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克恩从翻腾着的黑暗中惊醒，仔细谛听着。跟所有被追捕的生物一样，他马上完全清醒了，小心地警戒着，准备逃跑。他纹丝不动地坐在床上，瘦嶙嶙的身子向前伛着，心里兀自在盘算万一连楼梯都早被守住了，他该怎样脱身。

房间在四楼。一扇窗子开向院落，可是既没有阳台，也没有挡水的屋檐。往那个方向逃跑是绝对不成的。此外，就只有一条出路了，就是顺着过道走到阁楼上，再从那儿翻过屋顶爬到邻舍人家去。

克恩瞟了下夜光表那发亮的指针，五点多一点儿。屋子里差不多还是漆黑的。另外两张床上，被单在黝黯中模模糊糊地闪出灰洞洞的光芒。靠墙睡着的那个波兰人正在呼呼打鼾。

克恩小心翼翼地从床上溜下来，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门口。正在这时候，睡在中间床上的那个人动了一下。“出了什么事吗？”他悄声说。

克恩没搭腔，尽力把耳朵贴在门上。

那个人坐了起来，摸着放在铁床上的东西。一支手电筒拧亮了，它那摇摇曳曳的惨白光圈照在油漆剥落的黄褐色的门上一角，也照在克恩的身影上。他头发蓬乱，内衣和短袜都弄得很皱了，正在锁孔那儿谛听。

“活见鬼，怎么回事啊？”床上的那个人咝咝地说道。

克恩把身子挺直了。“我不知道。一个声音惊醒了我，我听到一个声音。”

“一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啊，你这个傻瓜。”

“楼底下，楼底下有个声音。人声啊，脚步声啊，总是这一类的声音。”

那个人起了床，往门口走去。他穿着一件黄衬衫，下面那两条毛茸茸的、肌肉很发达的腿被手电筒的光照亮。他倾听了一会儿，随后问道：“你住在这儿多久啦？”

“两个月。”

“被搜查过没有啊？”

克恩摇摇头。

“啊哈！那你还听什么声音。你睡熟了，有时候放一个屁听起来也好像是打雷呢。”

他把手电筒光照在克恩的脸上。“哦，哦，刚满二十岁吧，嗯？是难民吗？”

“当然。”

“Jesus Christus tso siem stalo...[1]”角落里的那个波兰人突然咯咯地说道。

那个穿衬衫的人用手电筒光在屋子里扫了一遍。黝黯中出现一绺又乱又黑的胡子，一张张开着的大嘴，一对在密稠稠的眉毛底下深陷下去的瞪出的眼睛。

“别提什么耶稣基督了，波拉克，”那个拿手电筒的人发牢骚说，“他再也不是活着的了，像索谟河那边的志愿军那样死了。”

“Tso？[2]”

“听！又来啦！”克恩朝自己的床边跳过去，“他们上楼来了。我们得翻过屋顶去。”

那个人像桅楼一样直打转。一阵关门声和压低了嗓音的谈话声传来。“活见鬼！走啊！波尔斯基，逃吧！警察来了！”

他从床上抢过了自己的东西。“知道怎么出去吗？”他问克恩。

“知道。沿门廊向右转，上那个污水槽后面的楼梯。”

“我们走吧！”穿衬衫的那个人毫无声息地开了门。

“Matka boska！[3]”波兰人又咯咯地说着。

“住嘴！什么事都不要告诉他们！”

那个人把门关上了。他跟克恩沿着又狭又脏的门廊飞跑着。他们跑得那么轻声，连污水槽里那个漏了的龙头滴水的声音都听得清。

“从这儿拐弯。”克恩小声说。拐了个弯，却跟什么东西撞了个满怀。他晃了一晃，看见一身制服，便打算往回走。就在这时候，他胳膊上被揍了一下。“站着不准动！把手举起来！”有人在黝黯中吩咐。

克恩的东西掉到了地上。他左边胳膊被揍得直发麻。那个穿衬衫的人瞧了一会儿，仿佛要扑到黑暗中的那个声音上去似的。可是他随即看见一支手枪，抓在另外一个警察手里抵住了他的胸口。于是他慢慢地把胳膊举了起来。

