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影》

1924年秋天，即将年满18岁的汉娜·阿伦特来到马堡大学，投入马丁·海德格尔门下学习。

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把海德格尔称为“来自梅斯基尔希的魔法师”，把他的教学风格称为“巫术”。以解释学著作扬名的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称他为“远见卓识者”。海德格尔个子不高，但相貌英俊，头发黝黑，胡须硬挺。他穿着传统的乡村服装，充满魅力，声名远扬。学生们远道而来听他讲课，据说当他讲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这些古人似乎活了过来。

阿伦特出现在他的课堂时，海德格尔36岁，已婚，有两个儿子，刚刚开始写作他的巨著《存在与时间》。阿伦特在马堡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选了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课程，以及“柏拉图的《智者》”这门研讨班风格的课程。海德格尔这些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课程背后的问题是：存在的本体论基础是什么？海德格尔试图挣脱脱胎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哲学的桎梏，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存在。

在《存在与时间》中，他致力于挖掘一种新的语言，来解释现象学的问题。海德格尔想要理解前理论时代的思想环境。所以，他挖掘西方哲学传统，描绘出“思想路径的巨大网络”和“路径标识”，旨在开拓思想的新维度。在1951年的一首短诗中，汉娜·阿伦特借用了海德格尔的语言，来描述这种思想概念。

思想来找我了，

我对它们不再陌生，

我慢慢进入它们的居所，

就像被犁过的田地。[1]

1889年9月26日，海德格尔出生于巴登-符腾堡州[2]梅斯基尔希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他早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成为一名神父做准备。1903年，教会送他到康斯坦茨上高中，1906年，他又到弗赖堡深造。1909年的冬季学期，海德格尔进入弗赖堡大主教管区的神学院（Collegium Borromaeum）上神学研讨班。他研究教会历史，以及哲学和释经学（biblical exegesis）。他的老师卡尔·布赖格对他尤为欣赏，对“他的思维敏捷”印象深刻。

布赖格让海德格尔看到了本体论和思辨神学之间的张力，引导他阅读亚里士多德的作品。[3]同时，海德格尔开始阅读埃德蒙德·胡塞尔的作品，进一步靠近哲学，远离神学。当他读到弗朗茨·布伦塔诺[4]1862年撰写的论文《根据亚里士多德论“存在”的多重含义》，他知道他的兴趣是继续研究思想的问题。海德格尔离开了神学研讨班，进入哲学系，从1911年到1914年，跟随海因里希·李凯尔特[5]学习，然后也跟着胡塞尔做研究。海德格尔后来说，是布伦塔诺的著作让他决定踏上寻找存在意义的道路。

* * *

尽管汉娜·阿伦特天生性格腼腆，在马堡大学却还是很快脱颖而出，她乐于独自学习，但也很享受他人的关注。在伽达默尔的回忆录中，谈到那个时期的阿伦特，他这样描述，“那个总是穿一条绿色裙子的引人注目的女孩”。[6]她住在大学附近的一个阁楼公寓，养着一只宠物老鼠。阿伦特搬进来时，这只老鼠就在房子里，她和这个孤独的小生灵成为朋友，当她的朋友过来时，她会用奶酪把小老鼠引诱出洞，博朋友们一笑。阿伦特的天真和顽皮也是吸引海德格尔的许多特质中之一。

他们第一次单独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他对她一见钟情。海德格尔在1925年3月21日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们见面的情形，当时阿伦特穿着一件雨衣进入他的办公室，帽檐低垂在“大大的眼睛”上，她害羞地回答他的问题。[7]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几天后，海德格尔就写信给她：

1925年2月10日
亲爱的阿伦特小姐！

今天傍晚我必须过来见你，和你谈心。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应该是简单、透明、纯粹的。只有那样我们才应该被允许见面。你是我的学生，我是你的老师，但我们只是碰巧在这一情形下对彼此发生感情。我永远不能说你是属于我的，但从今以后你将在我的生命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也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8]

见面还不到两周，他就向阿伦特表明了他的爱意。在他们相爱的第一年，阿伦特和海德格尔都会秘密会面，在他的办公室，在她的阁楼公寓，在树林中长时间地散步。他用德文尖角体（boxy Fraktur script）和德意志字体（true German font）给她写信，然后把信折成正方形，从外面看不到任何字迹，然后从她家门下的缝隙中塞进去。

