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海商界的急赈

旱荒奇重，灾民嗷嗷，饿殍载途，救灾急如星火。直皖战后，直奉两系共撑的北洋政府始考虑救灾事宜。9月11日，北洋政府发布大总统令：“着内务、财政两部，会同各该省长官，迅筹款项，赶办急赈。”但北洋政府的财政既如署财政总长周自齐在呈总统文中所说，已十分“危迫”，“破产之祸立见眉睫”，根本没有财力赈济如此严重的灾荒。一时，社会舆论纷纷呼吁民众、特别是商民自救。《申报》“杂评”指出：政府无力赈灾，势将任灾民宛转以毙，“欲救此劫余之民，惟在吾民自救而已，尚能望之执政之当局耶？”新闻出版界著名人士杨瑞六更是直接呼吁：“政府既无望矣，吾不得不希望商民之努力！”

这一呼吁代表了时人的热切期望，也反映了一客观历史事实，即进入民国以后，由于民初政府制定了诸多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法规，特别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国资本主义进入持续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或者说“商民”队伍迅速壮大，他们在慈善救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是杨瑞六所说的“商民”最集中、实力最雄厚的地区，进入民国以后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灾荒救济中心。正如时论所说“上海为中外通商巨埠，物力雄厚而好善之士又多荟萃海滨，故凡南北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灾，兵戈疫疠，则上海慈善之士必出其雄才大略，筹款救济，故中国言慈善者，必以上海为中心也”。

此次华北旱荒渐现后，各受灾省区当局、相关团体、名流贤达函电交驰，纷纷向上海、特别是上海商界乞赈。例如，8月31日，旅沪浙商王一亭、徐乾麟任正副会长的中国济生会接河南督军赵倜、省长张凤台乞赈电说：“豫省本年亢旱成灾，河北尤烈，二麦无收，秋禾未种，树皮草根，剥掘净尽，沿途饿殍，鹄面鸠形。豫南豫西各县，迭遭兵燹，流离转徙，十室九空，满目疮痍，不堪言状”，“上年豫省水患侵寻，蒙贵会拨放巨款，惠救灾黎，义粟仁浆，至今感荷。此次灾情更甚于前，呼吸倒悬，虽郑侠流民图不能尽其惨状。贵会恒以慈善为怀，仍乞婆心毅力，迅赐派员携款来豫，庶能起死回生。”9月11日，著名商人朱葆三、王一亭、施子英等主持的仁济善堂接天津畲桂笙乞赈函说：“直省旱荒，赤地千里，饿殍载道，殊深悯恻。查今岁春夏未雨已将半载，田亩干裂有七十余县之谱。逃荒难民，扶老携幼，纷纷来津求生。”请求仁济善堂遍告上海各慈善团体，速筹救济之方。同时，仁济善堂、中国济生会又接陇海铁路督办施肇曾给其家兄施子英电，说“豫中旱荒已成，河朔洛西尤甚，开属如汜水、荥阳、密新及郑州之西南均已成灾，仓无粒米，库无分文”，请施子英代为呼吁乞赈。

在纷驰的乞赈函电中，1920年9月16日旅京江浙名流的乞赈电颇具代表性。这份由田文烈、孙宝琦、曹汝霖、颜惠庆、钱能训、王克敏、吴鼎昌、冯耿光、张嘉璈等官宦名流署名的乞赈电，说：“上海周翼云局长乞分送唐少川、唐蔚芝、陆伯鸿、沈子[志]贤、盛泽臣、盛泮臣、盛华[苹]臣、许秋帆、贝润生、徐冠南、庄得之、王儒堂、余日章、施子英、管趾卿、杨信之、朱志尧、刘柏生、刘厚生、徐乾麟、秦润卿、朱葆三、宋汉章、王一亭、沈联芳、刘澄士、钱新之、叶揆初、盛筱珊、李寿山、李馥荪、钟飞斌、荣宗敬、荣瑞馨、邵子瑜、傅筱庵、谢仲生、陈竹琴、周扶九、虞洽卿、闻兰亭、周金箴、刑蕊轩、张让三、顾馨一、唐露园、黄任之、沈信卿、叶桐生、锺紫垣、任筱珊、赵燧山、史量才、田新[祈]原、王子和、席子佩、汪汉溪、张乐君、朱吟江、祝兰舫、谢蘅窗、顾子盘、费鸿生、沈田莘、陈光甫、沈蘅甫、陈景安、狄南士、狄楚青、潘静波、陈炳谦、田汝霖、席立功、叶子衡、薛宝润、邱渭卿、乐振葆、汤节之、冯筱三、黄伯平、吴麟书、薛文泰、沈润揖、张云伯、陈瑞梅、张延钟、李柏葆、黄楚九、张彝仲、杨汉汀、徐宝琪诸先生同鉴：本年北方直豫鲁等省亢旱成灾，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惨不忍言。据外人调查，灾民竟逾二千多万，荒像之烈，从来所未有。现经江浙人士特约同十省同志，发起组织北省急赈协会，各就心力，先行认捐，或筹垫凑集巨款，切实赈济，以补官赈之不及。惟灾区太广，全赖各处募捐源源接济，方能普救灾黎。夙仰诸公福善为怀，……务恳慷捐巨款，鼎力维持，俾资救济。”

