对抗民主党极左势力进步派和激进派。如何团结大多数？特朗普跳出了党派局限，敏锐地捕捉到美国人在历史上很少关心的一种政治身份：国家主义——“美国优先”。

正如福山所说的，尽管贫富冲突巨大，但阶级身份在美国已经没有了市场。特朗普用“美国优先”的国家主义正好对上全球化旧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双击对手：建制派新保守主义在经济上的世界主义和民主党极左势力在政治上的世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