海德格尔没有保存阿伦特的情书，但阿伦特保存了他的，所以那个时期保存下来的只有她的几封信。他们的关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为公众所知，彼时她的文件都被存档，可以公开借阅。对于阿伦特来说，心灵的问题属于私人领域，对于和海德格尔的关系，她一直保密。唯一知道他们关系的人是她少年时代的好友安妮·门德尔松。就连她的继姐克拉拉都不知道，那时候她也搬到了马堡，相对了解阿伦特的私生活。

阿伦特幸存下来的信件清楚表明了，他们炽烈的恋爱关系断断续续持续了好几年。在1928年4月18日的一封信中，阿伦特告诉海德格尔，她对他的爱一如他们初见时，如果她失去了对他的爱，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权利。[9]

海德格尔那部《存在与时间》的核心是“Dasein”的概念。“Dasein”指的是生而为人的独特之处，承载着一种入口的意味。对于海德格尔来说，“Dasein”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甚至也不是那个在世界上以“我”的形式存在的人，而是一种自我存在方式的集合，其中有真也有假。对自我存在的构建寓于对存在的阐释之中，并通过它来进行，主要是通过理解世界，根据世界的真实性或自我对世界的理解来赋予它特定的可能性。“Dasein”很难翻译，但可以勉强译为“此在”。

和海德格尔在一起的阿伦特，体验到了强烈的“此在”之感，但她也发现，当这种得到启示的时刻过去，蒙在现实上的那层面纱便被揭掉了。尽管他们的爱情很热烈，但海德格尔因为工作和家庭生活的要求而与她保持距离，这让阿伦特深感苦恼，这也体现在她那个时期的诗歌中：

你为什么害羞地给我你的手

似乎那是一个秘密？

你是来自那样一个遥远的大陆

竟不知道我们的佳酿？[10]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哲学在他生活中的地位总是高于女人的；他需要在位于托特瑙（Todtnauberg）山中的树林小屋里独处，进行思考和写作。妻子埃尔弗里德·彼得里是1917年在“一战”期间和他结的婚，她理解这一点，但阿伦特理解不了。她把他们之间的距离称为“鸿沟”，而且是不可逾越的。

第二年夏天，也就是1925年，汉娜·阿伦特在学期结束后，回到柯尼斯堡的家中，写了那篇自传性质的《阴影》，寄给了海德格尔。《阴影》是用哲学语言和德国浪漫主义的色彩描画的。其中弥漫的情绪更多是忧郁而非绝望。在她寻寻觅觅的文字中，能感觉到一种对未来的希望。阿伦特因为自己的好奇心而对自我感到疏离，她称之为“Absonderlichkeit”（陌生感）。从少年时的疏离感，到中学被开除，再到马堡的大学时代，“与众不同”的感觉从未消失。只是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感觉也发生了变化。在一首与《阴影》同时期创作的题为《陷入自我沉思》（Absorbed in Oneself）的诗中，她写道：

当我思考我的手——

这个让我感觉陌生的东西——

那时我无地可容，

不是此时，也不是此地，

无所支撑。

阅读《阴影》时，读者可能有一种感觉，阿伦特被卡在了女孩和女人之间。她用第三人称叙述，哀叹自己注定要“在无稽的实验之中，在一种无法无天的、无根无据的好奇”之中虚度一生。她感到自己像浮萍，一方面感到了巨大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一种扎根的需要。她写道：“她的独立和偏好实际上根植于一种她对所有古怪事物的真正的激情。也就是说，她习惯于在那些表面看起来最自然和平凡的事物中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11]阿伦特回到她自身内在的惊奇和热望，将之视为她存在的核心。最后，她思考了人从世界上消失的不可避免性，以此作结。

这种忧郁的感觉将贯穿阿伦特的一生，但它从没有减损她对存在的热望。她的忧郁让人想起亚里士多德视忧郁为气质的观点，它赋予其主人一种沉思式思考的天赋。

阿伦特写完《阴影》后，寄了一份副本给海德格尔，签名是“柯尼斯堡i/PR.，1925年4月，送给M. H.[12]的礼物”，另一份用简单的黑色封面装订后自己保存。[13]

在暑假结束后，她已经想得很清楚，她和海德格尔的关系是不堪一击的。她计划在第二年春天离开马堡，去往弗赖堡跟随胡塞尔读一个学期，然后到海德堡大学在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指点下完成她的论文。

