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诗与哲学的联盟
美国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经这样写道：“生命是去画一幅画，而不是做一次运算。”
通往亚里士多德的道路，有时可被视为一条通往诗/艺术的道路。亚里士多德对诗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好感，并对其在哲学上的价值做出了高度评价。当柏拉图不遗余力地把艺术视为真理的影像并试图将之驱逐出理想的城邦时，亚里士多德却在艺术现象中发现了柏拉图所未见到的真理：“他答应要从柏拉图和巴门尼德倾其一生试图退出的那个地方来从事他的哲学研究。”透过亚里士多德之眼，努斯鲍姆看到了一种不同于理论反思的实践智慧，并看到了诗与哲学结盟而非竞争的可能性。本节探讨在努斯鲍姆的论述中，亚里士多德如何认识到了诗的哲学价值，他又是如何看到了诗与哲学之间实现联盟的可能性，以及诗对于伦理学的贡献究竟是什么。
诗对哲学的挑战
众所周知，柏拉图对诗人的驱逐开启了西方美学史上“为诗辩护”的传统，作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第一个站出来挑战老师的诗学立场。西方美学史对于“诗与哲学之争”的问题大多聚焦于诗与真理以及存在之间的关系上，但这些讨论时常带有某种玄学色彩，最典型的便是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作为一位卓越的古典学者，努斯鲍姆自然也不会忽略这个问题。她对诗与伦理学关系的解释别出新意，不仅清晰地阐释了柏拉图痛恨诗以及亚里士多德推崇诗的原因，而且还把诗对生活复杂性与脆弱性的洞察予以揭示，认为其“更好地表述了我们对实践的直观感受”。
努斯鲍姆指出，从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开始，希腊的道德哲学就体现了一种排除一切冲突矛盾，摆脱运气对人的控制的理论冲动。生活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柏拉图，目睹其生活时代社会的动荡与价值的崩塌，燃起了一种对纯粹性和摆脱境遇束缚的渴望。于是理性抽象的言说方式开始成为哲学的主流论述方式，并对后世西方哲学产生深远影响。努斯鲍姆认识到，无论是柏拉图主义还是现代的功利主义与康德主义哲学，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们试图用抽象的逻辑一致性来掩盖生活的复杂性与冲突性，并在追求自足性的同时，忽略了运气对于人的品格以及幸福所造成的影响。努斯鲍姆认为，在此问题上诗挑战了这种试图摆脱运气的哲学。
第一，诗所展示的人类实践冲突挑战了哲学上消除一切冲突的渴求。人类生活中的伦理冲突是无所不在的，悲剧是集中反映这些冲突的最重要媒介。努斯鲍姆指出，埃斯库罗斯的两个著名悲剧呈现了人类实践中的两难困境。《阿伽门农》讲述阿伽门农在赢得特洛伊战争返航途中所遭遇的“悲剧性情境”：军队由于触怒了女神阿尔特弥斯而遭遇了可怕的暴风，唯有献祭女儿伊菲革涅亚才能使军队摆脱困境。这就意味着阿伽门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献祭女儿让军队得救，要么就是为了不杀害女儿而付出全军覆没的代价。《七将攻忒拜》则描述了因受到神的诅咒，俄狄浦斯之子埃特奥克勒斯在面对其兄弟波吕涅刻斯率领的敌军攻击时所面临的痛苦抉择。“兄弟相残”就如歌队所唱的那样：“若同胞兄弟相互亲手残杀，/那样的罪愆连时光也难赎清。”
除了在个体身上呈现选择冲突之外，悲剧作品还以个体之间的价值冲突来体现生活的复杂性。作为《七将攻忒拜》的情节后续，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讲述了同胞兄弟在战争中双双阵亡，让妹妹安提戈涅陷入悲剧性的选择困境：她的一位哥哥埃特奥克勒斯为国捐躯，另一位哥哥波吕涅刻斯则因为敌国效力而被视为国家的敌人。依据安提戈涅所认定的家庭伦理，即便哥哥作为一位叛国者，他也应得到妥善的安葬；但她的选择与国王克瑞翁的命令形成冲突，在后者看来，城邦的利益高于一切，波吕涅刻斯不仅仅是敌人，而且还是城邦的叛徒，他下令禁止任何人来埋葬他的尸体。这部作品就是讲述这两位主要人物之间的激烈冲突及由此引发的悲剧性结局。
