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海商界的工赈：以北方工赈协会为中心

工赈尽管古亦有之，但直到民国时期，随着救灾思想的近代化，工赈才被普遍重视，并被诸多赈务专家誉为“最具科学原则及最适于应用之救灾办法”。不少上海商界人士在筹募华北旱灾急赈过程中，认为赈灾“有急赈与工赈之别，为一时救急计，则以急赈为宜，若为增进社会生产力及铲除灾源并筹备地方永久福利计，则工赈当务之急”。而且从灾民情况看，任何一次灾荒所致的灾民，都可以分为三类，“一为老弱孤寡，二为强壮而有技艺者，三为强壮而无技艺者。其属于第一类者，既乏谋生能力，惟有施放衣食，救其生存。其属于第二类者，宜各授以工业，使能自食其力。其属于第三类者，则以容纳于筑路、浚河、开垦等事为相宜，而各类之中，尤以此类灾民为最多数，若一律施以急赈，不特使经济消耗于无着，且易养成灾民之惰性”。急赈属治标之计，工赈为治本之策，急赈、工赈不可偏废。所以，上海商界在对灾民施以急赈之时，也致力于工赈，其中北方工赈协会致力尤勤。

如前所述，北方工赈协会主要由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银钱业公会专为赈济华北旱灾而设。纱厂联合会张謇的灾赈思想中非常注重工赈，提出赈灾“因本及标，非以工代赈不可”。9月24日，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及铁业召开联席会议，宋汉章、吴寄尘、叶扶霄、徐静仁、史量才、钱新之、黄任之、沈信卿、郑培之、穆藕初、刘伯森、秦润卿、陈光甫、林康侯、倪远甫、薛文泰等出席，讨论直、豫、鲁等省灾况，商议救济办法。会议采纳张謇的意见，决定发起成立北方工赈协会，在银行公会设立事务所；会议议决筹集赈款，以八成办工赈，二成办急赈。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客有归自直鲁豫诸省者，慨述各地旱灾惨状，同人等恻然心动，特联合纱厂、银行、钱业等公会，共筹救济。佥以为此次灾情奇重，灾区广被百万方里，灾民多至数千万人，区区数团体之棉力，何异以杯水济车薪，用是权衡利害，冀得一当，与其抱普济之宏愿，而反不能实济一人，不如就一部分力所能尽者为之，或可使一二地方，得受其实益，此意当为明达者之所许也。近顷以来，我国各地，水旱之灾，几无岁无之，虽曰天灾，讵非人谋不臧之所致，不早图之于灾未实现之时，坐待其灾重而始济之，灾无已时，济无已时，弭灾之术不讲，济灾之力将穷。苟非至愚，岂宜出此？弭患之根本计划，无如以工代赈。惟当兹灾情急迫，势不得不标本兼治，因是屡经集议，决定以所筹赈款，八成办工赈，二成办急赈。工赈治本也，急赈治标也。同人等所见如此。如或各赈团赞同本会宗旨，愿加入本会，遇事提挈，互相维助者，皆所欢迎。若或别有嘉谟鸿猷，则本会愿与分工而事。”其初定办法规定：该会因北省灾情之重大与近年偏灾之迭见，为根本之救济，急赈以外，特重工赈，故名北方工赈协会；该会所有赈款以二成办急赈治标，八成办工赈治本；工赈从调查入手，其种类包括开河、凿井、建闸、浚陂、种树、筑路等。后来通过的正式章程规定：该会“以兴办工业、救济灾民为宗旨”；凡与该会宗旨相符并赞助该会之进行者均得为会员；该会工赈包括安置灾民进行介绍职工，筹办各种制造、土木工、垦植造林事项，劝办各种工业及谋便利进行起见得代任设计、测绘调查、预算事项；该会经费由会员担任筹集，但不零星募捐。9月28日该会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公推张謇、张詧为名誉会长，徐静仁为总务理事，钱新之为会计理事，刘伯森为文牍理事，吴寄尘、方椒伯为审查理事，武棣森、盛筱珊为交际理事，王杏塘、田祈原为庶务理事。公推沈信卿、黄任之、史量才、秦润卿、宋汉章、王俊臣、穆藕初、荣宗敬、聂潞生、刘厚生、张则民为名誉理事。该会一成立即“由纱厂、银行、钱庄认捐巨数者，为数颇多，并由铁业公会向同业中募集六千元交入该会”。上海华兴面粉公司也捐入杂面100箱。

