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上海商界与民国旱灾救济

第一章 上海商界与1920年华北旱灾救济

一　四十年未有之奇灾

从1919年夏秋至1920年秋，中国北方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大部分地区出现持续严重干旱，造成比之“丁戊奇荒”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四十年未有之奇灾”。

关于这次奇灾的灾情灾象，当时各级赈务部门、赈灾机关团体有大量调查统计，报刊也有大量报道。就受灾区域而言，当时《申报》报道：大概灾区由保定以下直达河南南部，约长2000里，由东至西平均500里，最宽之处，为由陕西边境至山东潍县，计达1000里，灾区面积9万方英里。具体各省受灾县数及比例，“总计直隶全省一百三十九县中，受灾之县计多至七十余所，灾区面积约占全省面积十分之三，受灾状况在直鲁豫三省中为最重。总计山东全省百零七县中，受灾之县凡五十四，灾情面积约当全省面积三分之一，受灾状况，其重亚于直隶。总计河南全省百零八县中，受灾之县凡三十七，灾区面积约占全省四分之一，其中受灾最重之地，尤以河北道所部诸县为最，不独冠于本省，即在三省中，亦以该地为重”。

我们再看下各省的具体灾况灾象。直隶各县二麦实收平均5分余，宁津、庆云、丰润等24县实收仅1至3分，交河全县“二麦实收不及分”，阜城、衡水两县“阖境因二麦均已枯死，实无收”。南部的大名道，“年余无雨，遍野尽成飞尘，井竭泉枯，河畔几无青草。赤贫者束手待毙，中户人家争鬻子女以求食。青春少妇，十龄幼娃，代价不及十元。甚至专为求食，甘心随人作奴婢，而莫肯收留。……昔孟子之论凶年曰：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则父子相食，兄弟妻子相夺，较之不相见与离散者，相去又几何？盖自古饥馑之惨，未有甚于此时者”。

河南更是无处不旱，豫西各县年余未雨，烈日炎风，赤地无埂，“二麦仅收三分，秋禾一粒未成”。豫北“旱状更加厉害，卫辉、彰德一带几乎没秋禾可收，而且这一带麦秋也一点未收。……由磁钟过观音堂、渑池、新安、洛阳、磁涧、汜水等地，一直到郑州，连陕州以东，就连那雨尾都未见过，四望无垠，一片赤土，秋苗全行枯死，百姓们只有唉天怨地的份儿。一路上讨饭吃的，每过一站，总是几十”。南部13县则旱、水、虫多灾叠加。上年5月全境山洪暴发，泛滥成灾，白河、沙河、唐河等河沿岸数十里“人畜庐舍，漂没一空”。7月以后继以大旱，秋禾收成“平均不及十之一二”。是年春后，则风虫旱灾并乘，夏收减去十之七八，早秋仅及一二，晚秋颗粒未收。华洋义赈会河南查灾员报告说：“汴省灾区以河北各县为最甚，各县又以安阳、汤阴、临漳、内黄、武安、淇县、涉县为最苦，林县、溶县、汲县等次之。”这些地区民“本鲜盖藏，一遇凶荒，上中等户亦均变为贫，以致家家颗粒无存，演出极端惨状，树皮榆实，采取将尽，皮[秕]糠青草争食惟先，牛犬已绝，耒耜全无，尤其甚者，尸横于床而不能殓，棺停于家而不能葬，老者龙钟而不能逃，幼者号啼而不能顾，有逃于晋鄂等省者，有宁死故土而不出境者，鸠形鹄面，满目疮痍”。

山东“除胶东外，余悉被灾”。地瘠的鲁北、鲁西一带灾情尤重，东临道属县灾情尤重，“自客秋至今，雨泽愆期。二麦既寸粒未获，秋禾亦收获无望。米价昂贵，民苦艰食，饿殍遍野，逃亡载道。全区二十九县，竟有临清、馆陶、武城、夏津、邱县、德县、平原、恩县、陵县、德平、禹城等十余县，迄今尤赤地千里，野无青草，树皮草根，觅食已尽，典妻鬻子，相习不讳。更有堂邑、清平、冠县、寿张、阳谷、范县、濮县、朝城、博平、高唐、茌平等十余县，虽间有播种植苗之田，灾似稍轻，然因秋深落雨，种植逾期，非属苗而不秀，即属秀而不实。加以蝗虫、冰雹踵至纷来，收获仍复无望，饿死决难幸免”。