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有关该悲剧的讨论已有久远的历史，努斯鲍姆依然从中发掘出新意。在她看来，这部悲剧通过对价值冲突的描述反思了一种试图消解冲突的简单价值观及其后果。埃斯库罗斯“表现了人们如何通过这种拒绝方法来避免相互冲突的要求所带来的痛苦。然而，他指出这种简单化，也许会代价太高”。索福克勒斯则对那种柏拉图式的试图用简单规则来消解冲突的倾向给予了严厉审视。《安提戈涅》中的两位主人公克瑞翁和安提戈涅各自持有一套价值标准：克瑞翁的价值观建立在“城邦利益高于一切”的信条上，任何不关心城邦安危的人都被他视为心智不健康；与之相反，安提戈涅的信条则是“家庭价值高于一切”。尽管努斯鲍姆承认，安提戈涅在道义上要比克瑞翁高尚，但她依然认为两人对于生活的看法都是“狭隘”的。这部悲剧的重要价值在于提醒人们生活中价值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冲突性，而不是黑格尔式的用更高的统一来消解这种对立。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安提戈涅》歌词的结构、象征以及措辞中也同样呈现出“对复杂性的关注”。悲剧的形式本身旨在劝阻人们去“追求简单的，尤其是那种被化约的事物”。当然这部悲剧并非仅仅满足于呈现价值的冲突，而是通过呈现一个非和谐、非完美的世界来劝导观众“慎思”的重要性，也就是要学会“让步(yielding)”，不让自己“绷得太紧(strain too much)”，建议人们“在追求自己目标的时候，应该对外在世界的要求与力量保持开放的心态，培养自己面对外界灵活自如而不是僵硬的反应”。
第二，诗洞察到现实中的偶然运气会对人的幸福生活（包括品格）造成影响。传统的西方哲学缘起于人对自身无助与世界混乱动荡的回应，从苏格拉底开始就产生了一种试图克服运气的理性技艺。从苏格拉底的“好人不受伤害”到斯多亚学派所倡导的德性自足，哲学家们都试图论证人类可以不受外界影响，完全掌控自己的幸福，因为真正的幸福只需要建立在稳定的内在人格或“美丽的灵魂”基础上。该思想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该传统认为，存在着一个确定不变的伦理真理，人一旦认识到了伦理的真理，他就拥有了稳定的人格品质：“一个好人将以稳定的方式趋于选择高贵的行为，避免可耻的行为。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品格将逃避侮辱或腐化。”但以悲剧为代表的诗恰恰展示“在具有好品格和生活得好之间具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裂隙；未受控制的事件可以进入这个裂隙中，因此妨碍了好品格在行动中的恰当实现”。它使人们认识到，这些运气或“外在善”是好生活的必要手段，一旦缺乏这些外在的善，我们可能就不仅仅是被剥夺了外在资源，而且也被剥夺了内在价值和好生活本身。
这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赫卡柏》中得到极为深刻的表达。该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在著名的与雅典的战争中，特洛伊陷落了。特洛伊的王后赫卡柏沦为奴隶，并在其他沦为奴隶的特洛伊女性的搀扶下来到色雷斯海边，与她同行的还有她的女儿波吕克赛娜。国破家亡的痛苦时刻，她最为惦念的是她的儿子波吕多罗斯，儿子在战争前就被她送给朋友色雷斯国王波吕墨斯托尔照顾，但她总有不祥之感，“我的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不停地/害怕和惊恐过”。她担心的事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了。首先是她的女儿波吕克赛娜被奥德修斯带走，因为希腊军队为了平息在战争中死亡的阿喀琉斯的愤怒的灵魂，要把她作为牺牲供奉。波吕克赛娜最终以高贵而体面的方式走向死亡，并在精神上征服了希腊士兵，他们为此决定为她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在波吕克赛娜身上，人们能够深深体会到逆境中人的内在品性的高贵。赫卡柏的悲哀也因女儿的高贵赴死而得到缓解。但一个噩耗引发的悲伤尚未平复，另一个噩耗传来，她的儿子也遭到残害。赫卡柏马上意识到是波吕墨斯托尔的背叛，并决心报复。她请求阿伽门农替她复仇，但阿伽门农拒绝出手。于是赫卡柏独自策划复仇计划。她诱骗波吕墨斯托尔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进入被俘妇女的帐屋，与众多特洛伊妇女一起杀死了他的儿子，还刺瞎了他的双眼。失明的波吕墨斯托尔只能双手爬行，并诅咒赫卡柏，要让她变成“一只狗，眼睛露出火光”，死后的墓碑将取名为“不幸的狗之坟”。
努斯鲍姆指出，这部作品是对“人类美德不易败坏，比一棵植物要稳定得多”这一哲学信念的挑战，并向人们显示了稳定人格如何遭到破坏。人的品质是脆弱的，特别在一个道德堕落、价值失范的时代，连好人都有可能作恶。如果女儿的高贵之死让赫卡柏虽陷入悲伤，但尚未失却理智的话，儿子的死则使她彻底丧失理性，丧失原有的高贵人格。因为这个能够支撑起她高贵人格的外在环境变了，她最信赖的朋友波吕墨斯托尔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就意味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那些“最坚固的东西被心不在焉地丢在一边，而且竟然可以被心不在焉地丢在一边”。