“转过身去！”那个嗓音吩咐道，“站在窗子旁边！”

两个人都照着做了。

“瞧瞧那件东西上有些什么。”拿手枪的警察说。

另外一个警察把掉在地上的衣服搜查了一阵。“三十五先令……一支手电筒……一只板烟斗……一把瑞士军刀……一柄虱子梳……别的东西没有了……”

“没有文件吗？”

“有三两封信。”

“没有护照吗？”

“没有。”

“你的护照在哪儿？”拿手枪的警察问。

“我没有。”克恩说。

“当然没有。”警察把手枪伸到那个穿衬衫的人的肋骨下方，“那么你呢？难道非要我一个个问吗？你这个婊子养的儿子。”

那个人慢慢地转过身。“婊子养的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两个警察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那个不拿手枪的人笑了起来。另外一个舔了舔嘴唇。“只要看一看，”他慢条斯理地说，“一位漂亮的绅士！一个二流子！施丁格将军！”他突然把胳膊往回一缩，朝那个人下巴上揍了一下。“双手举着！”他咆哮道，那个人摇晃了一阵。

那个人瞪着他。克恩觉得从来不曾看见过这样一副嘴脸。“我指的是你啊，你这个野种，”警察说道，“你现在愿意说话吗？还是要我再把你的脑袋摇一下？”

“我没有护照。”那个人说。

“我没有护照。”警察学他的样说了一句，“婊子养的儿子先生当然是没有护照的。我们正是那么想的。好吧，把衣服穿上，赶快！”

一批警察打门廊里跑过来，把一扇扇门拉开。他们中间有一个挂着肩章的走了过来。“哦，你们抓到了什么？”

“两三只鸟儿，正想从屋顶上飞走呢。”

警官向他们瞧着。这人很年轻，脸又狭又苍白。他蓄着一撇修剪得很仔细的乌黑小唇髭，身上有一股香水味儿。克恩一嗅就知道，那是4711古龙水。他父亲开过一家香水厂，所以这些个东西他全知道。

“这两个人，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那中尉说道，“手铐！”

“难道维也纳的警察在抓人的时候准许随便打人吗？”那个穿衬衫的人问。

警官抬起头来望着。“你叫什么名字？”

“施泰纳。约瑟夫·施泰纳。”

“他没有护照，而且还威胁我们。”拿手枪的那个警察这样解释着。

“准许做的事比你想象的还要多，”警官凌厉地说，“把他们带到楼下去！”

两个人穿上了衣服，几个警察将手铐拿出来。“来吧，我的宝贝。瞧，现在你们才好看得多了。这一对家伙很合适，倒像是定制似的。”

克恩感觉到自己的腕节触着那冷冰冰的钢铁。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上镣。那钢环并不怎么妨碍他走路。可是他仿佛觉得，那家伙还不只是束缚住他的一双手。

外面是清晨的天光，两辆警车停在房子前面。施泰纳皱起了脸。“头等的葬礼。真不赖，孩子，嗯？”

克恩没搭腔。他尽可能把手铐藏在外衣里面。有几个送牛奶的人站在街上，关切地望着。对面那些房子，窗户都已经打开了。一张张脸在黑沉沉的裂口里闪烁，如同一个个面团。一个女人哧哧地笑着。

大约有三十个人已经被抓来，这会儿正在往敞篷的警车上送。他们大多数都一声不响地爬了上去。房东太太也杂在他们中间。那是一位五十光景的女人，胖乎乎的，头发金光闪闪。唯有她一个人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前几个月，她用最便宜的办法，把自己一幢破破烂烂的房子那两层空着的楼面改成了公寓。不久，消息就传开了，说是客人睡在那儿，不用向警察局报告。那里只有四个合法的房客，有护照，而且登记过——一个小贩、一个灭鼠者、两个妓女。其余的人都是天黑以后悄悄溜进去的，几乎全是德国、波兰、苏联和意大利的侨民、难民。

“上去啊，上去啊！”上尉正在跟那房东太太说，“这些个事，你不妨到警察局里去解释。到了那边，你有的是时间说。”

