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绿色发展水平与测度

1.1 引言与文献综述

工业文明主导下以要素投入增加与经济规模扩张为特征的传统粗放型增长模式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问题、环境污染以及生态危机等。20世纪中叶，因金属冶炼、汽车、化学等工业兴起发展导致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等“八大环境公害事件”造成数千人死亡，无数人患病。农业基础落后的新中国仅用70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实现了由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历史蜕变。这种急剧压缩型粗放工业化导致的资源环境问题，已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形成严重制约。中国亟待推进经济由“黑色模式”向“绿色模式”转型升级。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得失，并将其提升至理论层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绿色发展”的重要论述，逐渐形成了绿色发展理念。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和共同追求，而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作为当前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人类顺应全球变化的重大共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高增长、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使资源环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针对此问题，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的概念，明确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绿色发展的时代潮流，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瓶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化进行了深入思考，强调绿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底色，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绿色发展有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选择；另外，作为当今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方向，绿色发展也是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关键期，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还是对工业文明传统发展理念的颠覆性创新，有助于破除西方传统发展思想束缚。

近年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评价区域绿色化发展水平的相关文献也开始增多，国内政府部门和学者们建立了绿色发展指数、绿色社会、绿色GDP、绿色产业、绿色制造、绿色城市、绿色社区、绿色建筑、绿色物流等多套评价指标体系，对省份、城市、社区等区域单元开展了系列实证研究。对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清洁生产等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发展与实证研究，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绿色发展的内容与状态。

目前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绿色发展内涵以及绿色发展的评价与指标构建等方面。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 D.W.在其著作《绿色经济的蓝图》（1990）中首次提出“绿色发展”概念，指明经济发展必须在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保护，这种可承受的经济发展模式即绿色发展。Ekins认为，绿色发展是基于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强调提高生态效率或环境绩效是绿色发展的关键。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绿色发展进行了具体研究，并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的主张，倡导全球开展绿色可持续发展。但是迄今为止国外学者对绿色发展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当前国外的绿色发展概念主要源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的理念。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绿色发展，胡鞍钢（2005）认为绿色发展本质上是对科学发展观思想的一种升华，是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高度协调发展的新概念。张涛（2018）认为绿色发展是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唯一途径，而要加快发展绿色经济，就需要有评价绿色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以指引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在2010年研制推出了测度我国省市级绿色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较为科学完善，开创了国内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先河。基于评价对象的不同，各学者在体系构建方面会依据不同研究对象构建适用于评价当地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郝淑双（2019）等以绿色发展的含义为基础构建了区域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2006—2014年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水平，并分析了技术进步、结构变迁、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欧阳志云等以全国28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环境治理投资、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城市绿化、废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高效用水、空气质量等方面选取了指标并进行了测度。刘凯（2017）同样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色财富和绿色治理等方面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之后黄跃等（2017）以全国20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生态文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三个方面构建了指标体系。刘明广（2017）选取了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从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环境和绿色新政四个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除了全国范围的研究外，部分学者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到特定区域，如蔡绍洪（2012）等以西部12省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出涵盖经济资源、生态环境以及政府政策等多方面的三个层次指标体系测度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及空间分异。李华旭等（2017）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影响沿江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定量甄别。张婕等（2020）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在借鉴PSR 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循环复相关系数方法筛选构建了包含城市增长绿化度、绿色财富、绿色政策支撑度三个层次共25个指标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评。陈晓雪（2019）等从环境承载力、环境管理力、环境友好性、环境抗压力、环境稳定性五个维度，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基于2007—2017年的时空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进行测度。熊曦等（2019）从绿色生态、绿色生活、绿色生产等三个层面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化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其空间差异展开了实证。杨顺顺（2018）在梳理绿色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苟兴朝等（2020）在对黄河流域乡村绿色发展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利用改进熵权法、泰尔指数法以及Moran指数对2008—2017年黄河流域8省区的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进行了测度与分析。方永恒等（2021）以汉江生态经济带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从增长质量、资源消耗、环境治理、绿色生活四个方面构建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汉江生态经济带2009—2018年沿线11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还对一些政策性的特定区域展开研究。郭兆晖等（2017）将“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括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色财富3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陈祖海等（2020）选取了2007—2017年24个指标测算民族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运用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分级法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省际差异，运用障碍度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的障碍因素。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将研究对象细化到具体省份，戴鹏（2015）以青海省数据为依据，在学习和参考北京师范大学等部门联合编制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环境、绿色民生和绿色政策五个方面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张欢（2016）以湖北省为例，从绿色美丽家园、绿色生产消费、绿色高端发展三个方面构建了指标体系。胡书芳等（2017）从经济、环境、社会三个层面选取12个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舒成（2021）结合江西省绿色发展特色，从绿色环境、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政策等四个维度构建江西省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泰尔指数（Theil Index）、莫兰指数（Moran Index）对2009—2019年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和空间关系进行评价与分析。黄寰（2019）则以西藏自治区为研究对象，从绿色压力、绿色响应和绿色状态三个方面，构建了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并运用熵权topsis法深入剖析藏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郭永杰等（2015）运用熵值法、改进的topsis模型与障碍度模型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县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总体来看，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学者们的选择范围是从全国范围到区域，再到省级和地级市；在综合评价方面，学者们多使用主成分分析法、熵权topsis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熵值法等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在对测算结果的分析方面，学者们一般先对综合的评价结果进行说明，之后再对各个细化区域结果进行对比，部分学者也会考察各子系统之前的关联程度，此外，学者们还经常使用泰尔指数（Theil Index）来测度区域差异性，使用莫兰指数（Moran Index）来考察空间关系。总体来说，目前的评价体系还存在一些不足，在逻辑体系方面，指标间层次结构不清、逻辑紊乱，上下级指标间缺乏必然联系；在评价目标方面，大多偏重于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全面评价，专门用于评价绿色经济及其产业门类的指标体系还不多；在指标数量方面，有的体系过于简单、指标数量偏少，有的数量又过于繁多、力求全面反映绿色发展内涵；在权重分配方面，有的采用简单的等比权重法，有的过于追求客观，采用烦琐的数学计算赋权；在实用性方面，有的指标过于生僻、计算过程复杂，或者原始数据获取困难，公众认知度不足；在公平性方面，有的大量采用人均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指标，或者单位土地面积的强度指标，过于强调各地资源环境禀赋，未兼顾相关地区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