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一次发掘

2003年2月26日，卞家山遗址的正式发掘拉开序幕。领队为赵晔，主要成员有葛建良和郭黎辉，方中华参与了前段10多天的考古工作，后期陈武作为实习技工也加入了发掘队伍。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和工地的实际情况，考古队制定了三个目标：一是探明厂区里约10亩空地内的遗址堆积过程；二是了解木桩的分布及性质；三是搞清遗址主体与南部水域的层位关系。为此，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开挖南北向的长探沟。

经过几天的抽水和除草，试掘区被重新清理干净。但是北部一大堆挖掘挑出的松土给布设长探沟造成了障碍。于是，考古队一方面安排民工加紧搬掉这堆松土，另一方面先将T5和T6向北扩成整方，同时增派民工挖取扩方部分的表土。

3月10日，以长探沟（原T1）为轴线和起点，依次往北布下TG1、TG2、TG3、TG4四条探沟。探沟宽度同为2米，考虑到所有探沟最后都可能被纳入探方，所以每条探沟长度都以10米为限。又探测到地下的堆积较厚，安全起见探沟之间暂留2米的间隔，故这些探沟最初的面积均为2米×8米。次日，TG4北部再添一条TG5，从而将遗址隆起部分全部置于纵向解剖范围（图1-5）。接着，又在T2整方区间以南开挖同一轴向的TG6和TG7，意欲了解遗址南部的淤积层情况。新布探沟的长宽和间距，与前面的探沟保持一致。由于TG5以北已近北围墙，TG7以南已近南围墙，纵向探沟至此布设完成。

在一部分民工挖掘探沟的同时，另一部分民工在清理试掘区内的木桩遗迹。为了探明木桩往西的延续情况，3月25日，T4西侧开挖5米×8米的T4′。5月底，T4清理出由台地向水域伸展、成束、南北向排列的木桩，疑为码头遗迹。6月4日，顺着南北向木桩的走向，T4向南扩方4米×7米。扩方部分恰在T2的整方区间，因未与T2连通，编号为T2′（图1-6：2）。

图1-5　台地解剖沟

就在T4′开挖的同一天，TG4南部发现一件竖立的陶鼎，颇似墓葬之物。考古队随即打掉TG4和TG3之间的2米隔梁，于3月28日确认为墓葬并予以清理，编号M1。为了寻找墓葬并探究墓地的范围，从4月7日开始，以M1为节点，先后布下了东西向同轴的TG8、TG9、TG10三条探沟。这些探沟最初都是2米宽，长度6米或9米，后来为了寻墓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扩方。至5月1日，第5座墓葬清理完毕，TG8、TG9、TG10三条探沟已连成一体，其中TG10的宽度达到了4米。此后东西向探沟不再扩方，墓葬的找寻和清理也告一段落（图1-6：1）。

5月10日，TG2的南半部和TG1的北半部分别西扩成5米×9米的T10和T8，同时往东对应地布设5米×9米的T9和T7。6月7日，T7和T8南扩成整方。至此，2003年的发掘范围基本锁定，实际揭露面积为855平方米（图1-7）。发掘期间，本所科技室主任郑云飞博士也多次到发掘现场采集土样、淘洗植物标本，并获得了大量有机质遗存。

图1-6　2003年发掘场景

图1-7　2003年卞家山遗址探方（沟）分布图

长探沟的开掘使遗址的堆积过程清晰起来，大致的情况是：北部为良渚中期至晚期的墓地，中部为良渚中晚期的大型灰沟，南部为良渚晚期的活动区及大型木构遗存；遗址整体由北往南扩展，延续时间较长。土丘南侧农田下有一层厚约50厘米的纯净黄色粉土覆压遗址，水平层理明显，应为水侵造成的水相沉积——这种黄粉土在良渚遗址上普遍存在，有古环境专家分析这是洪水排泄不畅情况下的静水沉积，可能与良渚文化的衰亡有一定关系。

南部发掘区T3、T4、T4′及T2′共发现140多个木桩，这些木桩被楔在遗址南侧的岸边，多数沿着堤岸呈东西走向分布，还有约三分之一的木桩成束布置在宽约0.8米的区间，从陆岸径直伸向水中，长度达10米。沿岸的木桩大致分成三排，它们紧邻岸边的台地，应该是水边埠头的桩基（图1-8）。伸向水中的木桩匀称且较粗大，个体也较长，据其排列特征应为栈桥的桩基。考古队当时就认为，埠头和栈桥合起来构成了L形分布的木构码头。作为旁征，其附近的淤泥中发现了木桨。

码头北部的岸上，堆积厚度超过3米，主体为两个先后叠压的人工土台，上部发现有房址、灰坑、灰沟等遗迹。灰沟位于墓地与土台之间，填土呈灰黑色，下部为明显的淤积土，内含各种材质的大量器物。南部的码头则叠压在一个红色的土台上，无论层位上还是遗物特征上，都表明这已是最晚的遗迹。

本次发掘从灰沟和南侧水滨的淤积层内出土了丰富的器物。陶器残片数以万计，经编号的陶、石、玉、木、骨、漆、竹制品等各类文物近500件，另采集到大量动物骨骼和有机质残骸。陶器中有较多良渚晚期的素面侧扁鼎足。很多黑衣陶光亮如新，外表或黝黑，或铅亮，有的还刻有精美的纹饰或符号。最让人惊喜的是，挖到了一个带气窗的陶质屋顶模型，它为我们研究良渚时期的建筑形式提供了重要参考。还有一件四足带漏孔的方槽形陶质容器，造型十分特殊，貌似现代的烧烤炉。

图1-8　2003年清理码头遗迹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