上述电文所列达9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为上海商界名流（见表1-1），其中曾任上海总商会会董、会员就达54人，内中又有31人曾任上海总商会议董（会董），其他如周扶九、朱志尧、刘厚生、叶揆初、沈田莘、陈光甫、叶子衡、薛宝润、吴麟书、潘静波、荣瑞馨、王子和、任筱珊、沈子贤等，虽未曾任总商会会董、会员，但都是上海工商金融界著名人士。史量才、狄南士、狄楚青则都是报业、书业巨商。王正廷此前虽一直在北南政府外交、财政部门任要职，但1920年、1921年在上海创办多家棉纺、银行、交通企业，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从表中可以看出，该电文所列要人中，工商界人士达80%以上。这则电文寄托了旅京江浙名流对上海商界救灾的众望，也是上海商界已成为全国灾赈主要力量的历史反映。

面对严峻的灾情和纷驰沪上的乞赈函电，上海商界联合其他中外救灾力量，筹组赈灾团体，募集赈灾款物，组织堪灾散放，立即掀起大规模的急赈活动。以下笔者仅罗列9月中下旬上海商界的筹赈活动略作说明。

9月11日，施子英、陆伯鸿、沈志贤、管趾卿及唐少川约请朱葆三、王一亭、宋汉章、朱志尧、盛丞泽、唐露园、庄得之等中西绅商40余人集议直省旱灾赈务，议决成立专门筹赈机构，朱葆三、唐少川为临时干事长，推施子英、陆伯鸿、孙仲英、庄得之、徐乾麟、管趾卿、王正廷为筹备员，初定名为中华七省义赈会，后朱葆三、陆伯鸿等与英、美、法各领事及英美等商会联系，觉得仍用华洋义赈会名义较为妥善。

9月16日，上海华洋义赈会因直鲁豫旱灾在仁济善堂召开紧急筹赈会，“到会董事有宋汉章、傅筱庵、陆伯鸿、秦润卿、唐少川、施子英、谢衡[蘅]窗、孙仲奚、朱葆三等二十余人”。傅筱庵在会上提议，因北方灾民急待赈济，请与会各董先行筹垫若干万元以采办米粮，并自告奋勇首先借垫10万元，银行公会会长宋汉章、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以及陆伯鸿、朱葆三等纷纷认垫，总数即达50万元之巨。

9月20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全体同人200余人假东亚酒楼开同乐大会，期间演讲北方灾情，全体同人表示愿一致捐助，并于22日组队筹募，待集有成数，拟交华洋义赈会转放。华洋义赈会于同日接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全体同人函，以北方灾情奇重惨不忍言，特将中秋节筵资40元移助赈款。福建路商界联合会也于当日召开第51次常会，会议主席邬志豪提议救荒办法，指出此次各省区灾荒范围颇大，本路各商号应尽力捐输，将捐集之款送商会承办救济。9月21日，上海中孚银行行长孙景西、谢芝庭，东陆银行行长方椒伯、林斗南，华孚银行行长洪念祖、徐起凤等提议将上海商界各业习俗的中秋月饼酒筵等资移作赈款。上海丝茧业总公所总董沈联芳也在同业中发起移中秋宴资作为赈款。该日《申报》报道：中华银行亦移助中秋宴资24元，并报道说名商黄楚九助华洋义赈会办事经费3000元，外商英美烟公司慨助10万元，并已备经费4.5万元在“在北方已独设粥厂”。

9月24日，上海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各职员开始节减每天膳食，预计每月可节省300元，悉数充赈，并将当年中秋节酒宴资充赈。同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暨棉纱、棉花、证券、杂粮各部经纪人，召开大会磋议筹款赈灾办法，公决将10月1日至9日间交易额最大的2天该交易所及各部经纪人应得佣金利益全部助赈，预计可得赈款数万元。

同日，上海最具影响的三同业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召开联席会议，宋汉章、吴寄尘、叶扶霄、徐静仁、史良才、钱新之、黄任之、沈信卿、郑培之、穆藕初、刘伯森、秦润卿、陈光甫、林康侯、倪远甫、薛文泰等出席。因北省灾情重大，议决三团体联合成立北方工赈协会，筹募赈款，以八成办工赈治本，二成办急赈治标。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也于同日召开第四十次董事会，邬志豪提议：本会为上海商界最巨之团体，应该组织灾赈会，以救灾区生命。会议选举产生了7人组成的委员会，全权办理灾赈，并议决与南洋烟草公司合作办赈。两天后，商界总联合会正式成立商界筹赈协会，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每销纸烟一箱助赈5元，以10万元为度，作为该会赈灾基础。

