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的觉醒

“1906年10月14日晚9点15分，约汉娜·阿伦特生于德意志帝国汉诺威的郊区林登，这是一个周日。”这是她的母亲玛尔塔·科恩在笔记本《我们的孩子》中记下的文字，宣告了汉娜·阿伦特的降生。玛尔塔的生产持续了22个小时，约汉娜的出生体重为3 695克（8.15磅）。

汉娜·阿伦特出生在20世纪初，那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都发生剧变的时代。用她后来的话说，这是一个被“一系列不间断的战争和革命”所定义的世纪。[1]她是玛尔塔和保罗·阿伦特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保罗是一位电气工程师，熟悉希腊和罗马经典；玛尔塔跟随一位私人教师学习过法语和音乐，后来还被送到国外。玛尔塔和保罗的父母、祖父母都是俄罗斯移民，与他们不同，玛尔塔和保罗在政治上更为明显地偏向左派，宗教态度上也更世俗。

从汉娜·阿伦特第一口呼吸开始，母亲就开始监测她的成长，并把观察结果记录在一本命名为《我们的孩子》的笔记本中。1906—1917年的71页笔记，包含了长篇的记录，记载了汉娜怎样一步步长大成人。“性格安静，但十分警觉。我们应该早在第四周就发现她能听人说话；在第七周，她就有了对光的一般反应之外的视觉感知。第六周我们看到了她的第一个微笑，并观察到一种全面且内在的觉醒。”[2]

玛尔塔熟悉歌德和威廉·冯·洪堡特的教育哲学著作，决心让汉娜受到良好的教育。教育作为社会化和自我修养的一种方式，这种带有明显德式特征的教育观念，在当时影响了所有正统的中产阶级。在18世纪90年代，教育已经成为一种世俗的社会理想，符合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的人生经验，提供了一种旨在使个体获得成功的教育哲学，同时要求对社会关系进行重新考量。确保孩子取得成功不再只是父母的责任，全社会都有义务推动这一进程。人们注重保障个人自由、自治和内在的和谐，旨在达到内在和外在的完善。[3]

然而，汉娜·阿伦特内在的和谐在早年就受到了挑战。在她三岁时，为了治疗她父亲的梅毒，全家从汉诺威搬到了东普鲁士的首府柯尼斯堡。保罗·阿伦特年轻时就感染过梅毒，那是在和玛尔塔结婚前，当他们决定生孩子时，以为病毒已经得到控制，但等到汉娜出生，保罗的身体就每况愈下。几年后，他被迫放弃了电气工程师的工作，1911年夏，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因为梅毒发展到晚期，他瘫痪在床，并有了痴呆的症状。汉娜定期被家人带去看望父亲，直到他已经不认得自己的女儿。在汉娜七岁时，他去世了。

葬礼过后，玛尔塔记录下汉娜对父亲的疾病和离世的反应：

我们度过了艰难和悲伤的岁月。这个孩子目睹了她父亲在疾病折磨下所有可怕的变化。她和父亲在一起时，体贴又耐心，1911年整个夏天，她一直在陪他玩纸牌，她不允许我说一句关于他的难听话，但有时又希望父亲不在这个世界上。

她早晚为他祈祷，没有人教她这么做……保罗10月去世了。她认为这对我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她自己似乎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她还安慰我说：“记住，妈妈，很多女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她参加葬礼时哭了，“因为葬礼上唱的歌曲太美了。”除此之外，她感到很满意，因为那么多人都在关注她。撇开这一点，她可以说是一个阳光、快乐的孩子，有一颗善良、温暖的心。[4]

失去父亲的经历，并没有减少汉娜·阿伦特内在的对世界的好奇心。从很小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害羞、独立和充满好奇心的混合体，并且拥有强大的想象力，热爱讲故事。玛尔塔记录了女儿在幼儿园度过的时光如何给她提供了很多在家里玩的想法，比如她会重新表演在学校学到的课程。玛尔塔在笔记本里写道：“她好为人师。”[5]