“我抗议——”女人尖着嗓子说道。

“随你怎么样抗议吧。眼下，你得跟我们一块儿去。”

两个警察把那个女人架上了警车。

上尉朝克恩和施泰纳转过脸去。“嘿，这两个，对他们要特别留意啊。”

“Merci.[4]”施泰纳说道，走上了警车。克恩也跟着他上去了。

警车开走了。“祝你们愉快！”一个女人的尖嗓音从某个窗口里传出。

“杀掉那批难民！”一个男人在他们后面咆哮，“这样可以节省粮食。希特勒万岁！”

街上差不多还是空荡荡的，警车因此开得很快。房子后面，天空往后倒退着，显得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宽阔，露出一种透明的蔚蓝，可是那些乌黑一团站在警车上的犯人，却像是秋雨中的垂柳。有两个警察正在吃火腿面包，还喝着平底洋铁罐子里的咖啡，以便把火腿面包送下去。

靠近阿斯佩恩桥[5]，一辆运蔬菜的卡车从街上横穿过去。警车猛然一震，刹停下来，然后重新起步。就在这一刹那，有一个犯人爬过第二辆警车的边沿，往下一跳。他倾斜地翻过遮泥板，被挂住了衣服，仿佛树枝折裂似的啪的一响，撞在人行道上。

“停！倒车！”领队的喝道，“要是他动一下，就把他一枪打死！”

警车急忙刹停。警察都下来了，朝那个人摔下的地方跑去。司机向四下里望了一眼，看见那个人并不打算逃跑，便慢慢地把警车倒退过去。

那个人的后脑壳跟人行道撞了一下。他的大衣敞开了，四肢摊开着躺在那儿，活像一只摔死在地上的大蝙蝠。

“把他带回来！”上尉喝道。

警察们伛下身去。然后有一个挺起身来，说：“他准是什么地方被摔坏了，站不起来。”

“他自然能站起来。让他站起来啊。”

“结结实实地踢他一下。那样他就会站起来了。”先前揍过施泰纳的那个警察随口出了个主意。

那个人在哼哼。“他实在站不起来嘛，”另一个警察报告道，“他头上也在流血呢。”

“他妈的！”领队的下了车，“谁都不准动！”他向车上的犯人们吆喝，“该死的流氓，只会找麻烦。”

这会儿，警车靠近那个摔倒的人停着。克恩居高临下，看得一清二楚，他是认识他的。这是一个形容憔悴的俄裔犹太人，蓄着蓬松凌乱的灰色胡子。克恩跟他在一间房里睡过好几夜，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个老头儿曾一大早站在窗子前面，手臂上绑着经匣[6]，慢慢地前俯后仰地祈祷。他是一个贩卖棉纱、鞋带和丝线的小贩，曾经从奥地利被驱逐出境过三次。

“嗨，站起来！”那警官吩咐道，“你到底为什么要从警车上跳下去？难道你犯的案子太多了，嗯？偷过东西，天知道还犯过别的什么案子。”

那老头动了动嘴唇，瞪出的眼睛转向上尉。

“这是什么意思？”上尉问，“他有没有说什么话？”

“他说，跳下去是因为害怕。”跪在他旁边的那个警察说。

“害怕？他当然是害怕的。因为他犯了法。这会儿他又在说什么？”

“他说，他没有做什么坏事。”

“个个都这样说。可是，我们该怎么对付他呢？他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啦？”

“得有人去请一位医生来。”施泰纳在警车的座位上说。

“住嘴！”上尉怯生生地喝道，“这个时间，叫我们到哪儿去找医生？我们可不能让他一直躺在马路上。往后，他们又要说是我们作践他了。什么事情都怪警察。”

“他应当住医院，”施泰纳说，“马上就去。”

那警官着慌了。这会儿他才看到那个人伤势很重，这可弄得他连不许施泰纳开口的事都忘了。“医院！他们不肯就这么收留他的。你总得有一张证明。那种事我一个人可安排不了。首先，我必须把这件事报告上去。”

“把他送到犹太人的医院里去，”施泰纳说，“那边会收留他，用不着证明，用不着打报告，甚至也用不着钱。”