由此努斯鲍姆指出，诗对哲学所形成的挑战及其试图向人们传达的智慧，在客观上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存在契合之处；亚里士多德试图向我们传达的智慧，也是《安提戈涅》等作品试图想要表达的。那么，诗究竟如何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形成内在的契合，亚里士多德又是如何实现了诗与哲学的结盟呢？
诗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内在契合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到其思想与诗之间的亲缘关系。一方面这体现在亚里士多德通过《诗学》这样的作品来“为诗辩护”；另一方面其伦理思想对特殊性的强调、对感知与情感的重视、对价值复杂性与不兼容的认识以及对生命脆弱性的理解，恰恰也是“诗”之所长。除了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本身所具有的诗性内涵之外，努斯鲍姆还进一步指出其《诗学》在思想层面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之间的关联。因为这关系到两种价值之间的联系：“其中的一种价值是我们的伦理价值，即我们的幸福概念；另一种价值是我们的诗学价值，即我们对悲剧是否重要，以及其重要性是什么的评价。”通过诗的眼光理解人生，不失为一条亚里士多德的道路，更准确地说，就是通过诗来探索“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伦理之问。
其一，亚里士多德的慎思观念与诗联系紧密。他强调感知(perception)与特殊性(particular)在伦理判断中的首要地位。“洞见取决于感知”，“这些事情取决于具体情状，而我们对它们的判断就在于‘感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问题上的“判断”或“辨别”来自“感知”这种东西，即“一种关系到把握具体特殊事物而不是普遍事物的辨别能力”。普遍原则在此受到批评，因为它们既缺乏具体性又缺乏灵活性。反过来，感知则能够回应细微差别。这种追求感知与特殊性的实践智慧与那种科学式的理性思维形成对照。
一般或普遍的规则虽然有时是正确的，但它们的正确只是在不与特殊情状发生关系的情况下发生。在做具体的伦理判断时，亚里士多德则希望寻求另一种正确。那些只重规则而不懂得变通的人，亚里士多德将之比作一个建筑师试图用直尺去衡量复杂的雕花的圆柱，与之相反，勒斯比亚建筑师用的铅尺可以弯曲，能依其形状来测量石头。因此，好的伦理思考与人类现实的距离显得更近。“好的慎思，就像勒斯比亚尺一样，让自己去适应它所测量的对象，对对象的复杂性给予回应与尊重。”建立在这种感知基础上的慎思就带有某种“艺术性”：“好的慎思就像戏剧或音乐中的即席发挥，关键在于面对外界的灵活性、敏感性与开放性；在此依赖于运算法则不仅是不够的，而且还是不成熟与虚弱的标志。我们或许可以在玩爵士独奏时脱离乐谱，根据乐器的特性来进行微小的变动。”
其二，亚里士多德对情感与想象的重视与“诗”也存在着契合。他对情感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中期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他也从未对人类的灵魂做出柏拉图那样的三分（理智、激情与欲望）。亚里士多德关注在人与动物之间所存在的某种连续性，并为人的欲望与情感赋予理性的价值，我们的本能欲望并不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简单和原始，而是存在着它自身的“意向性和选择性”。在努斯鲍姆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对人类情感世界的好奇与认同。他不仅充分肯定情感的价值，而且还把情感置于道德的核心位置。他不仅认为“冷漠不是人的本性”，而且还认为情感具有认知价值是人类伦理生活的重要指引，如果在情感上麻木或有所缺失，那么他就“缺失了部分的洞察与感知力”。以悲剧为代表的“诗”恰恰为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丰富的情感世界，悲剧最终通过恐惧与怜悯的方式给观众带来心灵的净化。文学的情感所传递的伦理洞见，无疑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核心主题。
其三，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价值的多元及彼此间的不兼容性与“诗”存在着内在契合。前文已述，悲剧作品通过对生活具体的描写呈现出其复杂性与冲突性。无论是安提戈涅所认同的家庭伦理，还是克瑞翁所坚持的城邦伦理，都是构成好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善。但问题在于，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我们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两种善，拥有一种善往往要以付出另一种善作为代价。价值之间的不兼容性是人类生活无法根本克服的现实。