汉娜四岁时进入幼儿园，那时大多数德意志帝国的孩子不论宗教背景如何，都被要求上基督教主日学，汉娜也不例外。玛尔塔不信教，但她坚持让汉娜跟着爷爷马克斯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克拉拉上犹太教堂，好让她受到一些宗教教育。于是，汉娜成为沃格尔斯泰因拉比的学生，一周和他见几次面，接受宗教指导。没过多久，她就对这位拉比心生好感，她喜欢告诉朋友们，等她长大了要嫁给他。但是母亲警告她说，如果她嫁给拉比，就不可以再吃猪肉。对此汉娜回答道：“那好，我就嫁给一个吃猪肉的拉比。”汉娜没有做太久学生，很快她就跟沃格尔斯泰因拉比说，所有的祈祷应该献给基督[6]，又过了不久，她宣布她不相信上帝（尽管这一声明并没有贯穿她的一生）。宗教是需要被理解而非信任的。虽然后来她又研究神学，但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过宗教生活。

汉娜虽然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她缺失犹太身份认同感。她的父母并不谈论身为犹太人的话题，但她在成长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是“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定义了她作为一位20世纪德国犹太女性的一生。1964年，在接受君特·高斯的采访时，阿伦特回忆了她的童年经历，讲述了她是如何意识到自己犹太人的身份的：

我小时候并未听过“犹太人”这个词。第一次接触到它，是在街上听到孩子们说的反犹言论——具体就不必重复了。从那之后，怎么说呢，我就“开悟了”……我并没有感到震惊。我暗暗想道：原来事情是这样。我当时感觉自己是特殊的吗？是的。但是，今天我无法跟你解释清楚……客观来说，我认为那跟我身为犹太人有关。比如说，作为一个孩子——当时已经算是个大孩子——我知道我看起来就是犹太人的样子。我的外表就跟其他孩子不同。我对此非常敏感。但是这并没有让我感到自卑，我只是意识到这个事实……你知道，所有的犹太孩子都会遭遇反犹主义。许多孩子的灵魂都中了它的毒。我的情况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母亲经常告诉我，人不要自轻自贱。我们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7]

20世纪初，柯尼斯堡居住着很多犹太人。玛尔塔·科恩的父亲雅各布·科恩于1852年逃离了俄罗斯帝国，当时的统治者是迫害宗教少数派的尼古拉一世。他宣称犹太人是一个有害的异端群体，推行通过同化犹太人来系统性破坏犹太文化的政策。他强制所有男人服兵役，强迫犹太孩子离开母亲，接受基督教教育。雅各布·科恩带着家人来到柯尼斯堡，创立了一家茶叶进口公司。短短几年，公司发展得红红火火，足以让一家人生活无忧。雅各布于1906年去世，同一年，汉娜出生。

阿伦特家族从18世纪开始就一直住在柯尼斯堡。这是一个家境殷实、备受尊重的家族。马克斯·阿伦特是市议会大会和自由派犹太社区组织的主席。[8]保罗和玛尔塔结婚后，搬到有“小莫斯科”之称的蒂尔加滕大街虎峰（Hufen）区的一栋大房子里。尽管当时柯尼斯堡也在讨论“犹太人问题”，但阿伦特的家里并没有谈过。她的家人就像许多犹太移民家庭一样，融入了德意志帝国的生活，当阿伦特告诉妈妈同学们说的话时，玛尔塔告诉她，如果她因身为犹太人遭到攻击，她就必须作为犹太人来保卫自己。她的犹太身份不是一个问题或一个选择，而是与生俱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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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仅一年，汉娜的生活又被打乱，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在萨拉热窝被刺，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紧接着俄罗斯帝国向奥匈帝国宣战。作为奥匈帝国的盟友，德意志帝国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开赴东部战线，而是穿过比利时去阻击法国，这又使得英国加入战争。柯尼斯堡街头的大红海报宣布开战，号召民众入伍；志愿者纷纷涌入军营。阿伦特学校的班级被带去为正在等待调配的士兵们表演节目。东普鲁士距离俄罗斯帝国如此之近，现在已经成为危险之地，尤其对于像阿伦特一家这样的俄罗斯帝国移民而来的犹太人来说。就在俄罗斯帝国的部队向柯尼斯堡行进时，成千上万人逃到了占领区，包括玛尔塔和汉娜。她们在柏林待了几个星期，住在玛尔塔的姐姐玛格丽特的家里，玛格丽特已经结婚，有三个孩子。玛尔塔在笔记本《我们的孩子》中这样描述那段时光：