上尉瞪了他一眼。“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

“我们应当把他送到诊所去，”有一个警察建议，“总有一个助理医生或是医生在那边的。他们会给他诊断。至少，我们可以摆脱他。”

上尉已经打定了主意。“好吧，那就把他抬上车。我们开到公共诊所去。不妨留一个人在那边，跟他一起。真是讨厌得要死！”

几个警察把那个人抬了起来。他哼哼着，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他们把他放在警车的地板上。他有些发抖，睁开眼睛，在那瘦削的脸上这双眼睛闪出了不自然的光芒。上尉咬咬嘴唇，说道：“好一个傻瓜的诡计！像他这样的老头儿，居然还跳车。开吧，但是开得慢些。”

在受伤者的头底下，一摊鲜血慢慢地汇集了起来。他那多疙瘩的手指在警车的木地板上乱抓乱扒。他的嘴唇慢慢地缩拢起来，牙齿露在外面，倒像有人在笼罩着死亡阴影的苦痛面具后面，沉静而讥刺地笑着。

“他在说什么？”上尉问道。

那个警察又跪下去，按住老头儿的脑袋，免得受到车辆的震动。“他说他要到他的孩子们那儿去，”警察报告道，“他们都要饿死了。”

“哦，胡诌。他们不会饿死的。他们在哪儿？”

警察伛下身子。“他不肯说。说了，他们会被驱逐出境的。他们谁也没有居留许可证。”

“尽是胡诌。现在他怎么说？”

“他说，他要你饶恕他。”

“什么？”上尉吃惊地问。

“他说，他要你饶恕他给你造成的麻烦。”

“饶恕他？那是什么意思？”警官摇摇头，直瞪瞪望着地上的人。

警车在诊所门前停住了。“把他抬进去，”上尉吩咐道，“不要着慌。还有你，洛特，跟他一块儿待着，等我打电话给你。”他们把那个受伤的人抬起来。施泰纳朝他伛下身去。“我们会找到你的孩子。我们会照顾他们，”他说，“你懂吗，朋友？”那个犹太人闭上了眼睛，随后又睁开了。

这时候，有三个警察把他抬进了屋子。他那摆荡着的手臂，打人行道上无可奈何地拖过去，仿佛他早已死了似的。过了一会儿，两个警察走回来，又跳上警车。“他有没有说别的话？”上尉问道。

“没有。他脸色发了青。要是伤在脊椎，他就活不长久了。”

“顺当得很，反正只少了一个犹太人。”揍过施泰纳的那个警察说。

“饶恕，”上尉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话！有趣的家伙——”

“特别是在这种时势下。”施泰纳说。

上尉肩膀一挺。“闭嘴，你这个布尔什维克，”他咆哮着，“我们要教训你懂点规矩。”

这一干人犯被带到了伊丽莎白街警察局。施泰纳和克恩的手铐被除掉了，他们跟其余的人一起关在一间黑洞洞的大屋子里。大多数人都安静地坐着。他们原是等候惯了的。只有那个头发金闪闪的、身体胖乎乎的房东太太，一个劲儿在哀号。

九点钟左右，他们才一个一个被传唤到楼上去。

克恩被带进一间屋子，里边有两名警察、一个穿便衣的录事、那个上尉，还有一名中年警长。警长坐在一张转椅里抽烟。“把表格填一填。”他跟坐在桌边的那个人说。

那录事是个痩弱而暴躁的人，样子活像一条青鱼。“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嗓音深沉得可怕。

“路德维希·克恩。”

“什么年月出生的？”

“1916年11月30日，生在德累斯顿。”

“那么你是德国人喽——”

“不。没有国籍。公民权已经被剥夺了。”

警长抬起头来看了看。“二十一岁就被剥夺了公民权？什么原因？”

“没有什么原因。我父亲被剥夺了公民权，我既然是他的儿子，那我的公民权也就被剥夺了。”

“你父亲干了些什么？”

克恩沉默了一会儿。一年的难民经验，已经教会他跟当局讲话字字都得小心。“他被诬告在政治上不可靠。”他最后才说。

“你是不是犹太人？”