其四，亚里士多德对人生脆弱性的认识恰恰来自“诗”的洞见。亚里士多德在其对悲剧的肯定中体现出他对运气及偶然性的认识。他在对悲剧进行定义时特别重视“行动”，从中可见他对好生活的观察与理解：
事件的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模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人的幸福和不幸均体现在行动之中，生活的目的是某种行动，而不是品质，但他们的幸福与否却取决于自己的行动，所以，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为了行动才需要性格的配合。
好生活是需要建立在行动的基础之上的，光拥有美好的德性却没有行动，根本不能称之为生活，更不用说幸福。当人一旦采取行动时，其生活就会受到外在世界与运气的支配与影响。在此意义上，悲剧所体现的正是关于人类活动的故事，活动才是生活的本质。俄狄浦斯与阿伽门农的命运都在告诉人们，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并不一定得到幸福。悲剧的故事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伦理学观点：品格或灵魂之善对完整的幸福并不充分。我们要生活得好的渴望，在不受控制的偶然事件的影响下，特别容易变得脆弱。由此可见，只有在行动中的人才是在生活，只有在行动中生活的复杂性才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呈现。一个好人可能因为某种极端的情形而失去原有的品格，在具有好品格和生活得好之间存在着鸿沟。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化解一切价值冲突的终极答案。
诗比历史更富哲学性
基于亚里士多德的立场，努斯鲍姆认为悲剧的最重要价值体现在对伦理问题的探询之中：“伟大的悲剧情节探究了我们的善与我们的好生活，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品格、意图、渴望、价值）与我们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之间的鸿沟……亚里士多德相信这个鸿沟既是真实的又是重要的。”悲剧中的复杂故事“在提炼我们对人类生活的复杂‘材料’的知觉中，能够发挥有价值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对诗的重视归根到底体现在诗所产生的伦理效果之中。他的《诗学》看似朴实客观，甚至略显乏味，但在其中渗透了这位思想家强烈的伦理关怀。努斯鲍姆对此做出颇有价值的解读，并有效地论证了亚里士多德如何看待诗对观众情感的影响，诗的内在形式如何与观众对人物的认同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情感联系，以及诗所产生的激情如何道出生活的真理。
有关悲剧作品如何引发观众的情感，努斯鲍姆指出，这里存在着三个层次的对作品的情感回应：
1.针对作品人物所产生的情感：(a)在认同过程中分享人物的情感；(b)对人物的情感作出回应。
2.针对“隐含作者”所产生的情感，即对作为整体的作品所作出的情感回应：(a)通过同情来感受生活的意义及其情感；(b)以同情或批判的方式对此作出回应。这些情感可以在特殊与一般的多个层次上发生。
3.针对一个人自身的可能性所产生的各种情感。这些情感也是在特殊与一般的多个层次上发生。
努斯鲍姆在此借用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的小说理论，把现实中的作者与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现实读者与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区分开来。在布斯的叙事理论中，“隐含作者”用以解释作为整体的作品的意图，区别于现实中的作者，也区别于作品中的个别人物。比如在欣赏《俄狄浦斯王》时，观众可以对作品人物俄狄浦斯产生同情并做出回应；观众还可以对作为整体的《俄狄浦斯王》做出回应（努斯鲍姆指出，悲剧中的“歌队”通常会扮演“隐含作者”的角色）。最后观众还会通过俄狄浦斯的悲剧性遭遇而联想自己的生活：我是否也会遭受同样的苦难？因为现实中的观众并不会对一部悲剧作品做出同样三个层次的情感回应，现实中的观众会因为自身不同的心境与阅读方式，产生千差万别的阅读经验。因此努斯鲍姆借助“隐含读者”这一概念来设想一种悲剧欣赏的理想状态。