那些可怕的日子充满了焦虑和紧张的情绪，我们知道俄罗斯帝国的人就在柯尼斯堡附近。8月23日，我们逃往柏林。汉娜进入夏洛滕贝格的女子中学就读，虽然课程更难了，但她适应得还不错。这里的亲戚和朋友带给她许多爱，宠着她。尽管如此，她还是强烈地希望回家，回到柯尼斯堡。十周之后，我们开车回到了已经解放的柯尼斯堡。

德意志帝国的部队在东普鲁士发起反击，迫使俄罗斯帝国的人折返，玛尔塔和汉娜这才得以回到暂时安全的柯尼斯堡。尽管战事造成了一系列混乱，但汉娜的生活大体恢复了正常，只是帝国的经济萧条影响到了家里的经济状况。[9]保罗去世后，给玛尔塔留了一笔遗产，加上科恩家族的生意遗赠，她和汉娜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但随着战争结束，经济剧烈动荡，她的资产也迅速缩水，为了增加收入，玛尔塔把家里的一间房子租给了一位年轻的犹太学生。

流亡的环境和家庭状况的变动让汉娜有些吃不消。在1914年1月的一篇日记中，玛尔塔记录了汉娜的慢性病，她常常一外出旅行就会生病。病症有流鼻血、头痛、喉咙痛、高烧、流感、麻疹、百日咳，有一次还有类似白喉的症状，医生无法确诊。等她身体好转，就开始上钢琴课，学习游泳，虽然玛尔塔认为，她在音乐和游泳上没什么天赋。

在那几年里，汉娜和母亲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动荡不安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让她的性情变得日益内敛，她“好为人师”的一面更加凸显。她从阅读荷马的作品和学习希腊语中得到了很大乐趣，但她更愿意自学，而不是由老师来教。在玛尔塔的笔记本《我们的孩子》倒数第二篇日记中，她形容女儿“难以相处”“令人捉摸不透”，然后补充说，她“是很好的学生，在学业上力争上游……她根据学校课程自学拉丁文教材，学得非常好，回学校后考试得了第一名”。汉娜的智力在全面发展，但童年的艰难岁月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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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9日，在战争进入尾声之时，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开始流亡，帝制结束，一个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将诞生。两天后的11月11日，它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结束了战争。这个消息震惊了本以为他们会赢的本国人。民怨沸腾，这为后来的“十一月革命”埋下了伏笔。尽管玛尔塔在罗莎·卢森堡和爱德华·伯恩斯坦关于改革还是革命的辩论中并不支持前者，但她对斯巴达克团[10]的起义抱有极大热情，将之视为本国政治上一个历史性时刻。玛尔塔终其一生都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士经常在她家聚会，围坐在一起进行长时间的热烈争论。玛尔塔让汉娜接触到罗莎·卢森堡的思想，还带她去看卢森堡在大罢工集会上的演讲。

1919年1月，当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自由军团”暗杀时，阿伦特刚刚13岁，但是卢森堡的政治哲学和母亲政治激进主义的早期印记一直跟随着她。在阿伦特那部谈政治经济和帝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和谈“剥夺公民财产”（expropriation）的《人的境况》中，卢森堡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起源。在卢森堡身上，阿伦特看到了一个独立、热情的女人，一个致力于捍卫自由和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人。

然而，还要过一些年，汉娜·阿伦特才最终转向政治世界。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促使她关注公共领域，那么让她转向思想生活，转向诗歌、哲学和文学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造成的混乱状态。在革命的动荡岁月，她被困在家里，整日待在父亲的书房，阅读和背诵弗里德里希·席勒、歌德、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和荷马的作品，同时在哲学的世界探索，贪婪地阅读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和伊曼努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

1964年，当君特·高斯问她为什么会选择学习哲学、神学和希腊语时，阿伦特回答道：“我只能说我一直都知道我要学哲学。从我14岁开始。”“为什么？”高斯追问道。阿伦特答道：“我读过康德。你会问，你为什么会读康德？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我要么学习哲学，要么就溺死，可以这么说。”

