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名家名言
非常的大仲马
2002年，法国发生一个非常事件，是轰动法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一个事件。在大仲马诞生二百周年之际，或者逝世一百三十二年之后，法国政府做出一个非常决定，给大仲马补办国葬，让他从家乡小镇维莱科特雷搬进巴黎的先贤祠。
先贤祠是何等地方，乃是真正不朽者的圣殿。它始建于1764年，坐落在塞纳河左岸，圣日内维埃芙山上，右依巴黎索邦大学，左拥巴黎高师，俯临法国参议院所在地——卢森堡宫。
永久居住在先贤祠的文人，先前已有五位。
首批入住的是伏尔泰和卢梭，即法国18世纪启蒙时期的两位大师，法国现代文明的两座思想的灯塔。随后则是19世纪的两位代表人物：大文豪与共和斗士雨果；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挺身而出、发表《我控诉……》的文学家和社会正义的卫士左拉。20世纪法国仿佛进入迷惘的时代，在先贤祠险些空缺，最后总算将马尔罗安排进去，虽有以争议替代尴尬之嫌，但这位神主毕竟有人格力量，是当代人类生活状况的勇敢探索者。
进入21世纪，仿佛为了填补时间的空白，法国人做出了非常之举，将逝世一百三十余年的大仲马请进先贤祠，完成了跨世纪的工程。不过，法国人虽然素有别出心裁的名声，但是，这种史无前例的非常之举，如果选错了对象，还是会造成超现实的大笑话。
必是非常之人，才配得上这种非常之举，而大仲马恰恰是这种非常之人。因此，法国这一超越文坛的盛事，只给世人以惊喜，并没有引起什么非议。如果在全世界的读者中搞一次差额选举，我敢断定大仲马会赢得多数票，虽然别的候选人的作品在文学价值上比大仲马的可能高出一筹。这就是大仲马的非常之处。
我拈出“非常”这两个含义宽泛的字眼儿来界定大仲马，就因为给风格鲜明的那些作家冠名的用词，放到大仲马的头上都不大合适。提起雨果就会想到浪漫主义，提起司汤达或者巴尔扎克，必然想到批判现实主义，而提起左拉，则回避不了自然主义。大仲马和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是同时代人，他们都投入了在法国刚刚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而且，大仲马的浪漫主义剧作《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于1829年在巴黎演出又打响了第一炮，可是称大仲马为浪漫派作家，就难免以偏概全了。
不少文学批评家称大仲马为通俗作家，这倒有一定道理。19世纪四五十年代，报纸为了吸引读者，刮起了小说连载风，于是，连载的通俗小说大量涌现，同时也涌现了大批通俗小说作家。雨果、巴尔扎克等，也都给报纸写过长篇连载小说，但是最负盛名的，还要数当时并驾齐驱的大仲马和欧仁·苏。然而，通俗小说大多是短命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那个时期大批通俗小说及其作者，都已湮没无闻了。可是大仲马的代表作品，如《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基督山伯爵》等，在世界上却一直拥有大量读者，甚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赏阅，显示出特别的生命力，这便是大仲马的非常之处。
大仲马名下的作品（因为某些作品有合作者）非常庞杂，难以计数，有的材料上称多达五百卷。仅就戏剧和小说而言，他尝试了所有剧种，创作了近九十种剧本，而小说的数量则近百部。这种庞杂也招致批评，说他的作品多有疏漏，流于肤浅，缺乏鲜明的风格。这些指责都有一定道理。大仲马的写作往往高速运转，疏漏明显存在。此外，他搞的不是命题文学，也不专门探讨某一社会问题，只是讲故事，讲好听的故事，求生动而不求深刻，结果创造出一个非常生动的大世界，不能拿文学精品去衡量的一个充满非常景、非常事、非常人的大世界。
非常景、非常事、非常人，构成了大仲马的非常世界。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大仲马一生都那么放诞、夸饰、豪放、张扬。因而，他所创造出来的世界里，景非常景，事非常事，人非常人，一切都那么非同寻常，就好像童话，就好像神话。
景非常景。大仲马不像巴尔扎克等人那样，花费大量笔墨去描绘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场所。大仲马总是开门见山，起笔就要用故事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本书正文第一句话便是：“话说1625年4月头一个星期一，《玫瑰传奇》作者的家乡默恩镇一片混乱，就好像胡格诺新教派要把它变成第二个拉罗舍尔。只见妇女都朝中心街方向跑去……”读者也一定要跟着跑去，“想瞧瞧发生了什么事”。
无独有偶，《基督山伯爵》开头一句话也是：“1815年2月24日，从士麦那起航，取道的雅斯特和那不勒斯的三桅帆船法老号，驶近马赛港……”紧接着便是码头上“很快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这两部小说一开场，主人公就在变故中亮相，这就决定了故事情节展开和发展的速度，也决定了故事背景的特异和不断变幻。大仲马总把他的主人公置于命运的变化关头，或者历史的动乱时期。不断变幻的特异场景，恰好适应故事情节快速发展的需要，与巴尔扎克“静物写生”式的场景大相径庭。