“我父亲是的，可我母亲不是。”

“啊哈……”

警长将烟灰掸在地板上。“你为什么不住在德国？”

“他们把我们的护照都拿走了，要我们出境。要是再住在那边，我们一定会被关起来。万一我们非被关起来不可，那我们也宁可关在别的地方——不愿意关在德国。”

警长冷冷地笑了一阵。“这一点我懂。你既然没有护照，那怎么会越过边境？”

“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进行短期旅行，你只需要有一张身份证。那东西我们是有的。有了那东西，就准许你在捷克斯洛伐克住三天。”

“过了三天呢？”

“我们弄到了居住三个月的许可证。过了三个月，我们就不得不离开了。”

“你在奥地利已经待了多久？”

“三个月。”

“你干吗不向警察局报告？”

“因为我怕被命令马上离开。”

“岂有此理！”警长拍了下转椅的把手，“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个事的？”

克恩没有提起他跟父母第一次越过奥地利边境时向警察局报告的事。他们是当天就被驱逐出境的。等他们重新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去报告了。

“也许不是这样的吧？”他问。

“这儿不是你发问的地方。你只要回答就是。”那录事凌厉地说。

“你的父母眼下在哪儿？”警长问。

“我母亲在匈牙利。她是被准许住在那边的，因为她出生在匈牙利。我父亲在我离开旅馆的时候被抓走驱逐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是学生。”

“你靠什么生活？”

“我有点儿钱。”

“有多少？”

“我手头有十二先令。其余的钱，朋友们替我保管起来了。”除了这十二先令，克恩什么也没有。这一点儿钱，也是他贩卖肥皂、香水和化妆水挣来的。可是假如他这样说了，那他准会罪加一等，因为他没有工作许可证。

警长站起身来打了个呵欠。“我们是不是都问完了？”

“楼下还有一个。”录事说道。

“总是老一套。多的是羊叫，没什么羊毛。”警长朝上尉做了个怪脸，“只是些非法的侨民。也不像是共产党的阴谋，是不是？到底是谁告发的？”

“总是那种同行嫉妒的人，”录事说，“大概是职业性的猜忌。”

警长笑了起来。然后他注意到克恩仍然在屋子里。“把他带下楼去。你总知道怎么样宣判的。拘留两星期，然后驱逐出境。”他又打了个呵欠，“哦，我要到外面吃烧牛肉，喝啤酒去了。”

克恩被带进一间比先前小些的牢房里。除他以外，还有五个人，跟他睡过一间房的那个波兰人也在里面。过了一刻钟，他们把施泰纳也带进来了。他在克恩旁边坐下。“是第一次坐牢吗，孩子？”

克恩点点头。

“有一种凶手似的感觉，是不是？”

克恩做了个鬼脸。“差不多。监禁，你知道的，我抹不掉对于监禁的最初的感觉。”

“这不是监禁，”施泰纳解释道，“这是拘留。监禁还在后头呢。”

“你坐过牢吗？”

“坐过。”施泰纳微笑着，“你也会尝到那种滋味，孩子。第一次，你会觉得很难受。可是以后就不会了，尤其是在冬天。你在监狱里，至少可以安静一下。一个没有护照的人，如同一具暂时还阳的死尸，他只能指望着自杀——别的可什么也没有了。”

“那么，如果有了一本护照呢？难道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去弄一张工作许可证吗？”

“当然没有。你只能得到平平静静地饿死的权利，省得逃来逃去。那已经是很不错了。”

克恩直愣愣瞪着前面。

施泰纳拍拍他的肩膀。“把你的下巴颏抬起来，孩子。作为这一切的酬报，你有很好的运气活在20世纪，这个文明、进步和人道的世纪。”

“这儿难道一点东西也没有得吃吗？”一个坐在角落板铺上的秃顶矮个子问，“连咖啡都没有一点吗？”

“你只要打铃招呼那个侍者，”施泰纳答道，“告诉他拿一张菜单来。一共有四种，随你挑。你要鱼子酱，当然也可以。”