阿伦特向高斯保证说，她选择学习哲学，不是因为她不热爱生活，而是因为她有一种“理解的需要”。从她踏入父亲的书房那一刻起，她持续一生的对理解的需求就存在了：“你知道，所有的书都在家里的书房里，你要做的只是从架子上把它们取下来。”[11]少年时代看过的书籍，在阿伦特的思想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进而塑造了她对战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看法。本国哲学和诗歌的语言也成为她一生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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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玛尔塔嫁给了马丁·比尔沃尔德，一个46岁的商人，他在妻子去世后独自抚养两个女儿。玛尔塔早就和他相识，汉娜在战争期间一个学校项目中认识了马丁的女儿伊娃和克拉拉，当时她们分别是19岁和20岁。在举行婚礼后，玛尔塔和汉娜搬到了位于波索德大街的马丁和他女儿的家中，离汉娜长大的蒂尔加滕大街只有两条街。虽然两个家庭合二为一，但汉娜拒绝屈从于继父的权威。和娴静端庄、相貌普通的两个姐姐不同，汉娜很有主见、桀骜不驯、充满魅力。她没有为融入新家庭做出任何努力，并且开始经常逃学。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写道：“汉娜·阿伦特早晨起床拖拖拉拉，在跟人说话之前都必须喝几杯咖啡。”[12]和她对待学校的态度一样，阿伦特很少参加家庭活动，只有高兴时才参加。差不多在这一时期，她遇见了恩斯特·格鲁马赫，格鲁马赫比她大几岁，也是个学生，后来他介绍阿伦特认识了两个人，安妮·门德尔松和马丁·海德格尔，他们对她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格鲁马赫邀请阿伦特加入他组织的一个学习小组，阅读希腊语作品，讨论文学和哲学，就是在这个圈子里，她先认识了安妮，然后是海德格尔。

安妮是伟大的德国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的后裔，摩西被誉为犹太启蒙运动之父，他的孙子费利克斯·门德尔松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安妮和汉娜持续一生的友谊开始于一场叛逆行动。玛尔塔禁止汉娜和安妮交往，因为安妮的父亲——一个有名的医生——背负着好色的名声。他被一个女病人指控性骚扰，被判处两年监禁，当时正在服刑。但是汉娜没有听妈妈的话。一天晚上，在所有人都睡着后，她偷偷从家里跑出来，坐火车来到安妮居住的斯多尔普（Stolp），这是位于柯尼斯堡西南的一个小镇。她到达的时候是半夜，为了叫醒安妮，她往窗户上扔石子，结果把安妮全家人都吵醒了。玛尔塔意识到不管自己喜不喜欢，汉娜都要跟安妮交朋友，从那以后，她就接受了她们的友谊，欢迎安妮来他们家做客。[13]

汉娜的叛逆行为一直持续到她被学校开除。有一天，她感觉受到老师的冒犯，便带领同学们联合抵制这位老师的课。她的母亲试图跟校长沟通，让她继续留在学校，但是她惹了太多麻烦，逃了太多课，实在没有挽回的余地了。玛尔塔于是安排汉娜到柏林大学完成学业。她15岁时搬到了一个学生公寓，研读希腊文、拉丁文和哲学课程。汉娜当时有个老师叫罗马诺·瓜尔迪尼，他对待神学持开放态度，将神学、诗歌和哲学融合在一起的授课方式，点燃了她对理解的渴望。她轻松通过了高考，顺利进入大学，在远离政治动乱的魏玛共和国，享受到了文化的盛宴。

然而，彼时国家正在受难中。《凡尔赛和约》被国民视为背叛，通货膨胀已经到了天文数字，经济被摧毁，国家在文化上处于撕裂状态，一边是魏玛共和国的进步主义，一边是参与“一战”但失败的士兵们对战场的渴望。阿道夫·希特勒就是这些士兵中的一个，1923年11月8日到9日，他代表国家社会党发动了“啤酒馆政变”。政变失败后，希特勒被判处五年徒刑，他就是利用这段时间写出了自传《我的奋斗》，这本书也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宣言。与此同时，关于马堡一个年轻教授的传言开始满天飞，他曾经跟随哲学家、现象学之父埃德蒙德·胡塞尔学习。恩斯特·格鲁马赫已经上过马丁·海德格尔的第一届研讨班，他激动地告诉汉娜·阿伦特，传闻是真的：思想真的回归了。他热切地敦促她也加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