《基督山伯爵》的主人公唐代斯刚刚升为船长，在同心爱的姑娘结婚的婚礼上，因遭诬陷而突然被捕，并且很快被押往伊夫狱堡终生监禁。于是他开始了由命运安排的非常经历，越狱逃生，找到财宝，报恩又报了仇。非常的经历，自然都发生在非常的场景中：海水环绕的狱堡地牢、荒凉岩岛的山洞，即便是沙龙和花园、各种交际场所，也都因为密谋而笼罩着特殊的气氛。
《三个火枪手》的故事背景则是一桩宫闱密谋和拉罗舍尔围城战，场景频频变化，忽而路易十三宫廷，忽而红衣主教府，忽而火枪手卫队队部，忽而乡村客栈，忽而修女院，忽而拉罗舍尔围城战大营，忽而英国首相白金汉宫……每一处作者都不多加描述，但是每一处都因为有参与密谋的人物经过，便丧失了日常的属性，增添了特异的神秘色彩，故而常景非常景了。
事非常事。大仲马不是现实主义作家，无意像巴尔扎克等作家那样，绘制社会画卷。基督山伯爵恩仇两报，犹如神话，表面常事掩饰着非常事，事事都惊心动魄，引人入胜。
《三个火枪手》是历史题材的小说，然而大仲马坦言：“历史是什么，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这一比喻不大合乎中国读者的习惯，换言之，历史不过是大仲马讲故事的幌子，他不但善于讲故事，还善于戏说历史。达达尼安的雄心和恋情，同宫闱秘事、国家战事纠缠在一起，事事就都化为非常事了。他和三个伙伴为了挫败红衣主教的阴谋，前往英国取回王后赠给白金汉的十二枚钻石别针，一路险象环生，绝处逢生，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保全了王后的名誉，但是结怨了权倾朝野的红衣主教，性命就握在黎塞留的手中了。神秘女人米莱狄为了要达达尼安等人的性命，就奉红衣主教之命，阻止英国首相白金汉发兵去救援被法国大军围困的拉罗舍尔的新教徒。于是，双方暗中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故事情节演进发展，铺张扬厉，逐渐超越社会，超越历史，成为超凡英雄的神奇故事了。
多少读者的历史知识，是从阅读历史小说中获取的。中国老百姓所了解的三国历史，大半不超过《三国演义》，而有关清朝历史的知识，更是来自各种戏说和历史武侠小说。同样，大仲马的历史小说，也向法国读者提供了似是而非的历史知识。通而观之，人类阅读追求故事情节的兴趣，多少世纪以来并没有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大仲马的一些小说至今仍然大行其道。此外，大仲马讲述故事的轻快语调，情节每发展一步都同读者的兴趣所达成的默契，也都是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
人非常人。大仲马笔下的主人公，如唐代斯、达达尼安等，当初就是普通的海员、乡绅子弟，但是命运（作者的安排）把他们变成了非凡的人物。何止主人公，就是其他重要人物，如路易十三、火枪卫队队长德·特雷维尔、红衣主教黎塞留、英国首相白金汉、法国王后奥地利安娜等这些历史人物，本来都在尘封的历史书中长眠。可是，他们一旦被大仲马拉进小说，就改头换面，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从历史人物摇身变为历史小说人物，从而有了超越历史的非凡之举，他们特异的性格与命运，也就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关注了。
大仲马的小说人物的非凡之举，原动力固然因人而异，其中不乏高尚的忠诚、友情、正义感和侠义精神，但是几乎无一例外地受贪欲的驱使。他们贪图荣誉、金钱、女人、权力，贪图美酒佳肴，还渴望报仇……由希腊宙斯等诸神所开创的贪欲和复仇的传统，源远流长，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又发扬光大。从拉伯雷到伏尔泰，再到大仲马，可以说一脉相承。
大仲马笔下人物的超常胃口，也正是大仲马的胃口，他在生活中的各种贪欲，都最高程度地体现在他塑造的人物身上。例如达达尼安，差不多什么都贪，贪图功名、金钱、地位、女色，等等，正是这些贪欲激发出他的冒险精神，促使他走上一条充满各种诱惑的人生之路。三个火枪手也各有所贪，连最清高的阿多斯，也还贪酒和复仇，更不用说波尔托斯了。位极人臣的黎塞留贪权贪名，国王路易十三贪钱，心胸狭隘又贪图“正义”的名声，让人们称他“正义者路易”。
大仲马在生活中和作品里，都毫不掩饰，甚至炫耀各种欲望，而在他的笔下，不炫耀者便是心怀叵测的人物。当然，在达达尼安和三个伙伴身上，如果没有忠诚和豪爽的一面，贪欲就成了讨厌的东西了。他们四个人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生死朋友，谁有钱都拿出来大家花，遇到事情也一起行动。达达尼安很想当官，他拿到空白的火枪卫队副队长的委任令时，还是先去逐个请求三个朋友接受。在大家都拒绝，而阿多斯填上达达尼安的名字后，达达尼安禁不住流下眼泪，说他今后再也没有朋友了。
大仲马的人物贪欲而不求安逸，他们认为安逸是仆人和市民过的日子，不冒任何风险，无异于慢慢等死。他们是躁动型的，往往捅马蜂窝，自找麻烦，冒种种危险而乐在其中，凭智慧、勇敢和天意，最后总能实现不可能的事情。
大仲马一生充满贪欲和豪情，过着躁动疯狂的生活。他花费二十余万法郎建造基督山城堡，每天城堡里高朋满座、食客如云，多至数百人，豪华的排场名噪一时。他不断地写作，不断地赚钱，又不断地挥霍，屡次陷入债务的麻烦，最后连他的城堡也被廉价拍卖了。有福同享的大有人在，有难同当者却不见一人，这就是他的小说与现实的差异。
大仲马深知，唯一借用而无须还债的东西，就是智慧。他以自己的大智慧，创造出一个由非凡的人、非凡的故事构成的文学世界。但是千虑还有一失，有一个非常动人、出人意料的故事，没有写进他的作品：在逝世一百三十二年后，大仲马作为这个奇异故事的主人公，完成了从家乡小镇迁入巴黎先贤祠的非凡之举。
李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