北方工赈协会成立后，即根据章程着手推进筑路、浚河、招收灾民到上海等地工厂企业做工等工赈事宜。张謇在该会成立给熊希龄的电文中说：“拟筹百万元，择北省二三县实行工赈，其目分辟建闸、凿井、造林”，“更拟一移民办法，招壮丁千人南来，分作治河、筑路等工，运河局、南通工程处，各居其半”，另找童男女二三百人，以为将来工厂之备。

关于以工代赈的具体工程，北方工赈协会内部一时并没有达成共识，形成明确的集体决策。纱厂业穆藕初从一开就明确提出以工代赈修筑豫西至陕境内道路，并且切实从事筑路工程的调查、勘测等工作。

穆藕初是沪上新一代极具开拓创新意识的企业家。他壮年留学美国，1914年获塔克塞斯农工专修学校硕士学位后回国，仅仅几年内就创办了德大(1915)、厚生(1917)、豫丰(1919)三纱厂及中华劝工银行(1920)等实业，参与发起纱厂联合会并任该会下属植棉委员会委员长，成为颇具影响的实业人士。华北亢旱成灾后，他积极倡导并着力推进工赈，《申报》称“近来上海穆藕初氏倡以工代赈说最力”。关于工赈协会的具体事项他主张实施“路工”。

北方工赈协会甫一成立，穆藕初即于10月2日前往河南灾区调查灾情、勘测工赈事宜。10月5日抵达郑州后，通过与豫丰纱厂同事、开封总商会会长杜秀升及吴佩孚等交谈，并阅《灾况调查表》《赈荒议案》后，初步形成以工代赈续修陕县至潼关大道的设想，并于6日电北方工赈协会。7日，他又函致北方工赈协会徐静仁、宋汉章、秦润卿、史量才、黄任之、钱新之、陈光甫、刘伯森、荣宗敬、田祈原等，详细阐述了工赈筑路计划。他在函中说：山东德州南直隶及豫北彰德一带灾情之重，固为数十年所未见，沿陇海路经陕州至潼关一线，灾情也重。他指出：“豫西赈济，固以以工代赈为最善。现观音堂至陕州之路，已由陇海路即日开工，以工代赈，惟自陕州至潼关，为通陇秦晋豫之大道，只以年久失修，行旅维艰，致于交通大受障碍。”因此，他提出以工代赈修筑此路，并阐述其有“八利”。他说：

自灾荒与兵事并乘，良民流为匪者日多，若能以工代赈而救济之，则盗风或可稍戢，而良民亦得安枕，其利一。现拟修筑之路，本属原有大道，计长一百八十里，依原路而修理之，可免旷日持久，从事测量之烦劳，亦可使灾民即获工赈之实益，其利二。此路既为陇秦晋豫往来大道，一旦修整完善，商民咸均称便，四省商务，当能日有起色，其利三。陇海东线，现将动工，如西路能修整通行，则陇秦晋豫之土货，可以直达海口，其利四。数年前，德大纱厂曾在陕西之同州、朝邑，河南之陕州等处购花，只以汇兑不通，旋即中止，苟此路一旦构通之，于银行、钱业之营业，定多拓展，其利五。陕花质美，甲于他省，此路修整后，陕花之运申较便，则其价定可较廉，实于纱业前途大有裨益，其利六。陕西受不良政治之结果，以致土产臃积，无可输运；甘肃素称富饶，亦因交通不便，致商业停滞。现潼关至西安一路平阳计二百九十里，长途汽车已有不日开车信息，则自西安至兰州，亦可互通声气，如陕州至潼关之大道修整完备，与之衔接，是陇秦晋豫四省商务定必日见发达，其利七。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及华商纱厂联合会，发慈悲大愿，提倡以工代赈，今若修筑此路，便益商民，不但副三会提倡之苦心，并可使全国人民留一模范，作真正福国利民之举，其利八。