杰出的剧作家为了有效地引起观众的共鸣，往往需要对悲剧形式有所重视。亚里士多德强调，成功的悲剧总是塑造跟我们普通人相似的英雄形象，他们不能过于完美：“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但同时悲剧仍然“模仿比我们好的人”。亚里士多德在此排除了那种他在《修辞学》中所谈到的不受伤害、坚不可摧的人。因为这种人物对于悲剧情节而言毫无意义。当我们认同于这类人物时是丝毫不会产生任何怜悯与恐惧的。虽然《诗学》看上去平淡无奇，谈的都是形式问题，但其背后的伦理关怀不可忽视，亚里士多德本质上强调的是“修辞即伦理”。正是通过这种形式上的耐心处理，悲剧才能在观众身上激发出“类似的事情可能发生(things such as might happen)”的真实情感。
在此意义上，观众不仅仅是在阅读悲剧情节，而且还是在阅读这个世界，阅读他/她自己。观众通过它来聚焦特定的个人现实，其形式能够帮助我们穿透日常生活的迟钝与麻木，向我们显示了关于我们以及现实处境的某些具有深度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的含义所在。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实际发生的事情，但这种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合理；而诗则告诉我们可能发生的事情，虽然没有发生但却合情合理。因此诗较之于历史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它能传达一种普遍意义，并能够在观众中得到共鸣。
在悲剧所引发的情感中，努斯鲍姆尤为重视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怜悯与恐惧”这两种情感。其所涉及的怜悯与恐惧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怜悯与恐惧，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怜悯”是指一种对另一个人的痛苦或苦难的感同身受，这种苦难不是琐碎的，而是某种真正重要的东西。人之所以对他人产生怜悯之情，是基于我自己也同样脆弱的信念。努斯鲍姆对此这样写道：
我们怜悯菲罗克忒忒斯，因为他被遗弃，在痛苦中孤身生活在一个荒岛上。我们怜悯俄狄浦斯，因为他出于自己的品格而履行的恰当行动，并不是他出于无知而犯下的可怕罪行。我们怜悯阿伽门农，因为环境逼迫他把他自己的孩子杀死，而那个行为不论是对他自己的承诺来说，还是对我们的伦理承诺来说都是一件令人反感的事情。我们怜悯赫卡柏，因为环境剥夺了使她的生活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一切人类关系。通过注意到我们对怜悯的回应，我们就可以指望自己更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对生活中重要事情的不言而喻的看法，认识到我们最深的承诺的脆弱性。
“恐惧”也具有类似意义，它意味着那些糟糕的事情是巨大的或严重的，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它们发生。努斯鲍姆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中有些东西对幸福而言至关重要，是我们需要恐惧的。因此好的悲剧就是通过唤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从而“把某些重要的、有关人类之善的东西向我们揭示出来”。
当然，悲剧所产生的伦理效果并不止于怜悯与恐惧，这两种情感只是通往伦理真理过程中的手段，真正的伦理效果则要落实于“净化/澄清(katharsis)”之中。在努斯鲍姆看来，净化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指的是“把一个清晰的结果产生出来的过程，即对某些障碍的消除，而那个结果是在没有那些障碍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澄清”并非理智上的澄清，澄清一定是可以通过情感性的回应（作为规定性的状态）发生的。“这些真实的层面”是无法通过理智来揭示的，而是通过经历悲剧的震惊和打击才能得到。人的伦理智慧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层面的简单知道，而是一种基于身体感知的人生智慧。努斯鲍姆以阿伽门农为例，他从头至尾都知道伊菲革涅亚是他的女儿，但他的“知道”并非“真正知道(really know)”，他缺乏一种“真正的理解(true understanding)”。在这个理解中，情感与思想是在同时起作用的，记忆与慎思成为感情的基础，通过痛苦我们有所领悟。