陕西省多灾并发，以旱灾、兵灾为主。陕西义赈会1920年10月的灾情报告说：“兵灾自六年秋至八年春，陕西血战三年，蹂躏七十余县，灾民百余万，公私财产损失约一万万元，人民死于兵匪者二万余人。旱灾自八年九月至今年七月，将近一年，未落透雨，灾区五十余县，极重者二十五县，次重者十八县，稍轻者十一县，饥民总数二百余万。灾民总数合兵旱灾民总计约三百余万人。”该会把陕灾分成紧急灾区及一、二、三等灾区。紧急灾区是兵旱灾兼备又有雹灾，灾情最惨之区，主要有耀县、同官、淳化、泾阳、三原、高陵、临潼、渭南、澄县、蒲城、白水、富平、乾县、麟游、韩城、郃阳、凤翔、岐山、宝鸡、商县、大荔、朝邑、洛南、醴泉、兴平等25县。一等灾区是兵灾旱灾兼备而重者，包括咸阳、郿县、盩厔、汧阳、陇县、蓝田、永寿、扶风、武功、华县、华阴、潼关、南郑、城固、安康、柞水、山阳、镇安等18县。二等灾区是受兵灾或旱灾之一而稍重者，包括凤县、留坝、褒城、沔县、宁羌、磗坪、紫阳、汉阴、石泉、洋县、白河、洵县、佛坪、略阳、枸邑、邠县、长武等17县。三等灾区是受兵灾或旱灾之一而稍轻者，包括宜川、宜君中部、洛川、延川、延长、清涧、长安、鄂县、郦县、肤施、镇巴、平利等县。

山西平常年份属粮食输出省份，但该年春“雨少风多，统计一百五县，除百分之二十土田向资河渠灌溉（者），尚能因时下种，余尽干燥，耕具难施”，直到农历五月初旬，才有濡土之雨，但“二麦已失长养之机，天时已逾布谷之候”，即便雨调适时，违时下种之禾，最多也就一半收成。“孰料炎炎长夏，雨泽未沾，赤野千里，魃鬼横行，伏已尽矣，禾苗盈尺，地如焚矣，蔓草同枯。”至9月中旬，山西“南北中三路，荒灾已成，百余县内颗粒未收者，占四分之一，有一二成收获者，占四分之二，半熟者不过仅十余县”。像灾情较重的安邑、芮城、新绛、夏县、稷山、河津、荣河、虞乡等8县，“每亩收麦一斗四五升不等，秋季粒米未收”。当旱情进入1920年盛夏，酷旱已致荒象严重显现、救灾已十万火急之时，北洋军阀派系间却为争权夺利再启战端，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与执掌中央政权的皖系军阀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直皖战争，战区范围恰好在旱灾严重的京畿及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天灾复遇人祸，旱灾叠加兵灾，灾区再遭涂炭，大大加剧了此次饥荒的严重程度。京畿地区在战场范围者“房屋早化灰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战场范围之外者“亦备受败兵之蹂躏，虽居屋未遭焚烧，而牛驴什物，则皆化为乌有”。另有报告说，京兆地区“迨军事告终，溃兵四窜，百十为群，肆行劫掠，衣服、财物、牲畜、用具，被抢之家，百无一存”。山东德县、陵县、平原、恩县、禹城诸县，“因直皖之争，横罹蹂躏之惨。微论战线以内，几尽焦土，即兵车所至，亦鸡犬一空。延袤数百重[里]，村舍荡然，流离载道”。河南各处至该年9月亢旱本已成巨灾，饥民相聚抢掠，粮坊囤户，被搜括无余，“树叶草根，均已罗掘净尽”，豫南豫西各县，复“迭遭兵燹，流离转徙，十室九空，满目疮痍，不堪言状”。

北洋政府内务部直言，各种天灾与兵灾导致3000万灾民，“此等灾民生活状况，始犹采摘树叶，参[掺]杂粗粮以为食；继则剥掘草根树皮，和秕糠以为生；近则草根树皮搜掘殆尽，耕牛牲畜屠鬻无遗，遂至典卖儿女，青年女子不过十数元，不及岁者仅值二三元。又其甚者，或因出外逃荒，将幼儿抛弃，或因饥饿不能出门户，合家投缳自尽。此外，逃赴未被灾各地者，经过京汉、津浦、京奉、京绥各路站，日又数起，扶老携幼，露宿风栖，嗷嗷待哺之声，尤属惨不忍闻”。至次年春，北洋政府财政部盐务署致内务部的一份公文中说灾民已达4000万人。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根据中外人士分投报告的数据核实统计，被灾的317县受灾贫民为19895114人（专指依赈济为生者），死亡50万人左右，赈济此20000灾民，以每人每月1元计，仅至秋收时也至少需款1.2亿银元。

图1-1　吴待为北方遍野灾民作画乞赈