穆氏在电文最后说：修筑此路经费约需20万元，自己所经营的豫丰纱厂有4名曾参修洛潼铁路的工程师，可义务担任修路工作。“至调查灾况详情及筹拟修路方法，俟弟到潼关再行电告。尚请诸公先行集议，决定预备款项，以便早日兴工，而使此邦灾民，得即沾惠泽，如荷决定照准，即请电示穆郑州，俾得即行招募灾民，从事工作。”10月10日穆藕初一路勘察至陕县后，又长函北方工赈协会徐静仁、宋汉章、秦润卿、吴寄尘、史量才、钱新之、陈光甫、刘柏森、荣宗敬、田祈原等，除续告沿途灾情外，对前述修筑陕州至潼关大道提出修改意见，即延长原线路，改从观音堂经陕州直达潼关。他说“原拟自陕州而至潼关，惟查观音堂至陕州之路，即使陇海即日开工修筑，而沿途灾民甚众，恐不能悉数容纳。陇海所筑之路，系属轨道，其间建桥梁、开山洞，种种大工程，计非三四年不克全路告竣，现待赈之灾民，既不能任听坐守以待毙，而将来陕州至潼关之大路工先毕事，如观音堂至陕州之轨道不能通行，是犹五脏病愈而喉疾为梗，出纳不灵，经络阻塞，斯仍无补于事。……是以弟现改变方针，拟自观音堂大路修通陕州而直达潼关，以期灾民得多容纳，而全路获早日畅行，实于工赈、交通两有裨益”。因路线加长，穆氏测算经费也由20万增至30万元，他希望工赈协会竭力筹款30万元，“集议许可，成此伟举”。工赈协会理事刘厚生在调查北方灾情报告书中提出，如欲办理工赈，修筑一有裨于工商业的道路较为可行，因为如在北方开浚，非大举不可，区区数万元无济于事。

工赈协会两名誉会长张謇、张詧一直是工赈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就工赈协会的工赈事项，都倾向“河工”。张詧认为水利不兴是灾荒之源，不弭致灾之源，终无停赈之岁，所以他倡议工赈协会兴修水利。张謇则在华北大旱成灾后，即自行筹资，调拨河海工程学校有经验学生，前往北方调查，以便开展疏浚、开挖河道等工赈事宜。为使有限的经费用于确实可行且最为有益的工赈项目，工赈协会第7次理事会再次讨论，有认为“据调查所及，觉筑路之利，似不如修河之溥”。讨论后议决：因现工赈工程均在河南境内，事关河南利害，请由河南省议会及督军省长公决。工赈协会随即发出的致豫省省议会及督军省长电称，“敝会前经专员调查贵省工赈办法，据分别报告到会，豫北卫、淇、洹诸河流域沟渠，及豫西观潼大道，均有施工之必要。惟敝会现已筹集预备贵省工赈之款，约仅三十万元，势难兼营并进。事关贵省利害，应请就渠工、路工两项办法，详加讨论，决定其一”。同时，工赈协会就“豫之沟渠，直鲁之河工”等适宜的水利工赈提出了详尽调查报告。12月2日，河南督军省长回电说“无论渠工路工，同为救苦救难。……豫西灾匪交迫，水火益深，未免向隅，拟请从速先修豫西路工。……路工完竣以后，如有余款，或另筹的款，再办豫北渠工”。但工赈协会随后即以豫西观潼大道既已由河南省请公款修筑，决定专办河南水利，并电告河南督军省长“即当延请义绅来豫布署，尚希随时匡助”。

图1-3　工赈协会救灾计划（《时报》1920年11月21日第3张5版）

工赈协会说不能兼营豫西观潼大道而专事水利，但实际上，随后开展的工赈事项仍是河工、路工兼顾，不过以河工为主。该会在豫西洛阳、宜阳、洛宁、孟津、偃师、巩县、新安、渑池、伊阳、嵩县、临汝、郏县、宝丰诸县以工代赈治河渠22条，修建堤坝4项，修建石水闸3座，并修筑了一些沿河道路。如在巩县，工赈协会“派员分赴各区察勘赡济，巩民蒙惠数约六七千元，除筑城内外堤，余修沿河道路”。在新安县，工赈协会派施雄飞携款1万元，修龙头山、安集村、李家园、筱村各渠道。其中重建洛阳天津桥是一项重要的路桥工赈工程。唐时洛河上始建“天津”石桥，后被毁，仅存兀兀一孔。工赈协会采欧西建筑法，历时10个月，用银元7万余元，把它重建成钢筋混凝土大桥，桥长206米，宽6.1米，23孔，中间21孔单跨9.2米，两边孔各6米，为中原地区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工赈协会会长张謇评此桥说，其“费亦云巨，工亦云致”。