这就意味着，悲剧所传达的伦理真理，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情感意义上；这种真理也不是给“人应当如何生活”提供一个准确清晰的答案，有时反倒是一种困惑与疑问，促使人们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询与追问：“我们究竟认为自己是谁，哪里（哪一片天空）是我们理想的家园？”但这种探询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其背后似乎也包含着一种确认：“古希腊悲剧独具特色地展现了两件事情之间的一种抗争：超越纯粹属于人的东西的渴望和对这种渴望所导致的损失的承认。”
这种对人生复杂性的体认，体现出悲剧在提升人们感知生活世界能力上所具有的价值。在努斯鲍姆看来，悲剧有助于培养精细的感知，而这种感知就是人类判断中最好的那种判断。因为其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类生活的冲突性，“使我们体会到了真正思想的困难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还让我们认识到，“没有冲突的人类生活，比起充满了冲突可能性的人类生活来讲，无论在价值和美感上都要逊色得多”。在此意义上，努斯鲍姆对悲剧伦理内涵的理解与特里林提及的“道德现实主义”趋同。特里林忧虑地看到，在其生活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太多不加审视的、廉价的，同时又是刚愎自用的道德热忱（或称“惰性的道德”）：
思想总是晚来一步，但诚实的糊涂却从不迟到；理解总是稍显滞后，但正义而混乱的愤怒却一马当先；想法总是姗姗来迟，而幼稚的道德说教却捷足先登。我们总是用自己最优秀的品质去与时代的紧迫要求相抗衡，因此似乎喜欢谴责这些优点，而非那些最恶劣的品质。
为此，他希望人们能先停下来思考伦理生活的复杂性，而不是自信满满地忙于布道，因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最宏大的希望中所埋藏的危险”。在此意义上，悲剧与小说中的道德想象能够将“读者引入道德生活中去，邀请他审视自己的动机，并暗示现实并不是传统教育引导他所理解的一切”。此外，波斯纳也表达过类似看法，伟大的作品从不提供安全感，特别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其伟大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不论任何作品中表达的是什么明确的见解或主张，它们都完全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放在一个复杂对话过程当中，这样它们就永远都不是单独作品的‘最终语汇’。”在探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时，努斯鲍姆看到的就是诗的这种在洞悉生活复杂性、艰难性以及矛盾性中所展示出的卓越实践智慧。
当然，对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诗学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有学者质疑。特里·伊格尔顿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诗学并非完全一致”。在他看来，“《诗学》的风格单调乏味、杂乱无章、如讲稿一般，但却出了名地很少传达实际悲剧经验的意义”。对此努斯鲍姆有所回应。首先，由于亚里士多德大部分作品已经永久佚失，所以这些作品无法表明“亚里士多德是如何把‘哲学的东西’与‘文学的东西’相互联系起来”。其次，由于在个性和才能上的差别，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那样在哲学写作中很好地融入文学的风格，但这并不代表他对文学缺乏尊重。最后努斯鲍姆还指出，要在伦理与诗之间建立联系，并不意味着必须要把“批评与癫狂、说明与激情揉成一团”，“我们可以把他的伦理著作看作解释性的著作，看作对日常生活和悲剧诗中所发现的‘现象’的整理”。
在此意义上，努斯鲍姆完成了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继承与改造，并在亚里士多德的指引下突出了诗在培养与塑造人类感知这一实践智慧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这种诗性的智慧会让人们以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去认识这个复杂的生活世界，并在对好生活的道德探询中认识到自身的脆弱。不过后文也将谈到，努斯鲍姆后期对诗的认识多少抛弃了这种情感认知意义上的探询，以及这种探询所得到的关于世界丰富性的认识，而更关注其所激发的同情如何为现实的社会正义事业服务，而这种社会正义却是由相对单一的道德规范所支撑。这在很大程度上跟希腊化时期伦理思想，尤其是斯多亚学派对她的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