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综述

1.2.1　中国绿色发展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21世纪之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了《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2：绿色发展必选之路》，“绿色发展”一词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此日益严峻的发展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响应，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方略，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中国学者也对绿色发展予以高度关注，并开展相关学术研究，一批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例如，绿色发展内涵方面，胡鞍钢（2004，2005，2012，2014）对绿色发展的内涵及中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进行了分析；牛文元（2010）认为绿色发展是生态健康、经济绿化、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四者的有机统一；赵建军和杨发庭（2011）认为绿色发展相对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更具有整体性、包容性的价值理念；刘纪远等（2013）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卢宁（2016）认为从“两山理论”到绿色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成果。绿色发展评价方面，欧阳志云等（2009）评价了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状况；李晓西和潘建成（2011）编制了一个包括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55个三级指标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并对中国30个省（区、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苏利阳等（2013）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方面界定了工业绿色发展内涵，构建了基于综合指数法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指数”，并对2005—2010年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进行了评估；李晓西等（2014）构建了人类绿色发展指数，对全球123个国家绿色发展指数值进行了测度；王兵和黄人杰（2014）研究了环境约束下2000—2010年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郭永杰等（2015）运用熵值法、改进TOPSIS模型与障碍度模型对宁夏回族自治区2013年县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胡鞍钢和周绍杰（2014）对绿色发展的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以及发展战略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绿色发展推进方面，夏宁和夏锋（2009）认为建立环保特区是实现绿色增长、绿色复苏的重大战略举措；刘燕华（2010）则认为绿色发展需要循环技术、低碳技术和生态技术三大技术支撑；邓远建等（2012）认为生态资本运营的内核和目标与绿色发展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完善的生态资本运营机制框架体系应包括生态资本运营的积累机制、转换机制、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黄建欢等（2014）认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资本支持效应、资本配置效应、企业监督效应和绿色金融效应四个途径影响区域绿色发展；舒绍福（2016）认为在绿色发展中应积极推进环境政策革新，创造积极效应与竞争优势。还有学者提出了绿色金融改革对中国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王遥和曹畅，2015；陈雨露和Andrew Steer，2015；金佳宇和韩立岩，2016）。

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投入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尽管研究的视角、研究的方法、关注的领域各不相同，但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绿色发展的思想，建立起绿色发展的基本理论，这都为绿色发展观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