9月25日，上海华洋义赈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王一亭为会议主席，公推朱葆三为义赈会干事长，余日章为总书记，宋汉章、傅筱庵为经济董事。会议通过了华洋义赈会简章，确定筹款500万元。至会议召开时，已有上海纱厂联合会、面粉业、铁业、钱业、银行业等联合筹款100万元，专事工赈。总商会会员邱渭卿拟出10万元，独办河南急赈。上海银炉公会也于同日召开临时会议，议决筹赈款1000元，一俟汇集成数即当送华洋义赈会转放。

9月26日，上海先施公司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有多人演说北方灾情，职工踊跃捐输助赈，一时即得1530元，并将26、27日两天中秋习俗宴资380元节省捐赈，公司还特捐2000元，送华洋义赈会作“赈灾之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同人至该日也已筹赈捐500余元，该馆总务处及编译、印刷两处同人仍在积极筹募，预料可得3000余元。同日，上海福建路商号萃丰庄、正泰庄、勋纪号、元裕庄、德泰庄、宝成庄、邓仁泰号邓元廷同人等致函上海商界筹赈协会，将中秋节筵资移作灾区赈费。

9月28日，由纱厂、银行、钱业三同业公会组建的北方工赈协会召开理事会，议决内部组织案，并根据该案推举张謇、张詧为名誉会长，推举沈信卿、黄任之、史量才、秦润卿、宋汉章、王俊臣、穆藕初、荣宗敬、聂潞生、刘厚生、张则民为名誉理事，推徐静仁为总务理事，钱新之为会计理事，刘伯森为文牍理事，吴寄尘、方椒伯为审查理事，武棣森、盛筱珊为交际理事，王杏塘、田祈原为庶务理事，并议决先拨2万元汇交天津中国银行聂管臣放赈。

9月30日，上海面粉交易所因北省灾荒，召开会议筹议赈灾办法，理事长王一亭及荣宗敬、顾馨一及全体经纪人到会，决定以面粉每千包应得佣金2.5两提取五钱充赈款，从8月份开始提取。

仅从上述9月中下旬并不完整的史料罗列，就可以看出上海商界筹募华北旱灾急赈的一些特点。一是参与的工商团体、企业商号广泛。既有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这样上海最具实力的同业团体，也有各马路商号组成的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既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施公司、上海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这样的大企业，也有上海各马路的众多小商号。与此相应的是，参与筹赈的商人群体也十分广泛，既有朱葆三、王一亭、沈联芳、秦润卿、宋汉章、傅筱庵、穆藕初、荣宗敬、徐静仁、钱新之、施子英、陆伯鸿、陈光甫、聂潞生、田祈原、刘厚生、林康侯、倪远甫、薛文泰、刘柏森、吴寄尘、方椒伯、黄楚九、庄得之、朱志尧等这样的巨商大贾，也有还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二是筹赈力度大，反映了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也是全国赈灾中心的特点。上海华洋义赈会一成立就确定筹募赈款500万元，而且仅仅在一次筹赈会上，仅仅与会人员就能垫款达50万元，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家企业就能捐赈10万元，这样的筹赈速度与力度在其他地区恐是难以想象的。三是筹款助赈形式多样。有商界名流专为赈济北省旱灾设立灾赈机关如华洋义赈会，通过垫款、劝募等形式筹款筹物的；有多个既有工商团体联合设立专门灾赈机构筹赈的，如纱业、银钱业成立北方工赈协会；还有依托原有某一工商团体设立赈灾组织筹赈的，如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创设商界筹赈协会等；更有大量中小商号及商民节省日常开支捐资助赈的，如福建路多家马路商号等节省中秋习俗宴资助赈等。虽然有的商号节省的宴资仅仅几元、几十元，但真如当时报刊所评论的，“聚少集腋，积少成多，当亦可活哀鸿无算也”。正是因为上海商界如此筹募急赈，所以仅仅至1920年12月，在上海的华洋义赈会就已筹集赈款百万元，北方工赈协会40万元，广仁堂30万元，中华慈善团10万元，商界筹赈协会20万元，总数即达200余万元。《大公报》不无赞叹地评论道：“就上海一隅而论，华洋义赈会已近百万，北方工赈协会四十万，广仁堂三十万，中华慈善团十万，商界筹赈协会二十万，即此数团，已募集二百余万，现仍继续进行，不遗余力。”各类物品助赈无以计数，而商居其大半。如上海纱厂一业捐款就达数十万，该会北运的“急赈之品，厄于津浦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