当阿伦特来到弗赖堡跟随胡塞尔学习时，她和海德格尔的关系还未彻底结束。海德格尔一直关注着她在海德堡大学的工作，并向卡尔·雅斯贝尔斯了解她的论文进展。1927年，就是《存在与时间》出版那年，海德格尔约阿伦特在海德堡见面，但阿伦特告诉他自己没有时间。在《存在与时间》出版之前，阿伦特已经读过了手稿，从他们的通信可以看到，在书稿完成之前，海德格尔会把书中的片段寄给她，并要她也寄回她的文字片段。在好几封信中，海德格尔都谈道，对阿伦特的思念如何带给了他写作《存在与时间》的力量，然而，正是因为他把精力投入写作这本书，冷淡了阿伦特，才导致他们感情的裂痕愈来愈大。

海德格尔这一时期写给阿伦特的最后一封信，上面有“1932/1933年冬”的字样。从信中，我们可以知道，阿伦特写信询问他参与纳粹活动的事情，海德格尔在回信中为自己辩护，列举了他和身边认识的所有犹太人和教过的犹太学生的关系。[14]但是几个月后，1933年4月21日，海德格尔被选为弗赖堡大学的校长，他签署了一项命令，解雇所有非“雅利安血统”的教职工，包括他的导师埃德蒙德·胡塞尔。1933年5月3日，他正式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党。5月27日，他发表了就职演讲，题为《德国大学的主张》，公开支持希特勒。11月，他又发表了一次演讲，题为《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宣言》。

1934年4月23日，仅仅上任一年，他便辞去了校长职位。他最后的演讲被认为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路线不一致，被纳粹禁止传播。海德格尔在课堂上对政权的态度转为了批判，但到1944年，他被宣布为教职工中最“应该被抛弃”的一员。纳粹把他派往莱茵河挖沟渠，直至战争结束。“二战”结束后，德国被协约国占领，他因为参与纳粹活动，直到1951年才恢复教职。

在阿伦特的短篇随笔《狐狸海德格尔》中，她描述了海德格尔如何被自己的哲学思辨蒙住了眼睛。他没有看清形势，因为他在思想中给自己设了一个陷阱：“没有谁比一个终生坐在陷阱中的人更清楚这个陷阱的性质了。”[15]1946年7月9日，在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阿伦特对海德格尔在战争年代的纳粹行径进行了反思，指出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对雅斯贝尔斯说，当他不得不在解雇所有非雅利安血统的教职工（包括胡塞尔）的文件上签字的那一刻，他就应该辞职。她写道：“因为我知道这封信和这个签字几乎害死他（胡塞尔），我就不禁把海德格尔视为一个潜在的凶手。”[16]之后的17年，阿伦特都没有再跟海德格尔联系过。[17]

* * *

阿伦特从未公开谈论过她和海德格尔的关系。她没有写过太多关于浪漫的爱情或者激情的文字，因为它们是非政治的。浪漫的爱情让我们脱离集体世界，进入二人世界。然而，对阿伦特而言，爱承载着一种伟大的救赎的力量。

在她最后一部作品《心智生命》中，她写到了“意志（willing）”的问题。“意志”是书中最难写的一个部分，也是一个与海德格尔的“此在”、爱，以及恶之问题直接角力的概念。阿伦特想要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作恶，而有人会抗拒恶。在对“意志”的分析中，她转向圣奥古斯丁，他试图证明一位全知全能上帝的存在。他对恶之问题的回答是，恶是由人的不顺从导致的与善的分离。上帝没有制造罪恶，他容许它的存在，好让人类承担恶的后果。这也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创造了可能性。但阿伦特读圣奥古斯丁的作品并非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她甚至不相信灵魂的存在。对她来说，我们必须面对的世界只有一个，也正因此，她没有转向神圣的救赎，而是转向了一种爱的世俗概念。转化成意志的爱有一种重量，一种引力，可以塑造人的性格，让人习惯于在不同的行动中做出决定。她写道：“爱是灵魂的重量。”

在爱中，有三样东西：“爱的，被爱的，以及爱”。爱不是一个人对某个具体事物的感情，也不是一种过分的情感形式，而是在心灵之上留下印记的“脚印”和“理智的东西”。“就爱这件事来说，心灵变成一个可理解事物的永恒‘脚印’，不是那个爱人的人，也不是被爱的对象，而是第三个要素，即爱本身，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爱情。”在意志向爱情的转化中，留下的是意志的力量。阿伦特写道：“要维护某个东西或某个人，没有比爱更强大的宣示方式了，即我愿你是你所是——Amo:Volo ut sis。”换句话说，只有这种爱能够带来心灵无法做到的事——永恒与救赎——而它需要强有力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