上海北方工赈协会的工赈还有“移工代赈”。所谓“移工代赈”就是组织招收灾民（主要是豫直两省灾童）进上海的棉纺、面粉、缫丝等工厂学艺，艺成之后仍回北方，分派当地各工厂工作。工赈协会第6次理事会议决拨专款4万元（系贾汪煤矿公司总经理袁述之捐助专门用于“移工代赈”之款），会同京津各团体合办移工代赈，以6个月为期，约移灾民1万人到上海学艺，并推该会理事、棉纺企业家刘伯森专办移工代赈事宜。工赈协会为此专门派人在天津、郑州等地设立办事处和灾童招集所，其招收办法规定：只招收13—18岁的灾童；有疾病及残废者不收；每10名灾童中择以知识较好的为什长，其余9人受其约束管理；每灾童50人，招年30岁左右灾民1人为棚头，各灾童均应听其管理，该棚头到南方后应一律工作；灾童选定后由本人及家长、保护人出具志愿书存查；灾童选定后，随时列册并给号名标签悬挂胸前，即入招集所静候启程。为保证招收灾童运沪工作安全、顺利，工赈协会致函直隶、河南两省省长、天津警察厅长，希望帮同招集，一体妥为保护。直隶省公署随即训令各县遵照保护，天津警察厅也通令各警区署一体遵照。

与筑路、架桥、治河类工赈需要调查设计、厚集赈款，因而进展需时不同，工赈协会招收灾童赴上海等地学艺一事启动早，进展快。至11月中旬，豫北已有数千人通过铁路从郑州运至汉口，再乘轮船至上海。直隶方面，也已有2批400余人从天津轮运赴沪。因大批灾童至沪，一时难以全部落实进厂学艺，工赈协会充分利用《申报》等媒体刊发“告白”，请需要灾童做工的厂商前去接洽收领，所以也有不少上海之外的厂商领用此项灾童。例如，1921年3月23日《申报》就报道，苏州宝通纱厂赴沪选招了82名灾童进厂工作。

工赈协会招灾童赴沪工厂习艺，把赈、养、教结合起来，拓展了工赈内涵，收到很好的实际效果。时人有评论说，“北方旱灾，沪上诸慈善家除筹办急赈外，更办工赈，拯救无衣无食之灾童，安顿于沪上，鼓吹各业工厂收充艺徒……使无数儿童将来谋生有术”。

上海商界赈济灾童当然不仅仅只有北方工赈协会，大昌烟公司也颇具成效。大昌烟公司是著名旅沪浙商黄楚九创办、经营的工商兼营商号，除了经营英美烟公司等厂商“天坛”等牌号香烟外，自产“婴孩牌”等香烟，畅销市场。北五省旱灾发生后，黄氏鉴于直豫鲁三省灾民衣食无着，论斤计值鬻其子女，决定出资设立收抚灾孩所，收抚灾区儿童，运往南方各埠孤贫苦儿等院留养，或入工场习艺，均由黄氏按月给予每名四五元之用费。该公司10月2日召集的灾孩收抚会议推举席立功、史量才、汪汉溪、周金箴、狄楚青、陆伯鸿、吴寄尘、席子佩、陆维镛、沈田莘、倪远甫、刘厚生、庄得之、盛泽臣、朱葆三、傅筱庵、叶山涛等40人为议董，其中绝大多数为著名商人。会议还确定了上海及江浙地区相关慈善机构、企业行号收抚灾孩数量，即新普育堂收一二百名，闸北惠儿院收四五十名，联义善会收100名，栖流所收30名，镇江苦儿院收三四十名，无锡富安乡公所所办锡西苦儿院收100名，宝山县贫民习艺所收13岁以上灾孩20名，昆山育婴堂收三四十名，宜兴张渚普益艺徒学校收12岁以上孩童10名，戈登路森林藤器厂安插生徒30名，英美烟公司收9岁以上孩童200名，荣宗敬收9岁以上孩童100名，普益习艺所收14岁孩童20名，苏州通和坊雷宅代养六七岁孩童20名，贝勒路永庆坊俞瑞丰五金工场收学徒10人，祥大金木厂收十三四岁艺徒4名，闸北慈善团也允收灾孩。随后的收抚灾孩所议董会议议决收抚工作在直豫鲁三省统办，首先从郑州入手，天津等处继之。郑州方面，由施省三、吴引之、管趾卿等6人组织保婴队即日出发，收抚灾孩即电致上海大昌烟公司派人接收；天津方面由黄楚九亲赴天津，办理收抚。

大昌烟公司收抚北省灾孩的工作很快见著成效，仅至11月初，第一批灾孩59名已安置新普育堂，第二批豫省灾孩140人已抵上海，第三批126人抵达汉口后已乘船赴沪。为教养灾孩，大昌烟公司得善士捐助，在公司专筑灾孩教养院，并于1921年7月落成，作为北地灾孩的教室、寝室。大昌烟公司收抚北省灾孩工作，受到当时舆论的好评，《申报》称“此项巨大之善举，实足令人钦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