“这儿的伙食坏透了。”那个波兰人说。

“哦，原来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施泰纳饶有兴致地瞧着他，“你是不是常客？”

“坏透了，”那个波兰人又说了一遍。“而且又那么少——”

“唉，天哪，”角落里的那个人说，“我的箱子里还有一只烤鸡。他们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放我们出去呢？”

“两星期以后，”施泰纳答道，“处罚没有护照的难民，照例是这样，是不是，耶稣基督，嗯？我敢打赌，你一定也知道。”

“两个星期，”波兰人表示同意，“或者日子还多些。伙食的量很少，而且食材又坏，汤还很稀。”

“该死！到那时候，我的烤鸡准烂掉了，”那个秃顶哼哼着，“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吃鸡。我是一个子儿一个子儿那么节省下来的。本来打算今天要吃的。”

“你这脾气到今天夜里再发吧，”施泰纳说，“那时候，你不妨假定鸡已经吃过了，那就可以平静一些了。”

“你说的是什么屁话？”那个人怒气勃勃地瞪着施泰纳，“你难道想告诉我，吃跟不吃都是一样的吗？你这个说废话的家伙。而我其实并没有吃到。再说，我本来还打算留一只鸡爪到明天再吃呢。”

“那就等到明天中午再吃吧。”

“对我来说，那倒不算什么坏事，”波兰人打岔道，“我是不吃鸡的。”

“对你来说，自然不算什么坏事——你箱子里就没有烤鸡嘛。”角落里的那个人咆哮着。

“即使我有鸡，也算不上坏事啊。我是不吃它的。就是受不了。吃过以后要呕吐。”波兰人洋洋得意，拈了拈胡子，“对我来说，那只鸡算不得是什么损失。”

“那种话谁也不感兴趣，你这个傻瓜！”秃顶气愤地嚷嚷起来。

“即使鸡放在这儿，我也一样不吃它。”波兰人得意地说。

“啊呀呀！谁又听到过这种鬼话？”鸡的主人绝望地用双手压着脑袋。

“就烤鸡而言他是输不了的，”施泰纳说，“我们的耶稣基督对烤鸡是有抵抗力的，他是烤鸡当中的第欧根尼[7]。那么炖鸡呢？”

“也不吃。”波兰人坚决地说。

“那么干椒鸡呢？”

“只要是鸡都不吃。”波兰人眉飞色舞。

“我要发疯了！”鸡的主人被弄得很苦，号叫了起来。

施泰纳转过身子。“那么蛋呢，耶稣基督，鸡蛋呢？”

他的微笑消敛了。“小鸡蛋，是的，爱吃小鸡蛋。”一种渴慕的表情牵动了他那蓬松的胡子，“很爱吃。”

“谢天谢地，到底也有美中不足。”

“小鸡蛋很爱吃，”波兰人执拗地说，“四个鸡蛋，六个鸡蛋，十二个鸡蛋——六个煮的，还有六个煎的。放点儿马铃薯。放点儿煎马铃薯和腌猪肉。”

“我不能再听这种话了。把他钉上十字架去，这个贪馋的耶稣基督！”鸡的主人暴怒起来。

“诸位，”一个带着俄罗斯口音的愉快的低沉嗓音开腔了，“为了一种幻想，何必这般激动呢？我偷带进来了一瓶伏特加。能不能让我请你们喝一点儿？伏特加会使心灵得到温暖，精神得到慰藉。”那个苏联人把瓶塞旋开，喝了一口，然后递给施泰纳。施泰纳喝了一口，又递给克恩。克恩却摇了摇头。

“喝啊，孩子，”施泰纳说，“这也是业务的一部分，你不能不学习。”

“这伏特加好得很。”波兰人附和着。

克恩喝了一小口，然后把瓶子递给波兰人，波兰人用一种熟练的姿势将酒瓶往嘴唇边倾过去。

“那个鸡蛋迷快要把酒大口大口地喝光了。”鸡的主人咆哮着，把酒瓶从他那儿夺过来，“已经剩得不多啦。”他喝过以后，才跟那个苏联人遗憾地说。

苏联人摆了摆手。“那不要紧，我最迟今天晚上就可以出去了。”

“你这么肯定吗？”施泰纳问。

苏联人微微点一点头。“是的。很不幸，我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苏联人，我有一本南森护照[8]。”

“南森护照！”那只“鸡”艳羡地重说了一遍，“那你在没有国籍的人当中，倒成了第一流的人物了。”

“我很抱歉，你们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苏联人彬彬有礼地说。

“那你能比我们先走一步了，”施泰纳答道，“你是第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同情都被你弄去了，我们只得到一些残余。人家哀怜我们，可是我们是讨厌鬼，谁也不需要我们。”

苏联人耸了耸肩膀，然后把酒瓶递给了牢房里的最后一个人，那人始终安静地坐着。“请你也喝一口。”

“不，谢谢，”那个人傲慢地答道，“我不属于你们这一伙。”

他们都朝着他看。

“我有护照，有国家，有住在这儿的许可证和工作许可证。”

大家都一声不吱。“请原谅我提一个问题，”苏联人随即迟迟疑疑地说道，“可是，那你为什么也在这儿呢？”

“因为我的职业，”那个人傲慢地解释着，“我不是没有身份证的、昼伏夜出的难民。我是一个道地的扒手和专业的赌徒，公民的种种权利我都有。”

中午，有一道没有豆子的豆汤。晚上也一样，不过这一回却叫作“咖啡”了，同时还送来一块面包。

七点钟，有人来敲门。那个苏联人果然像他自己所预料的，被放出去了。他仿佛对着老朋友那样告了别。“两星期后，我会到斯贝勒咖啡馆去看看，”他跟施泰纳说，“也许到那时候，你会在那边了，我可能有东西给你。再见。”

八点钟，那个道地的公民和赌博骗子准备投降了。他拿出一包纸烟，挨着个儿递过去。大家便抽起烟来。薄暮和燃着的烟卷给牢房添上一股差不多像是家庭一样的气氛。扒手解释道，警察局正在对他进行例有的侦查，想看看能不能在最近六个月来发生的事里找一些来加在他的头上。他认为他们不会办得到。然后他建议玩一回牌，接着从口袋里变出了一副纸牌来。

天色已经很黑，电灯还没有开。可是那个赌博骗子却不在乎。他双手又那么一摆，变出一支蜡烛和一盒火柴。那蜡烛被插在墙头一块凸出的地方，发出一缕惨淡摇曳的火光。

“鸡”、波兰人和施泰纳都凑拢来了。“我们不赌钱，是不是？”“鸡”问道。

“当然不是。”赌博骗子微微一笑。

“你不想一起来玩吗？”施泰纳问克恩。

“我不会玩牌。”

“那是你应当学习的事。晚上，你还能做什么别的事啊？”

“今天不玩——明天吧。”

施泰纳转过身来。烛光在他脸上划出了很深的凹痕。“你有什么事吗？”

克恩摇摇头。“没有。只是有点儿累。我想在板床上躺一会儿。”

赌博骗子早已在洗牌了。他让纸牌啪的一下合拢，手法高雅又敏捷。“哪一个发牌？”“鸡”问。那个道地的公民将纸牌分给大家。波兰人拿到一张9，“鸡”拿到一张Q，施泰纳和赌博骗子各得一张A。

赌博骗子急忙朝上一望。“不分胜败。”

他又分得了一张A，便微笑着将一沓牌递给施泰纳。施泰纳无意间把最后一张翻了起来——梅花A。

“多么巧！”“鸡”笑了。

赌博骗子可没有笑。“这套手法你打哪儿学来的？”他吃惊地问施泰纳，“你也是干这门营生的吗？”

“不，我是业余的。多承专家夸奖，这让我很高兴。”

“不是那个意思。”赌博骗子瞧着他，“事实是，这套手法是我发明的。”

“真的吗？”施泰纳捺灭了烟卷，“我是在布达佩斯学来的。在牢房里，那时候我还没有被驱逐出境。有一个名叫卡切尔的人教我的。”

“卡切尔！我明白啦。”赌博骗子释然地叹了口气，“原来是这么个来历！卡切尔是我的学生。你学得很不错。”

赌博骗子将一沓牌递给他，诧异地瞅着蜡烛。“光线很暗，可是当然，我们是打着玩儿的，诸位，不是吗？完全是光明磊落的。”

克恩往自己的铺位上一躺，闭上了眼睛，满肚子尽是说不出来的灰色哀愁。打那天早上被审问的时候起，他老是惦念着自己的父母——这是很久以来的第一次。他看见他的父亲，就像那次从警察局回来的样子。一个同行的竞争者诬告他诋毁国家——为了使他那家制造肥皂、香水和化妆水的小型工厂宣告破产，随后用最便宜的价钱接盘。这个阴谋是成功了，正如那个时候成百上千个别的诡计一样。被拘留了六个星期，克恩的父亲回来时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废人。他从来不提这段经历，可是很快便把工厂卖给了他的同行，价钱便宜得荒谬。不久后，来了一道命令要他离开，跟着就开始了他那没有穷尽的逃亡生活。从德累斯顿到布拉格，从布拉格到布隆，从那里又趁黑夜越过边境，到了奥地利，第二天背着警察逃进捷克，两天之后秘密地溜过边境，到了维也纳——他母亲在那晚折断了手臂，只能临时用树枝做了个夹板——从维也纳到匈牙利，在他母亲的亲戚那儿待了两三个星期，然后又进了一次警察局，跟他母亲分别，她因为出生在匈牙利，所以被准许住下来，又一次越过边境，又是维也纳。一路上干那种贩卖肥皂、化妆水、吊袜带和鞋带的伤心事，时刻担心着被检举和逮捕。他父亲一去不返的那夜，孑然一身的几个月，从一个躲藏的地方偷偷溜到另一个躲藏的地方……

克恩翻了个身，跟一个人撞了一下。在他的板床上，还躺着一个在黑暗中看去活像一捆破布似的东西。这是牢房里的另一个犯人，五十来岁，一天到晚动也不动。

“对不起，”克恩说道，“我没有看见你——”

那个人不搭腔。克恩看到那人眼睛睁着。他知道这种情况，在路上他碰到过很多次，最好的办法就是随他去。

“该死！”“鸡”突然在簇聚着玩牌的人中嚷嚷起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傻瓜！一个什么样可怕的傻瓜！”

“怎么啦？”施泰纳心平气和地问，“红鸡心Q，正是这张牌啊。”

“我说的不是这个。那个苏联人，应当找人把我的鸡带给我的。老天爷，我是一个什么样卑鄙的傻瓜！简直是一个头脑简单、意志薄弱的白痴！”

他向四下里望了望，仿佛世界已经到了末日似的。

克恩突然发现他自个儿正笑着。他并不想笑，可是这会儿却发现他就是在笑个不停。他一直笑到浑身发怔，却不知道为了什么。他心里有种东西在笑，把一切——悲愁、往事和所有的记忆——投入纷乱。

“怎么回事啊，孩子？”施泰纳问，从纸牌上抬起眼睛望了下。

“我不知道。我就是在笑。”

“笑总是好事。”施泰纳打了一张黑桃K，把那一声不吭的波兰人认为必胜的一局牌偷偷地赢了过来。

克恩伸过手去拿一支烟卷。好像一下子一切都很简单了。他决定明天起就学习玩牌。于是他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个决定已经改变了他的一生。

注释

[1]波兰语，意为：“耶稣基督，怎么回事情……”

[2]波兰语，意为：“什么？”

[3]波兰语，意为：“圣母！”

[4]法语，意为：“谢谢。”

[5]Aspernbrücke，连接维也纳内城区与利奥波德城的重要桥梁。

[6]即经文护符匣，是一组黑色小皮匣，内部装有写着摩西五经章节的羊皮纸，在犹太教平日晨祷时穿戴。其中一个绑于上臂，另一个绑在前额。

[7]Diogenes（约公元前412～公元前323），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代表人物。传说他住在一个木桶里，主张禁欲主义的自我满足，鼓励放弃舒适环境。

[8]即无国籍人士护照，是一种被国际承认的难民旅行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